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去过敦煌的人几乎都对“彩云充满快乐，仙女劲舞”的艺术作品赞叹不已。
当乐尊和尚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莫高窟凿壁开窟的声响千年不绝。
如今，一代代敦煌守护人矢志相许莫高窟，践行着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莫高窟外景。孟捷摄/光明图片
01
千年邂逅，欣喜相逢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一个极不合适的时宜重见天日。一场浩劫也随之而来，劫掠、偷盗，千年文物惨遭流失，时人叹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命运的转折，始于巴黎街头书摊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这是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拍摄的壁画、雕塑图集。
1931年，正在留法学习的后来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看到这本书感慨自己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
守护敦煌的种子，就在这时种在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常书鸿心里。十几年后，常书鸿带着全家辗转到了敦煌。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回忆当时情形：“第一次到当时还被称为‘千佛洞’的莫高窟时，坐着木轮的牛车走了3个小时，沿途都是荒漠，沙子吹得到处都是。”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于是，这颗河西走廊的明珠被擦拭一新，吸引一批又一批莫高窟人千里万里而来。
优秀画家段文杰来了，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来了，本来是来探望舅舅的李云鹤也应常书鸿之邀留了下来……一批又一批热爱敦煌的人，在大漠深处扎下根来。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查阅资料。
莫高窟人与敦煌的相遇，结束了莫高窟近500年来无人管理，任凭偷盗破坏的历史，这些年轻人也找到了他们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与追求。
也就是这一代莫高窟人，他们把汗水和激情全部播洒到这滚滚黄沙中，他们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清理出几百年来堆积在300多个洞窟里的积沙，修建了上千米的围墙。并自此安居大漠深处潜心研究、精心保护，任凭月盈亏，风来回，草木枯又荣。
76年倏忽而逝，敦煌研究院从初建时的18人到20世纪60年代40多人，再到如今的上千人，代代接力，薪火相传。
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02
在心里点亮一盏灯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来到敦煌研究院时年仅18岁。20世纪80年代，相机、胶卷对普通人来说算奢侈品，摄影师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到敦煌做文物摄影师的吴健却万分迷茫——“当时经常有人说，文物摄影不就是照相吗？是人家研究工作的一个依附，难以称其为艺术，怎么能跟美术比？”
与吴健一样初到敦煌望着漫漫黄沙心生迷茫的，还有油画系科班出身的娄婕。20世纪80年代娄婕到敦煌时，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看到这个年轻人眼里迸发出的创作热情说：“先喝惯这里的水，再吃惯这里的饭，做个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千年静默，窟里的佛陀含笑不语。在敦煌，浮躁和焦虑都可以交给时间去沉淀，人的性子也能由着时间去打磨。
1989年，吴健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研学归来。当他重新拿起相机站在壮美的莫高窟前，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为了拍摄石窟里的涅槃卧佛，吴健沉下心来观察，一次次从头看到脚、从左看到右。其间不断学习历史、美术，研究壁画背后的故事。石窟里光影变幻，石窟外岁月如梭，这一拍就是9年。终于，沉淀千年的莫高气质被定格在快门按下的瞬间。
当娄婕接到临摹千手千眼观音的任务时，熟悉的画笔变得不听话，于是她从最基础的画圆圈开始，一遍遍练习、无数次重复。时光从毛笔尖流淌而过，烦闷与焦躁也逐渐抛之脑后。
慢慢地，千年前画工在创作时的心境、想法和运笔气势，逐渐呈现在娄婕眼前。“那一刹那，我惊讶地感觉到，从有我、忘我，到无我，终于跟原作融为一体。”一幅1.84平方米的壁画，娄婕用了4年完成临摹。
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
常年在昏暗的斗室里面壁挥毫，耕耘在方寸之间。不少莫高窟人都说自己心里有一盏“心灯”。这盏灯会逐渐驱散他们的迷茫与空虚，照亮他们通往精神家园的路。如今，心有明灯的他们已与敦煌割舍不断。
“我家是上海的，去上海出差我也很向往、出国考察我也很向往，但不管外边条件有多好、饮食有多好，只要时间稍微一长，我就会想念敦煌。白天想敦煌，晚上做梦还想敦煌。”若从1963年到敦煌实习开始算起，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已经和敦煌相守57年。她说：“我一回到敦煌，心里就踏实了，就安心了，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吾心归处。”
03
生生不息的敦煌
莫高窟外，一排排白杨参天。九层楼对面的山坡，是常书鸿、段文杰等多位敦煌守护者的墓冢。
76年来，一代人故去，一代人变老，一代人成长，还有一代又一代人“朝圣”而来，弦歌不断、生生不息。
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工作人员詹鸿涛在莫高窟顶沙山上准备观测仪器。
今年87岁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前副所长李云鹤，还记得23岁初到敦煌时常书鸿对他说的一番话：“小李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这个工作你不会做，我知道。要是咱们国家有人会做，我就去调人去了，就不用找你了。”当时回答“这个活我不一定能干，但是我愿意试一试”的李云鹤没想到，这一试就是一辈子。
面壁修复60多年，参与修复壁画近4000平方米，修复彩塑500余身。如今，早已退休多年的李云鹤依旧每天奔波在榆林窟的修复工地上。“现在我总感觉时间不够，总想多保护一点。我就多带学生，多为敦煌、为国家培养一些文物修复人员。”李云鹤说。
敦煌研究院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39年。如今，她每年都还要去看看莫高窟。对她来说，莫高窟是一个“看了无数遍、讲解了无数遍，仍然不厌倦”的精神故乡。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天秀到敦煌研究院也已经15年了。这一代莫高窟人，更多忙碌在数字信息采集处理上。他和他的团队将洞窟壁画、彩塑和与敦煌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汇集成电子档案，构建出多元化、智能化的石窟文物数字资源库。
“有时候开玩笑说，莫高窟有一种魔力，把我们都吸住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为保护和开发敦煌这项高尚的事业尽我们自己的责任。人生是短暂的，但这份事业是永恒的，希望以后的人，还要接过我们的接力棒，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樊锦诗说，“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为敦煌服务。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为敦煌服务一辈子。”
（本报记者 刘华东）
（本文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短评
一句话、一生情、一辈子
有这么一个地方，几十年来吸引年轻的艺术家们远赴大漠深处，甘愿终生与风沙为伴。有这么一群人，择一事，终一生，在昏暗的石窟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壁挥毫。敦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莫高窟人，就是有这样的专注与韧劲。
这群敦煌守护者，还有一个名字，叫“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多年以来，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将他们赶走，饮苦水、点油灯、天寒地冻，他们“身在苦中不知苦”。相反，退休后的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对来看他的工作人员说：“能回敦煌工作，你多幸福啊！”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之盛大，不只在于其艺术境界蔚为壮观，莫高窟人的坚守与创新，更为我们这个时代树立了难能可贵的精神坐标。
对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群体来说，时间的相对性被放大——一辈子很短，只干了一件事；一辈子又很长，一件事干了一辈子。
76年，5代人。多少人曾埋骨于斯，多少人从青丝熬成白发，又有多少人，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一代一代赓续下去。他们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领域科学保护、学术研究、开发利用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
他们的默默奉献，无愧时代，无负韶华。这样的群体，怎能不可爱，怎能不可敬！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1月16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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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亚琦 王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