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唐晓敏
徐国静在出版了《有一部天书》、《有一份宝藏》之后，今年又推出两本新书，这就是《有一条星星河——保护童心》（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谁是最好的老师》（新世界出版社），至此，徐国静多年来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说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
徐国静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基于她丰富而独特的教育实践经验。她曾长期做过少年儿童报纸的编辑记者。这一经历使她对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有着开阔的视野。但她对教育的思考更直接地来自她的童年生活和家庭教育，还有她从女儿身上获得的灵感。创办“星星河家园”是女儿给她的启示。多年来，她凭着一个母亲的敏感与爱心施与着“保护童心”的教育。在她与女儿共同创作的《谁是最好的老师》一书里，记录着她与女儿拥抱大自然的富有诗意的创造和哲学的沉思。
徐国静对教育问题思考的独特之处，在与目前通常的教育学研究的比较中看得更清楚。教育问题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但遗憾的是，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却与社会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教育理论的需要极不相称，教育学由此被学界称为“尴尬的教育学”。究其原因，首先自然是理论脱离实际。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在当今的教育理论界，真正称得上“教育家”的专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可谓寥若星辰。大部分只能算得上“教育理论家”。今天的学生从大学本科读到博士后，除了课堂教学的经验外，绝少甚至完全没有参加过其它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这就使得本来实践性很强的、鲜活的教育科学变成了书斋式的研究。不过，教育学的尴尬实际上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它与心理学一样，受西化潮流的影响，追求科学而实际上受“科学主义”之累，将教育对象的某一方面“抽取”出来做数量的归纳和分析，希望能总结出的普遍规律。从本质上说，这种研究方式与“人”这一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不适应的。当然，这样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教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仅仅满足于得到一个高度概括的抽象模式是没有实践意义的。正如我们若是将60亿人的脚加以抽象、概括，设计出一个鞋子，这个鞋子谁穿都不会合脚。
因受“科学主义”之累，目前的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心理学研究与学院心理学研究一样，逐渐成了没有“人”的教育学。前苏联哲学家柴夫柴瓦茨：“科学得出的人的形象是残缺不全的。它把矛盾、疑虑、情感和良心都排斥在外。我读一篇博学的心理学论文，或许可以得知许多有意思的事情，但我见不到一个真正的人。然而我读一下《卡拉玛佐夫兄弟》，我所见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这一批评，同样也适于教育学研究。
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功利主义。长期以来，我们注意培养儿童的智力，对儿童的情感的、灵性和诗意的保护和培养不加重视，实际上完全是把孩子当作一个小的成人看待的，在幼年就教孩子什么“有用”。有一本《儿童心理学》讲：教给儿童儿歌《小白兔》时，就要同时告诉孩子“兔子的肉可以吃，兔子身上的毛可以纺成线、织成毛衣”，还要告诉孩子“兔子的粪便可以做肥料。”中国古代人教育孩子尚且让孩子对自然万物有仁爱之心，所谓“民胞物与”。我们的教育学却让我们的孩子把小白兔看成一堆能“吃”的肉！自然，兔肉确实是“能吃”的，可是，当孩子唱儿歌时或者是面对小白兔时，我们的教育家却要求他们时刻想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白兔的肉是“能吃”的，这是什么教育？这种教育学不仅错误，简直是残酷的！实际上，成人也不仅仅要考虑什么有用，也需要有理想、有爱心，有诗意。儿童就更是如此。让儿童时时想着什么“有用”，从是否“有用”来看待、评价周围的一切，这真是教育的悲哀。
由此，徐国静对儿童教育的思考，她对童心价值的强调就有极重要现实意义。她认为保护童心，就是保护孩子的创造力。因为童心里蕴涵着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好奇心，展示能力的自信心和展示人性美好一面的自尊心，以及孩子天性中深广的同情心。在《谁是最好的老师》中，徐国静甚至提出：孩子12岁之前不要给他讲科学知识。自然这有其来源，即卢梭这样讲过。但不难看出，徐国静这样强调，更是有感于现实儿童教育这中的问题。
徐国静是一个诗人，又对哲学有着深刻的爱好，这使她的教育学研究带有其个性气质的印记。她有一颗敏感的心灵，能注意到儿童内心世界的隐秘之处，在平凡小事中看到不平常的意义。读者从她的教育著作中可以借得一种眼光，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发现和感受到生命瞬间灵动的变化，以及深藏着本质意义。这使得阅读她的教育著作成为一种智力的和美感的双重享受。教育学著作中带有作者个性气质的印记，与通常的教育学研究相比，这似乎有些特别，但实际上，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教育家如19世纪的裴斯泰洛齐，上个世纪日本的小原国芳，前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都是如此。这些大教育家都有鲜明的个性和炽烈的情感，他们的著作不仅仅是给人知识，也叫人深受感动。徐国静显然继承的是他们的传统。有趣的是，徐国静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少引述这些大教育家的理论。在她目前已经出版的四本教育著作中，没有一本书里有引文。她出访过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她思考教育问题时有着开阔的视野，但她的教育学研究却是现在进行时，我想，这也许是有意为之。因为她强调对生命的发现与思考，她说：“她对教育的关注不是来自职业，也不是来自对教育学的偏爱，而是来自做母亲后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有关生命成长的发现与思考。她写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她对童心的发现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