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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
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吕氏春秋》
吕氏“居奇货”，封地在洛阳
从洛阳市区往东走约20公里，偃师市首阳山镇有一个大冢头村，相传因埋葬秦相吕不韦而得名。吕不韦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与洛阳联系紧密。他组织三千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传》中说：“吕不韦者，阳翟（今河南禹州）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寥寥数语，就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精明富有的投机商人形象。而当时正值战国末期，吕不韦并不甘心只当普通商人，他要下一盘更大的“棋”。因此，在邯郸遇到落难的异人后，他立即意识到“奇货可居”，可以借机把手伸向政治领域。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当时被作为人质送到赵国，总被人看不起。吕不韦便下功夫笼络异人，甚至将自己喜爱的赵姬也赠给他，然后花重金游说，使异人被立为秦国太子。异人继位后，就是秦庄襄王。他对吕不韦十分感激，很快履行了“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承诺，任吕不韦为丞相，封其为文信侯，并以河南洛阳10万户作为吕不韦的食邑。
可以说，吕不韦这次投资是大获全胜。秦庄襄王在位3年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即秦始皇。他尊吕不韦为相国，称其为仲父。
吕不韦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执政为相期间，首先做的便是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魏等国土地，以实现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在攻取的土地上，他又设置郡县。其中三川郡以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三川而得名，治所在洛阳，由吕不韦直接管辖。
如果不是在感情的阴沟里翻船，吕不韦在政治上也许有更大作为。可惜，他与当了太后的赵姬仍拉扯不清，后为脱身将嫪毐推荐给赵姬，一错再错，终致灭顶之灾。
公元前235年，忍无可忍的秦始皇将吕不韦免职，欲将其流放蜀地。吕不韦为免于受辱，饮鸩而死，被门客偷葬在洛阳北邙。
门客有三千，人人著所闻
就封洛阳期间，吕不韦在这里大建宫室。他修复东周成周城并向南扩展，从而形成了秦洛阳城“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形制和规模，奠定了后来汉魏洛阳城的基础。
而吕不韦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主持编纂《吕氏春秋》一书。为何要编这么一部书，还得从先秦时养士的社会风气说起。
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当时有著名的“四公子”，即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像比赛似的一个个大量养士，门客有几千人，在列国间有着极高的声望。
吕不韦有点儿郁闷：谁养的门客多，谁的声望就高，秦国这么强大，这方面怎么就落后了？他奋起直追，开始大力招贤纳士，并对这些人礼遇有加，很快家里就有了3000个门客。
人是招来了，其中也不乏高人，可白养这么多人做什么？吕不韦再一看，原来“四公子”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那好，这3000人有事儿干了！他也命门客“人人著所闻”，都写书去吧。于是，一部辉煌的集体大作很快便横空出世。
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儿。他觉得此书已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便将其命名《吕氏春秋》。
应该说，这部书不是吕不韦亲自写的，他如此命名，有窃取别人劳动成果之嫌。但从书中内容来看，又是以他的思想为主导，有深刻的吕氏烙印。比如吕不韦致力于统一六国，在战争中讲究谋略，便提出了“义兵”理念，即“兵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都国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而归之”。
公元前241年，《吕氏春秋》书成，吕不韦非常满意。他将其刊布在秦国首都咸阳的城门上，宣布谁能增损一字，便可得千金之赏，这便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
古今之事备，诸子精华存
《吕氏春秋》全书分26卷，有160篇文章，20多万字，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内容涉及阴阳、养生、军事、政治、音律、自然、机械等多个方面。《吕氏春秋》不可能没有一点儿错误，但吕不韦千金悬赏，却没人改一个字，这是为何？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给出了答案：“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原来大家不是看不出，只是不敢说。确实，当时秦国明摆着要统一天下，吕不韦权势正盛，《吕氏春秋》又基本算是他的施政纲领，谁闲着没事儿去找不自在！
不过，《吕氏春秋》的价值的确不容忽视。在先秦诸子中，它因博采众长而被列入“杂家”。如书中有《不二》篇，对诸子思想进行评价：“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不韦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这些不同的思想应该统一起来。
此书的社会历史观也很先进：“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运用刻舟求剑等寓言故事，来说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这一道理。
人们对《吕氏春秋》的评价很高，如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也说它“大出诸子之右”。
“我收藏有《吕氏春秋》26卷，就是高诱所注，清代浙江书局刻本，上面还有大量名家题跋。”洛阳市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高诱是东汉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孟子章句》的作者。他除《吕氏春秋注》外，还作了《孝经注》《战国策注》等。
“《吕氏春秋》高诱注本流传很广，存世最早为元代刻本，国内有元代刻本6套及明清刻本近百套，存于各大图书馆。”晁会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