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 年），怀孕的芈八子生了一个王子。作为国君兼夫君，秦惠文王当然很高兴，给这个孩子起名为“稷”。
什么是“稷”？《说文解字》解读为“五谷之长”。起这么个名字，大概就是要灌输重农兴农的治国理念，让它成为国家意志。只有农业发展壮大了，秦国才会更加自信和强势。
不过，秦国的农业，基础并不怎么样，要改革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从“初租禾”到“开阡陌”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雄踞关中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劳力充裕，还是当年西周的故土，按说“根正苗红”。
春秋中叶，秦穆公还曾打败晋国，称霸西戎，帮楚国复国，影响力很大。可是，到了战国初期，关东六国却视秦国为“戎狄”。什么会盟啊，称王啊，都不带秦国玩。他们的理由是，秦的礼乐文化和制度建设太落后，带秦国玩容易掉价儿。
没人搭理的日子不好过，历代秦国国君也很郁闷。于是，他们对变革和富强的追求从未停歇，其中的核心话题，就是经济体制。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土地制度当然是焦点。
秦简公七年（前 408 年），秦简公宣布在全国推行“初租禾”。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按照《谷梁传》的解释，此举“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意思是说，“初租禾”是按耕种之人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来征收实物地租，这就把新垦私田纳入征税范畴，“履亩而税”。
这项新政，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官府可以了解全国耕地的真实情况，增加财政收入。贵族们通过漏报耕地来逃税的梦想破灭了，但也不是一无所获。
既然缴了税，那就相当于他们对这些新垦土地的所有权，得到了国家的承认。相比于“井田制”忽视个人利益的顶层设计，“初租禾”当然是一种人性化的创新。不过，它并非秦国首创。早在秦桓公十年（即鲁定公十五年，前594 年），鲁国就推行了“初税亩”，拉开了国家承认土地私有的序幕。这么一比，秦国还是太落后了。
西方有个谚语：“迟到总比不来好。”不管怎样，只要给名分，交点税也值了。可是，贵族们就没打算交税。他们觉得以前挺好，我的地盘我做主，有没有名分不要紧，得实惠才更关键。现在要让他们交税，那就相当于跟他们争利。谁会干啊！
秦简公（前 414 年—前 400 年在位）和秦出子（前 386 年—前 385 年在位）期间，贵族们多次发动叛乱，导致君权衰弱，国力下降，关东各国趁火打劫，使秦国日趋孤立。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使秦国国内进一步改革经济的呼声更加强烈。
秦孝公上台后，面对的就是这么个乱局：关东六国都在改革，秦国再不改，若干年后就会被甩得更远，沦为小国，乃至亡国。于是，他重用商鞅推行变法。
商鞅在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出的改革，步子要比秦简公大得多。《史记·商君列传》里说，秦国“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
“制辕田”即授田制，就是按照每位成年男子 100 亩的标准，把土地分配给百姓；“开阡陌”即推倒原先的阡陌、封疆，改变固有的“井田”格局。具体说来，商鞅的改革思路是两步走：
一是按照更高的面积标准来规划耕地，建立新的土地边界。
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每亩的边长 100 步增至 240 步，单位面积扩大好几倍，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更大，有利于他们挖掘劳动潜能，纳税后剩的粮食更多，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对“井田”规划的渐进性改变。
二是改变劳动组织形式。
“井田制”分为公田和私田，集体协作是种地的主要形式。铁犁、牛耕的应用提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效率，再加上“滥竽充数”的偷懒现象，使农业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显得越来越多余。于是，商鞅以“开阡陌”的方式取消了共耕公田的集体协作模式，而让农民名下有了固定土地。这样就形成了个体经济，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看起来分散和单干，势单力薄，但激发的生产积极性更强，效率更高。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大动作意味着，改革并非小修小补，而是刮骨疗毒、是伤筋动骨、是壮士断腕、是打破一切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桎梏。在战国七雄里，只有秦国做到了，做得最彻底，收益也最大。
事实上，开阡陌是为了实现授田，而这一切只是手段，目的就是要使耕种者成为依附于农地的自耕农，既能“充实公仓”，又能“为上忘生而战”。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都有了靠谱的来源，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国家的耕战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令民归心于农”
