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一扫六合，尽并天下，完成了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为此后2000多年封建王朝提供了政治范式，“百代都行秦政法”，对中华民族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秦大一统思想文化对于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历史源远流长，演变深刻复杂，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为秦人矢志不渝追求统一天下提供了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华夏族源认同
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多点起源，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细石器文化、巴蜀文化等交相辉映，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之为“满天星斗”。考古成果验证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5000多年前后，黄帝率领西北方游牧部族脱颖而出，在与其他族群战争、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占据了主体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后来，炎黄部落联盟，融合东夷等其他族群，逐步形成生产发展较为先进的华夏族，黄帝被尊为华夏始祖。对黄帝的祭祀，不止于中原诸夏，历史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亦然。华夏族是由各古老部族融合而来，各个部族原本有自己的祖先。比如，少昊是东夷氏族的首领，史载少昊为“黄帝之孙”；蚩尤是苗蛮族的首领，《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北方匈奴则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到西周时期，“三皇五帝”作为华夏族首领和五帝谱系已经确立。实际上“三皇五帝”并不是某个部族所独有的帝王，而是华夏族形成后对融合进来各族群祖先首领的选择、重组、诠释的结果。如五帝就有不同说法，《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吕氏春秋》载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载有“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三皇也有不同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天皇、地皇、泰皇”，《尚书大传》载有“燧人、伏羲、神农”，《春秋纬·运斗枢》载有“伏羲、女娲、神农”。秦人自襄公建国算起，嬴秦自认“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这也充分说明，秦人认同嬴秦族群是颛顼苗裔，归属东夷集团，也认同华夏族“三皇五帝”。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祭祀黄帝的“国王”是秦灵公，他专门为祭祀黄帝修建了“上畤”。秦始皇在云梦九嶷山、浙江会稽山分别祭祀黄帝之后人虞舜、大禹。秦人只有从心理上认同华夏族，认为超越了祖先的不世功德，才会产生自豪的社会心理，认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反之，秦人始终秉持对华夏族“三皇五帝”的认同，就会追求“三皇五帝”的功绩，实现“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华夏文化认同
自夏商周以来，以中原地带为核心的政权与民族，以高度的文明与强有力的王权统治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从周围、边缘向中心汇聚的华夏族群—文化共同体。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所分布的地区，称为诸夏或中国。诸夏认为“中国”和“夷、蛮、戎、狄”构成了五方之民。之初，诸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诸夏与夷狄对立；再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王者无外”，只要夷狄接受了华夏族的礼乐文明，合乎华夏文明的准则，“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意味着成为华夏者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只要认同华夏“仁”“义”“道”“德”等华夏文明礼仪，就可以“用夏变夷”。秦人肇兴于陇右，处于戎狄之间，尽管在秦孝公之前，长期被中原诸夏视为夷狄，但嬴秦并不因偏居西陲而自认为是华夏之外的异族，坚定认为自己是颛顼苗裔。积极吸纳周文化、六国文化的先进成分，乐于从戎狄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文化。秦公簋等器铭文“鼏宅禹迹”，证明秦人是以大禹继承者自居，这是典型的华夏观念。比如，秦人沿用西周文字、天文、历法，深信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等。又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载：“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是也”，凡是父亲臣属于秦国的少数民族，母亲是秦人，其子称为“夏子”。
天下观念认同
“天”是中国人极其重要的哲学概念，既有自然属性的“天”，即“上天”“苍天”“天空”“老天”，又有道德属性的“天”，即“天命”“天意”“天生”“天德”“天道”“客观规律”等。由此产生的“天下观”，有地理空间范围的“天下观”，比如，“天下”由天、地、东、西、南、北构成，即整个世界，也指四方、海内。有界定民族范围的“天下观”，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诸侯“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国家社稷统治范围的“天下观”，如“天下”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有了“九州”说、“五服”说和“九服”说。有华夏仁礼治化的“天下观”，比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天下者乃受华夏文明教化的所有黎民百姓也。有国与国关系的“天下观”，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即指世界所有的国家。有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的“天下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秦人继承了五帝、三代以来的“天下观”，面对礼崩乐坏，四夷内侵，战乱不止，既接受“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的共识，也秉持了“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抱负，信奉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道德。
理想社会认同
尧舜禹时代万邦林立，各邦只承认黄帝创建的中央之国，各邦的“诉讼”“朝贺”都来中央之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但那时候，中央之国的疆域还很小，“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而且“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天下并未达到“刑仁讲让”的“小康”社会。秦人自落脚陇右、西垂建国之始，就把华夏认同、心怀天下、天下大同作为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坚定不移东进发展，先后九次迁都，不断扩张疆域，地理空间不断接近中原华夏区域。秦朝还认为“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而且“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以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这种国家管理天下黔首的办法很不成功。春秋战国时，秦人接受“天下大同”理想，笃定“一匡天下”的使命，完成了“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梦想，一举完成统一大业，疆域远超五帝三王，最大限度将国家范围延伸到认知的“天下”范围，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而且在如广泛的疆域达到了“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天下终于太平。
“中”“和”政治认同
上古先贤发现万事万物离不开“中”“和”规律，《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黄帝开始，五帝三代就把“中”“和”作为政治最高境界，华夏族居天下之“中”，统领四夷，建国求“天地之中”，国家“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中建庙”。在突出“中”的同时，伴随天下有“四海”、地有“四方”、时有“四季”、城有“四门”，都和于“中”。“中”与“和”辩证统一，“中”有力，才能统率“和”，“和”平衡，才能体现“中”，致“中”“和”才是政治佳境。秦人完全认同“中”“和”政治观念，谋求占据中原，强化“中央”，郡县服从中央，“存定四极”“天下为一”。惟有“中”“和”天下一统，才能“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礼县四角坪秦朝国家祭祀遗址充分反映了“中”“和”政治深刻内涵，该建筑群完美体现了建筑对称性和众星拱月的政治，反映了秦人天下观、中央威权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