鲁达 作者｜徐贲
一百年前，北平大学的学生读什么经典著作？
我手上有一本胡适于1922年6月28日作序的国立北平大学课本，纸张已经变得又黄又脆，有的部分还有霉迹。在我苏州老家里，这本书躺在一堆旧书里，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人碰过了。这是“文革”时两次遭抄家后幸存的一本残书。我十几岁的时候只是拿它当一个英语课本，至于它的编纂意图，我完全理解不了，也完全没有兴趣。我后来下乡插队，兴趣变了，也就再也没有翻看过这本旧书。
没有想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我自己为音频节目主持“西方人文经典阅读”的课程。在挑选篇目和讲解时，重新翻阅这本老书，这才体会到一百年前启蒙学人筚路蓝缕的辛苦。
1922年，胡适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他作序的这个课本的中文题目是《英文泰西文学：希腊罗马文选》（下称《泰西文学》），是四册一套中的第一本。另外三本分别是《圣经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我手上只有第一册，“文革”抄家后，家里剩下的一些书也都残缺不成套了，是否有过其余的三册，因我父亲已经作古20余载，永远无从询问了。我主讲的西方经典人文阅读在编纂上与这套书差不多，但分成五个部分：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
《泰西文学》共四册，每一册都是8部作品（大部头的则选其中的部分），是为一学年32周的课程设计的。四册书供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之用，基本上是一个“人文教育”或“普适教育”的课本，虽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希腊罗马这一册里，六部著作是希腊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埃斯库罗斯的《阿格曼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殴里庇德斯的《特洛伊的女人们》和苏格拉底的《辩词》。罗马只有两部著作——泰伦斯（Terence）的《福尔弥昂》（Phormio）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罗马作家和作品选得太少了。论个人作品的分量，希腊超过罗马，但罗马人的文学类型比希腊人更明确且更多样，传世的人数也更多。就对后世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言，罗马可以与希腊旗鼓相当，甚至有所超过。
北平大学
《泰西文学》的编者是A. E. 卓克（Adolf Eduard Zucker，1890-1971），他当时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助理教授。胡适在书序里对他甚为推崇。这让我开了眼界。按眼下中国大学论资排辈和专业主义的陋见，一定有人会怀疑，一个在医学院任教的助理教授竟然为北大英语系的学生编教材，那不是自不量力或者越俎代庖吗？
然而，在1922年的胡适眼里，这样的怀疑根本是多余的。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没有我们今天大学里那种小门小户的专业主义偏见，他只看作品，不问出身。
还真别小看了这位1922年在医学院任教的助理教授。他编的这套《泰西文学》1924年以后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用作教材。卓克于1923年回美国后，在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印第安纳等大学任教，1961年退休。他出版过45部作品，有的被翻译成5种语言，图书馆里收藏他的著作达3730册之多。他于1971年去世，可以说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教授。
卓克于1925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戏剧》（The Chinese Theatre）的论著，至今还被用作一本参考书。他最著名的书是1929年出版的《易卜生》(Ibsen, The Master Builder, Henry Holt, New York)，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他对易卜生的兴趣与胡适很相似。易卜生的戏剧是在舞台上讲故事。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不同，易卜生更在意于讲述那些就像是在生活中发生一样的故事，而不是为舞台表演而量身定制的“戏剧”。胡适在《泰西文学》序里很自负地说自己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易卜生的，他推崇易卜生和萧伯纳都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非典型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们的剧本更适宜于阅读而不是表演（萨特的剧作也是这样）。在对这类剧作家的偏好上胡适跟卓克可以说是意趣相投。
卓克教授的著作和学术志趣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文教育最好的一面。1917年，他在马里恩·勒恩德 (Marion Dexter Learned)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底特律德语周刊《穷鬼》（Der arme Teufel, 1884-1990）主编罗伯特·雷茨（Robert Reitzel，1849-1898）。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德语无政府主义刊物，托洛斯基就曾为该刊撰稿。罗伯特·雷茨曾是该刊的主编（1884-1898），是一位著名的激进自由人士。
