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溥仪手写的英文原稿影印
本书作者庄士敦、婉容（中）和婉容的家庭老师伊莎贝（右）三人摄于紫禁城
书名：《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 作者：【英】庄士敦 译注：高伯雨 出品：世纪文景2019年10月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出生于英国苏格兰。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898年被派往中国。1919年被聘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不再担任该职。著有《儒学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
庄士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19年—1924年，他身为溥仪的英文老师，见证和参与了溥仪所经历的一系列浮沉奇遇。在这本“目击身经”的实录里，庄士敦不仅书写了末代皇帝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的身世，也借此勾连起从义和团运动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冯玉祥兵变等诸多重大事件的中国近代史。
译注者高伯雨对书中提及的各个人物生平和风俗习惯都十分熟悉。全书包含两百多条译注，道出历史的诸多隐秘细节，为我们还原了真实而生动的时代面貌。
我第一次和我的“皇帝学生”见面是1919年3月3日。见面后不久，我写下了一篇简短的文字，向英国当局报告至此时为止的闻见。这一文件（写成日期为1919年3月7日）也许值得全部抄录于此，因为其中包含着我对于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及清朝宫廷的初期印象，这个小孩子在紫禁城里的一班人眼中（中国许多人以及中国的藩属的心目中），仍然是他们所尊敬的“元首”。
以下是庄士敦致英国当局的文件，今摘录之：
1919年2月22日我到达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我的是总统府的秘书倪文德。二日后，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原注：十多年前，我曾在香港见过他的。译注：这是指1901年义和团事变后，清廷派醇亲王载沣为谢罪使往德国赔罪也。载沣一行乘德轮Bayern号于1901年7月25日上午十一时路经香港，港督曾在督署招待他。）和贝勒载涛（原注：光绪皇帝的另一个弟弟），分别在其府邸接见我。醇亲王对于溥仪的学业极为关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个亲王是亲贵里头最明白最开通的一个。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很是恳挚。他对我说，如果我要和他讨论有关溥仪幸福的各种问题，随时可以来见他。3月5日，醇亲王设宴款待我，同席的人有宣统皇帝的另一位叔父载洵贝勒和其他皇族人员。
2月27日，我正式谒见徐世昌总统。以后我就和清室的几个官员互相拜访，他们是：内务府总管、太傅世续，耆龄（他是宣统皇帝生母的亲戚），内务府大臣绍英，皇帝的师傅梁鼎芬、朱益藩和伊克坦。8月1日，内务府大臣和一班师傅在六国饭店设席公宴，和我联欢。
我正式觐见那位幼帝是在3月3日。他穿起朝服，由一班有体面的大臣衣冠伺候。有一个大臣带领我入殿中觐见，我向幼帝行三鞠躬礼。他离座行近我面前，行欧洲通行的见面礼，和我握手。他站着和我谈了几句客套话，问我从前在中国所担任的官职。觐见礼毕，我退出门外，在另一个便殿休息，有人通知我，一待皇上换去朝服后，立即上课，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礼节了。（译注：根据溥仪的近著《我的前半生》所说，庄士敦的觐见日期是3月4日，地点为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溥仪坐在宝座上，庄士敦向他行鞠躬礼，他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溥仪向他鞠个躬，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庄士敦开始给溥仪讲课。所述与庄士敦的记载微有不同，今录为读者参考。）在这期间，很多大臣和太监都纷纷向我道喜，贺我新任师傅之职。我再度进入毓庆宫，看见皇上已坐在书案前，案上堆满了我先前为他选定的课本。他请我坐在一旁，就从这一刹那开始，我们有了师生关系，空气自由了许多，不必事事都拘礼了。
幼帝对于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从未学过，他似乎很热心学习英文，智力也很活跃，他在宫里可以读到中文的报纸，对于所载的新闻都很有兴趣，尤其注意中外的政治新闻。他的地理常识很丰富，对于旅行与探险也感到有趣味。他对于欧洲现在的局势和大战后的结果也知道一二。他的体格发育得很强壮，和他的年龄很配合。在性格方面，他是个愉快活泼、脾气好而聪明的“人”。（译注：作者说他是人而不是天神，否定其为“天子”也。）此外，他的品性又极好，绝对没有妄自尊大的态度。虽然日处深宫之中，受种种繁文缛节所包围，而他却没有丝毫傲慢之气，此尤为难得。宫廷里的人把他当作“天子”看待，以最隆重的礼节对待他。他从不出紫禁城一步，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孩子打交道，除了他的弟弟溥杰及其他皇族兄弟偶尔进宫谒见外，他简直没有什么小朋友。甚至他每天到书房上课，也盛排仪仗，一大堆人前后拥簇着。他坐在一张饰以黄缎的大椅子上，由太监抬着到书房。
目前，这位幼帝在宫里虽然未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但过了若干年后他到达丁龄之期（这个时期为丁龄人最危险之时），我恐怕他不能自拔，除非他能够不受左右谄谀之人及太监的影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这个孩子离开那乌烟瘴气的紫禁城，移往颐和园居住，使他能够自由发展他的志趣。他住在颐和园里，可以不受种种仪制所拘束，生活上总比现在快活得多，并且颐和园地方广大，行动自由，他可以尽量活动，对他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当然要另外选择一班可靠的人去伺候他、照顾他，还要请徐总统或其他皇室重要人员（例如载涛，他一向是关心这个孩子的）特别派可靠的人去监督这班人。载涛对此情形是了解的。再过一个时期，也许我可以体察情形提出这个问题。不过目前我还不便作此行动，虽然我曾向刘体乾先生（译注：体乾为前四川总督刘秉璋的长子）和倪文德先生大略表示过这个意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