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1964年10月16日，55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开发自己原子弹的国家，从此再也不用害怕核武器这种纸老虎的威胁了。
△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源/人民网）
正在热映的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就讲述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科研人员的故事——张译饰演的原子弹研究人员高远悄无声息告别家人、朋友、恋人，隐瞒身份去了遥远的地方从事科研工作。
事实上早在1955年，我国就开始筹建核工业。据人民网，那一年，毛泽东发出号召，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负责筹建核工业。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艰巨任务。
电影从“高远”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刻画了那些为研究原子弹牺牲默默牺牲付出的科研工作者们。但现实里的科研人员面临的环境往往更为艰难，研究原子弹的过程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秘密进行，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他们远在戈壁，离家万里，在绝对保密的要求下断绝和家人的一切联系。此外，核武器研究工作所带来的危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核试验终于取得成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斗的威胁。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1964年的人民日报号外，真实记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这一幕也在电影中得以展现
影片最后，受到核辐射而病危的高远，站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庆游行的人流中，与恋人慢慢被人群冲散，这一幕打动了很多观众。为核事业献出生命的高远，也让很多人想到了同样为核事业而奉献一生的两弹元勋们。这其中既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真实经历，比电影更为传奇和伟大。
邓稼先——离家28年，再见已是诀别
1958年秋，国家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这位在26岁就获得美国名校博士学位，却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毅然归国的天才核物理学家，再次义无反顾地同意了。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老人回忆：“那是1958年的8月份，那天晚上他回来比较晚，他说他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你给我一个信箱地址我们通信，他说可能也不太行。“
这一天起，邓稼先的身影从众多好友的视野里隐去，名字从所有学术刊物上消失了。结婚五年的一对夫妇，开始了他们聚少离多的人生。
△邓稼先（图/新华社）
1979年，在一次空投预试中，为了确认核弹有无爆炸风险，邓稼先抢先上去直接用手触摸破碎的核弹进行检查，却因此遭受了严重的辐射。回到驻地后，他却告诉同事们：一切平安。便继续开始工作，而邓稼先自己知道，他的生命开始了倒计时。
1985年，邓稼先因为直肠癌住院治疗，那时的邓稼先已经61岁了，住院期间，邓稼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妻子许鹿希心疼地看着病床上的这个人，只有默默流泪，一直等待的人，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眼前。
△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图/新华社）
1986年7月29日，在一次大出血后，邓稼先在许鹿希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还在关心国家的发展，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邓稼先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在我国载人航天以及两弹一星工程之中作出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正是这样一位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导弹之父”，在决定归国效力时，却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归国之路。
△钱学森（图/新华社）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却受到了美国政府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钱学森携家眷归国（图/新华社）
归国后的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此外，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航天等领域的研究，也对新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郭永怀——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件事，用生命保护机密文件
当钱学森突破重重封锁成功回到祖国后，便开始”招兵买马“筹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写信给郭永怀，让他也赶紧回来，祖国到了最需要人才的时刻，祖国在呼唤她的儿女。
郭永怀在美国时是和钱学森齐名的大科学家，他是国际上著名的力学专家，尤其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极高的地位。
钱学森的书信一到，郭永怀一家立马就收拾妥当，在国庆的前一天他坐上了回国的邮轮。
郭永怀在核引爆装置的设计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以“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瀑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还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
郭永怀和邓稼先、钱学森等人一样，长期待在研究基地不回家，一直到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郭永怀才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之后又返回基地继续搞研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图/新华社）
1968年12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便要搭乘夜班飞机赶回北京研究。不料飞机在北京坠毁。后来人们吃惊地发现，在飞机残骸中郭永怀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中间，紧紧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后，他的妻子李佩坚持要求将郭永怀的存款5600元作为党费上交。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妻子在信中写道：“党的事业就是我们以及子孙万代的前途和生命，我这样做，或能稍为弥补他没有机会完成他对党的事业尽到最大努力的遗憾。”
王淦昌——更名换姓17年，为祖国事业错过诺奖
王淦昌是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一项发现至少帮助六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他当初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研究下去，诺贝尔奖非他莫属，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投身于我国的核事业，销声匿迹了17年。
1961年4月3号，在王淦昌受到国家号召投入核武器研究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也就在那一天，领导问他，你愿不愿意更名换姓，默默无闻地去做这项工作。王淦昌没有一点迟疑，他说改名吗？这样吧，就叫王京吧。
△王淦昌因病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图/新华社）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不能在世界其他学术领域里崭露头角，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更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进行高深的探索。他再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失去了摘取诺贝尔奖的可能。
17年的时间，这位科学家化名王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他的家人和他通信只能用这个名字，而他的通讯地址都是某某某信箱。至于他在什么单位，在哪里工作，他的家里一概不知。他的几个孩子曾经多次问他的夫人，我爸爸到底调到哪里工作去了？他的妻子只能说，你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工作了。
多年以后，当亲人和王淦昌说起这段经历，王淦昌只是非常平淡地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力亲为，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隐姓埋名几十年，电影和传记都无法将他们一生的传奇说尽。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要打破无数环境、历史原因下的桎梏，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学者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更多无名基层科研工作者的默默奉献，才使得我们今天有了安全的生活环境。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5年后的今天，在看到7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那些令人激情澎湃的武器装备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向这些过去以及现在仍旧在祖国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