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位于天安门东面的南池子,有一道高大醒目的朱红围墙,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金匮石室”所在地——皇史宬。
所谓“金匮石室”,简单来说,就是古代收藏重要文书的地方,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档案馆”。而皇史宬,就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国家“档案馆”。近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完成对皇史宬的修缮和展览布设,这座故宫边上的“神秘小院”在封闭百年后已开放团体预约参观。
皇史宬专门收藏列朝的实录宝训。实录,是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皇帝死后,嗣位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以为修史的依据。宝训,是皇帝统治时期的言论诏谕,也是修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便是清人依据明朝的实录和宝训修成的。
明朝各朝实录规模都很庞大。记忆中,大学图书馆有这套书的影印本,虽然经过了技术处理,仍占据了大半个书架。上学的时候,有幸曾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明神宗实录》中的几卷,其措辞之谨慎,记事之详细,至今记忆犹新。
能让史臣付出这么多努力修撰,足以表明,实录和宝训在各朝享受的就是“正史”的地位。正因为此,它们需要重点保护。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实录和宝训并没有和其他资料分开。太祖的时候,它们被藏在了南京的大本堂、文渊阁,后来成祖迁都北京,文渊阁成为了大学士议政之所,实录和宝训被放到阁东的五间房屋贮藏。一直到孝宗弘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明廷有了兴建皇史宬的动议。
弘治时期,此前各朝的实录和宝训数量已颇为可观。比如说,《太祖实录》就有二百五十册,《宝训》十五册;《英宗实录》则有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这些实录和宝训都收藏在内阁,而且只有一部,别无他本,一旦遇到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史料,大学士丘濬在弘治五年,建议为累朝的实录和宝训设立专藏,并就建筑地点、材料、庋藏工具等提出了较为详尽的设想。他上书道:“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挌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锢金以为匮,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存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
丘濬认为,自古以来国家重要的档案都放在金匮石室里,相对于土木材料而言,金石更加坚固,可防潮防火,长久保存档案。他向弘治帝建议,为稳妥保存国家重要文献档案,应该在紫禁城内建造一座砖石材料的建筑,把档案放入金质的柜子里,再把柜子放到该建筑内。同时,他还建议该建筑的选址地点为文渊阁附近。
让人遗憾的是,孝宗对于丘濬的想法虽然表示了赞许,但是只是部分采纳。至于为何没有全部被采纳,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得而知。一直到世宗朝,丘濬的想法才得以实现。
世宗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皇家宫殿多次遭受火灾。根据《明史》记载,从弘治到嘉靖年间,火灾屡屡发生。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宁宫后三小宫发生火灾;嘉靖四年三月壬午夜晚,仁寿宫发生火灾,玉德、安喜、景福等宫殿被焚毁;嘉靖八年十月,大内所房发生火灾;嘉靖十年正月,大内东偏发生火灾;嘉靖十年四月,兵工二部公廨发生火灾,且烧掉了大量文籍。
火灾频发,引发了世宗的警惕。为了防止训录被毁,继位不久,便诏谕内阁,称祖宗的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匮藏之。建造神御阁于南内重华殿西。世宗亲临定制如南京斋宫,内外用砖石团甃。阁上奉御容,阁下藏训录。因为石匮夏季容易潮湿,故改制铜匣。议定之后,于嘉靖十三年七月,开始了建造工作。
建造过程中,世宗改神御阁为皇史宬。历经两年整,皇史宬于嘉靖十五年七月竣工。
皇史宬的规制,宏大敞亮,龙阁崔巍,四周上下纯用石甃,不假寸木;主殿坐北朝南,通体基本上可以称为石屋。其台基、墙壁均由砖石砌成,门窗、梁坊和斗拱等传统上应该用木料的地方用的也是仿木石料。整个建筑与装具设计完美,功能齐全,华贵耐用,既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又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
新修好的皇史宬,除了收藏累朝训录之外,还藏有《永乐大典》副本。嘉靖三十六年,宫内失火,藏有《永乐大典》的文楼文渊阁遭到了焚毁。经明世宗督促,总算幸免于难。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命将孤本《永乐大典》摹写一副本,于隆庆元年誊录完毕。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藏于皇史宬。以《大典》之重要,也足见皇史宬之受重视的程度。
皇史宬毁于明末的战乱。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山海关之战失利,出离北京时,发炮放火,焚烧了皇宫。火灾过后,只有太庙和武英殿尚存,皇史宬在这场浩劫中也没有幸免。像《明熹宗实录》,便毁于此难。这对晚明历史的研究,是个重要的打击。
清朝入关之后,皇史宬大体上按明制复建,只是将门额的字做了改变,改成了左汉右满两种文字合璧。清代除了在皇史宬保存实录、圣训和玉牒之外,还另贮《大清会典》《四库全书》等,以及107颗将军印信,两侧配殿还保存过内阁题本的副本。
另外,主殿内石台的布局有所调整。第一次是将明代的20座小石台改建成了前后两座较大的石台。到了嘉庆年间,又将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大石台,这就是现在能看到的石台。这样改建完毕后,石台上就能够容纳更多的金匮了。
有意思的是,咸丰去世后,在摆放他的实录和圣训时,却发现石台就剩下两个空闲的金匮了,如果不对现有档案进行归并,咸丰帝的二十个金匮档案没有地方摆放,于是同治皇帝将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实录金匮进行了归并,这才最终将咸丰帝的实录圣训放进去。同样在摆放同治帝的档案时,光绪皇帝再次对已有金匮进行了归并。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皇史宬最初仍归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府管理;1925年溥仪出宫,皇史宬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接管;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把皇史宬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5年成立国家档案局,皇史宬移交档案局管理;自1956年起,国家陆续拨巨款对皇史宬进行了多次修缮;1982年,皇史宬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皇史宬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对其保护一直比较滞后。堂堂国家级别的档案馆的南院,竟然成为了居民的大杂院。幸好,当地政府没有任由这个问题继续发展,借着北京中轴线申遗的东风,北京对皇史宬的违建进行了整治。此后,又经故宫博物院进行专业修复,还原了古建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