在今天中国大学里抱有学术成见的专业主义者看来，这样一个冷门“专业出身”的助理教授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谈上下几千年的西方文学，还编教科书，岂不是狂妄自大。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他那四册《泰西文学》放在那里，说明他有能力做成一件所有井底之蛙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他说，做这个启蒙性的工作，就是为了“把读者们从狭隘的固执和无知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卓克把中国学生的西方文化启蒙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这与胡适的想法相当一致。胡适在书序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比较文学的主张，一再提到用中国戏剧的文化现实去理解西方古典戏剧的必要。从现有的胡适研究来看，胡适和卓克有相当好的私人关系。在1922年的北平，同时对易卜生、中国戏剧、比较文学感兴趣的知识界人士大概不会太多，而胡适和卓克能在这三个领域内有共同兴趣，这应该足以让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胡适在书序里说，他自己1917年回中国，想在国内为他在北大教授的英文班学生找合适的教材，结果非常失望。当时市面上有的英文书无非是奥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威克菲德的牧师 》（The Vicar of Wakefield）或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即使英文教授，也都没有听说过萧伯纳的”。胡适意识到当时同时存在的两个弊病，一个是缺乏“系统的泰西文学知识”，另一个是“对当代的欧洲重要文学作品认知太少”。他抱怨说，“英语教授们所用的教材都是他们传教士老师教他们时用的”。
胡适
放到今天，胡适的话也还是有一针见血的作用。中国现在有不少大学教师，他们所教的不过是他们老师教给他们的东西，口口声声是某人的弟子，一辈子出不了师门。他们的门户之见特别深，特别排斥所有被他们视为“非专业”的知识。这样的专业主义者思想狭隘，特别喜欢把“专家”两个字挂在嘴上，因为他们自己看守的就是一亩三分地的那个小“家”，出了这个家，他们便什么都“专”不起来。在他们眼里，所有与他们不一样的人，统统都是“不务正业”“狂妄自大”。
胡适要打破的就是这种小门小户“师传徒承”的偏执和封闭，他的教育改革目标是让学生能把眼光放大，再放大。在他看来，这必须从新教本的编纂开始。对此，他有一个“一石两鸟”的主张：所选的文本应该既有“重要的（内容）信息”，又能介绍主要的文学形式。他认为，教授当代文学尤其重要，因为这能让学生了解“当代的社会问题和哲学”。因此，“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比高德史密斯更重要，萧伯纳比莎士比亚要优先。”然而，从经典阅读的角度来看，我们未必同意胡适一百年前的看法，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莎士比亚比萧伯纳在人类文化史和戏剧史上都更重要。
胡适这么说是针对他在当时中国文学界看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因为他不重视古代经典的阅读。他讲了这样一件发生在他课堂上的事情。有一次，在读了丁尼生（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后，“我突然问一问同学，尤利西斯是谁？令我失望的是，我一连叫了三四位学生，才得到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答案。那个学生说起萧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和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来头头是道，但居然对谁是尤利西斯一无所知。学生们也许在欧洲文学史课上偶然听说过《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但偶然得知作者或书名并不等于真的有文学知识。毫无疑问，扎扎实实地系统阅读古代经典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对悠久的文学传统……有所了解”。为此，胡适特别推荐这套由卓克教授编纂的泰西文学。
丁尼生
我本人在美国大学的英国文学课上也教过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我不必问学生尤利西斯是谁这样的问题。因为只要我告诉他们尤利西斯就是俄狄修斯，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在每个人必修的《希腊思想》人文教育课上都已经读过了《奥德赛》。有了这样的知识储备，我就可以直接让学生们比较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和荷马史诗里的俄狄修斯。丁尼生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他笔下的尤利西斯是一个已经年迈，失去了冒险和进取之心的老人，与荷马史诗中的那个充满活力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语。丁尼生是用尤利西斯来做西方文明衰落和失去开拓精神的象征，要是以为他是在重述荷马的英雄故事，哪怕每字每句都读得滚瓜烂熟，也是隔靴搔痒、不着要领。可见文学知识的储备和联想，以及阅读的导向对于有效阅读有多么重要。
胡适特别要求他的学生在阅读作品之前，先仔细地阅读卓克所写的介绍和导读。他关照学生们说，“在这些介绍里，卓克教授放进了他对过去许多世纪西方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卓克为泰西文学所写的介绍与我们熟悉的《诺顿英国文学》或《诺顿美国文学》有相似之处。每一册有一个总的介绍，然后每部作品有一个单独的介绍，不只是涉及选文本身及其作者，而且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文本知识。涉及本文的部分是一个简单的导读。胡适对学生的要求对我们今天指导阅读经典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个有益的建议。
我们必须先知道自己在阅读什么，有了确定的阅读目的，方能发挥阅读的最大效能，取得最大的智识和审美收获。现在有的老师片面主张“精读”，以为导读只会妨碍学生自己的阅读。这是不对的。学生需要老师是因为老师比他们拥有更丰富的阅读经验和相关知识，教授可以减少学生自己在黑暗中盲目摸索的时间和精力。任何一个人如果单靠自己从头摸索和感悟，那么一生所能学到的东西都是十分有限的。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摸索。
胡适的阅读方法建议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初学者不易为自己确定有价值的阅读目的，因此需要有老师的指导。胡适推荐卓克写的介绍，就是因为里面有这样的指导。在胡适和卓克那里，指导的具体目的是帮助学生有跨文化的文学比较联想。今天我们知道，这只是多种可能的目的中的一种，而且不一定是对大多数读者最相关的。然而在1920年代初期，文学比较似乎是胡适他们这代人非常专注的一个阅读目的。