商鞅并非农学家，他的眼光也非局限于农业一隅，而是将重农与重战统一起来，通过发展农业来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适应日益残酷的兼并战争。因此，他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千方百计地让老百姓看到务农有利可图，从而“尽力于农事”。为此，除了“分户令”外，他又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公元前 356 年，秦国颁布的“垦草令”，宣布鼓励垦荒的20 项措施，废除过时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业。秦国地广人稀，尽力垦荒，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是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通过垦荒，将农民摁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实现了对全国劳动力的控制。
除了行政命令外，商鞅采用经济手段，用赋税徭役调节的方式促进农业发展。通过减轻赋税，做到“征不烦，民不劳”，以此来稳定农业生产；通过调高粮食价格来增加务农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正所谓“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他还颁布法令，规定“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提倡在农业领域奖勤罚懒，甚至引导种粮大户有机会免役，从而增加农民自由支配的农闲时间，引导更多百姓专注务农，而非经商。
在商鞅的改革理念里，“耕”与“战”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论功行赏时，不仅战功可以换取爵位，耕种有功也可以加官晋爵。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创造性地引入了“入粟拜爵”的概念，只要上交一个额度的余粮，就能换取相应的官职和爵位。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增加粮食储备，另一方面也给全国务农之人提供了榜样。
在“官本位”大行其道的农业社会，“入粟拜爵”成了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效果的刺激措施，将个人获利和强国目标捆绑在一起，这一措施在秦汉时代得以延续。
当然，商鞅劝课农桑的巨大成效，是以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牺牲工商业发展为代价的。这跟关东六国有很大不同。于是，战国后期就出现了这样奇观：
临淄、邯郸等城市商业气息浓郁，“摩肩接踵”“邯郸学步”等成语应运而生，而秦都咸阳商业落后，在战国商业史上籍籍无名，更像是一座城堡和兵营；六国的游士作为客卿纷纷到秦国谋职，但鲜有秦国游士到六国谋职的场景。
或许，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背离了战国后期的商业风尚。但秦国赢了。其持之以恒并吞六国的宏大气魄和战争机器昼夜轰鸣的不竭动力，正是来自商鞅的农业改革。
“好稼穑”与“重功利”的农业文化
商鞅变法得罪了太多人，也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不过，商鞅人死了，“重农”政策却没有终结。亲自下令处死商鞅的秦惠文王，继续行商君之法，推动秦国走出关中，到处抢地盘。此后秦国历代君主，直至秦始皇，始终坚守“使黔首自实田”的重农政策，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好稼穑”和“重功利”的理念，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
秦人虽被六国视为“戎狄”，但他们不是游牧民族。
《说文解字》曾解读“秦”的含义：“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清代学者王鸣盛也指出，“秦地本因产善禾得名，故从禾从舂省”。既然秦得名于“禾”，那就说明秦在春秋战国以前，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而这一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人农业文明的影响。
周人尊重农业，以农神后稷为祖。西周长期统治关中地区，20 世纪 80 年代在甘肃甘谷和天水出土的反映周秦文化遗存的文物中，出土的陶器与周代陶器形制相似，说明秦文化和周文化有很深渊源。
周平王东迁后，秦国接管了惨遭破坏的关中平原。由于与周文化的长期融合，秦国逐步吸纳西周故民，恢复农业生产，将周人的农业技术移植到了秦人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秦人“好稼穑”的重农风尚。
这一风尚带来的额外收益，就是流民较少。“好稼穑”的农耕文化，让秦人更乐于安土重迁，不必考虑农业以外的营生，这对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大发展是有裨益的。
商鞅推行的“奖励耕战”的做法，塑造了“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的社会状态。而这一做法能够得以坚持，与秦文化中“重功利”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分不开。
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完全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内心修养和道德反省，在秦国没有市场；人们追求的，不是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而是耕作和打仗，因为跟仁义和礼乐相比，耕作和打仗更关乎他们的日常生活。
秦惠文王死后，历经短暂的混乱，这个名叫“稷”的王子登上了政坛巅峰，就是秦昭襄王。这个自带“五谷”光环和品牌的国君，让“重农”观念在秦国更加根深蒂固。
商鞅变法将人们基本的衣食之需落实到农耕之上，激发秦人通过农耕获取实际收益的积极性，促使更多人口转入农业生产。随着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这种生产潜力一次次喷涌出来，不仅改变了秦国的贫穷面貌，也改变了战国七雄的历史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