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的云巧妙,飞翔的星星传汉,银汉隐秘地走过遥远的路程。就是这样。
金风玉露相逢,李胜世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尽写人间悲观离合,欢娱苦短之情怀,这一传统主题想来自古有之,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到曹丕的《燕歌行》,再到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等均有因袭,恐怕难以尽述。然相形之下,秦观这首鹊桥仙,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堪称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品词中境界,已俨然具有跨时代、跨空间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七夕节,附带衍生的一个神话故事,被一代代文人墨客极尽精致的演绎,使其越来越具有凄美,人文,浪漫色彩,并被赋予生动鲜活强大的生命力。这中间我认为身处北宋的秦观居功至伟。也正是因为这个、本为神话传说的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里,隐隐约约有一条“爱情”的主线,其真挚、细腻、纯洁、坚贞,其感人肺腑,可歌可泣,让人荡气回肠。七夕节就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做是“中国情人节”。善良朴实的人们不再去探究七夕节最原本的文化内涵,也宁愿把鹊桥相会的夜晚定为情人有约,也似乎无可厚非。
那么七夕节源于何来?其产生与发展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基因密码呢?
简单来说,七夕最早源于古人对自然天象的崇拜。中国古代的星象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人从很早开始就探索宇宙的奥秘,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深刻的观星文化。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趋于稳定,“牵牛”“织女”星就有了命名和记载。诗经有云: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这恐怕是有关七夕最早的文献记录。不难看出,天汉,织女,牵牛及后文启明长庚等均有上天星象与之对应。后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亦可见一斑。
再者也源于古人对时间与数术的崇拜,牵牛织女二星所在的方位特别,一年才能一相遇,故称这一日为星期。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合称二十八宿,又把日、月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确有其传统和依据,七数在民间,则表现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为完满。生命孕育,事物生发演进,大都以七为节律,不言而喻。
从牵牛织女二星系对应至人间社会,牛郎织女故事应运而生,这是古人固有的文化传统。随着故事的一步步丰富完善,其必然承载更多的普世价值,遗传更多的文化基因。诸如男耕女织的家庭框架,就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中家庭分工的一种天然继承与诠释。董永卖身葬父体现出中华民族最为基本的孝道文化。织女心灵手巧,勤劳持家,养儿育女等,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妇德最为直接的表述,对牛郎的坚贞不渝,从一而终更是将“夫为妻纲”写入人心。纵然有冲破礼教束缚,向“王母”和命运抗争,也只是对美好家庭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对在家庭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的坚守和执着。凡此种种,七夕节的核心文化内涵无不指向家庭伦理道德,而于“爱情”恐怕实属无心之柳。由此七夕鹊桥相会的不是“情人”,确是夫妻。穿针乞巧,喜蛛应巧,种生泡巧,投针验巧等等斗巧习俗,也无不是芸芸众生之“七姐”与平凡劳动中,种种的劳动技能技艺的竞赛。这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自由释放情感的“情人节”着实没有太大的关联。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是有这样的节日的,那就是上巳节。春和景明之际,人们走出家门,集于水边,举行清除不祥的祓除仪式,踏青郊游,男女集会。与互为倾慕者见证爱情。
上巳节的起源或许更早,在上古时代上巳节就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关于其原始意旨,有说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有说源于触水感孕的生殖崇拜等,且不论那说法更贴近真实。阳春三月,春水涣涣,在这一天,男男女女踏青郊外,他们表达爱慕,情定终身。确是上巳节最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诗经·郑风·溱洧》有云: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冰化雪消、万物复苏,桃花春汛、春风骀荡之际,郊外踏青,临水触春,人亦春潮涌动,男女邂逅,情愫暗生,女子含笑道:一起去那边看看吧?小哥哥憨憨做答,已经去看过了。傻哥哥,去看过了,再陪妹妹一起去看看嘛!这灵动的画面,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捕捉。美!美的令人窒息!于是,从溱、洧之滨戏水踏青归来的男男女女们,或身佩兰草,或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自己生命的春天——青春。一路上有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从“蕑”出发“勺药”归来,他们收获的是——爱情。他们手中的兰草芍药,便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
也正是由于上巳节本身具有古人生殖信仰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天男女相会被认为是百无禁忌的,甚至是有利于传宗接代的,男女婚姻虽应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这一天,他们真的可以自由恋爱,全心全意为爱情奉献身心。
《周礼·地官·襟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郑玄注曰:“重天时,权许之也。”
这才真正意义的中国情人节,单有《诗经溱洧》这一文献记载可追溯,就比西方情人节早了一千多年。
论语中孔子也不乏这样的向往: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汉代,上巳的风俗在宫廷和民间都非常流行。《汉书 礼仪志》记载:
“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为大洁。”
魏晋时,上巳节,三月第一个巳日,改为三月初三,故又称重三或三月三, 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们临水宴饮盛行,并派生出上巳节的另外一项重要习俗———曲水流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曲水流觞”活动,是王羲之与其友在会稽举行的兰亭之会,大家饮酒赋诗,论文赏景。王羲之挥毫作序,乘兴而书,成就了书文俱佳、举世闻名、被后人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唐代时,上巳节已成为全年的三大节日之一,杜甫《丽人行》诗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对唐代长安曲江风景区内节日盛景的描绘。
随着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观点,客观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女性的禁锢程度近乎到了没有道理可言,宋之后的古代女性们,已经很难像唐代、唐代以前的女性那样,可以在上巳节这一天随便出游了,她们处于深闺之中,甚至连出家门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成群结队跟男性在郊外游玩踏青,追求自由的爱情了……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想象距今两千多年前,《诗经·溱洧》中那女孩儿是那么的可爱开朗,活泼大胆!我们也很难想象汉唐是怎样的包容与开放!
就这样,宋代以后的上巳节,丧失了男女同游、生发爱情的历史条件,其近乎消失。一个延续了大概一两千年的历史节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情人节,慢慢被遗忘,淡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在的很多人们,把七夕误导为中国人的情人节,这实在是件可叹可怜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