经典著作是顶级拉面，好的引介和导读是美味的调味包
胡适希望中国学生在阅读《泰西文学》时能够关注中国的小说为什么一直不受重视，为什么中国文学中缺乏“悲剧性”这种东西，为什么戏剧情节缺乏情节的统一性。他还希望能引起对中国“史诗”的思考，他写道，“在学习荷马史诗的时候，应该让学生们看到，史诗在古代中国奇怪地缺席了，而相对现代的史诗，这种叙事诗却兴盛起来。古代中国真的没有史诗吗？还是后来佚失了？在《楚辞》的神话名字里是否有史诗的痕迹？保留下来的古老《诗经》抒情诗是否可以补救史诗的佚失？”他说的“相对现代的史诗”是指“弹词”“滩簧”“鼓书”这样的民间文学形式。胡适还提出，在学习悲剧的时候，可以让学生们想一想，“元、明两代的戏剧中有哪些可以称得上是悲剧。《汉宫秋》《梧桐雨》？”《桃花扇》和《特洛伊的女人们》能比较吗？等等。
以今天对经典著作的人文阅读联想来看，1920年代初的阅读联想要求是非常狭窄的，局限于一些非常有限的文学问题，这大概反映了胡适或卓克自己在当时的文学兴趣和当年英语系学生非常有限的阅读联想能力。这种情况在今天大多数的英语系科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还不如一百年前。
因此，今天的经典阅读介绍或导读就更需要从政治、社会、心理、认知、伦理的多重组合去引导学生，形成足够宽广的思考范围，因为人文阅读思考广泛地涉及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包括思维、记忆、理解力、想象、价值判断、善恶辨别。这样的阅读与纯文学阅读和联想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举一个例子。
胡适或卓克都非常重视史诗，史诗占领《泰西文学》希腊罗马册的八分之三，荷马的两部史诗再加上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卓克在比较了荷马的口语传统特征和维吉尔的书面史诗特征之后，介绍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学，称之为罗马文学的巅峰时期，赞美这个时期拉丁诗作的典雅、纯粹和精致。维吉尔是这个辉煌时代的诗人中的诗人。胡适本人对史诗的一系列联想也是由这种纯文学史诗引发的。
但是，这并不是奥古斯都帝国时代的真实罗马文学。这是一个公民自由环境已经严重恶化的时代，它的文学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环境的专制统治权力印记。奥古斯都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始终非常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利用文学来宣传他的帝国合法性、正当性和盛世景象（和平与稳定）。能够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都是能够享受特权的典型，他们只在奥古斯都统治前期创作了一些作品。在奥古斯都统治末期通过王权设立了审查制度，惩罚那些不符合主旋律（如奥古斯都倡导的新道德运动）的文学活动。奥维德的流放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罗马人来说，最适合赞美的诗歌形式是史诗。史诗处理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描写的是塑造了人的意识和文化的英雄、神灵和战争。伟大的罗马英雄是一个政治人物，是具有史诗价值的人物。奥古斯都，而且只有奥古斯都才配成为这么重要的人物。
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是奥古斯都时代文学的政治和美学样板。它重新引入传统的罗马道德价值观，并将英勇的埃涅阿斯（奥古斯都的先人和化身）描绘成一个忠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高大英雄，成功地完成了一部将皇帝神化为救世主的传世之作。当然，它也涉及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关心的当代主题：命运、领导力、对众神的尊重、爱、义务、共同体、暴力和内战、罗马的价值观，是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神话寓言，而非纯文学的作品。
维吉尔
我们在细读整个奥古斯都文学作品时，少不了会看到这个皇帝的烙印。奥古斯都的个人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从《埃涅阿斯纪》的关键情节，到贺拉斯的颂诗和书信，再到奥维德被奥古斯都流放之后所写的哀怨和效忠书信。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学当作一个所谓“黄金时代”的国家宣传，但这种意向或暗示却构成了明显的时代特征。知道了这样的背景，我们阅读《埃涅阿斯纪》所联想的大概会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不是“弹词”“滩簧”“鼓书”或者《楚辞》和《诗经》了。
今天我们阅读的《奥德赛》还是一百年前的《奥德赛》，我们阅读的《埃涅阿斯纪》还是一百年前的《埃涅阿斯纪》。如果只是为了阅读古代经典本身，今天可供我们选择的文本已经远非一百年前胡适作序的《泰西文学》可以相比。《泰西文学》这个选本之所以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全在于它保留了一百年前卓克所写的那些背景介绍和导读，当然还有胡适为我们解释的阅读目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留有时代特征的历史痕迹，并可以参照这个读本来思考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人文阅读。
阅读古代经典文本本身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相关的解释、介绍和导读，很难成为有效阅读，更不要说能显现阅读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特色了。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读什么文本其实没有由谁来引导他们阅读和怎么引导他们阅读来得重要。列奥·施特劳斯说过，对有效的经典阅读来说，老师的引导是最重要的。他本人身体力行，几乎一辈子都在努力当好这样的阅读老师。不同眼界、胸怀、学养和问题意识的老师可以引导不同智识质量和价值观的经典阅读。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典著作是顶级拉面，好的引介和导读是美味的调味包，应该不过分吧。
作者 | 徐贲
编辑 | 徐悦东
校对 |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