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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下一次旅行在哪里？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说
《火星移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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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也夫
资料来源《代价论》
转向：经济观察报书评(身份证：eeo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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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院表示感谢
各种类型的社会行为、制度和思想在帮助人们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迫使他们付出各自的代价。
合作有代价，拒绝合作代价更大；竞争有代价，消除竞争只是换来代价不等的另一种竞争；平等与不平等，抛开它所衍生的道德意味，便是一种永恒的代价选择；形形色色的伦理无不以某种代价换取秩序；标准的本质就是减小代价付出；承担风险有代价，追求保险依然有代价；甚至生存中的适应与优势也无例外地蕴含着代价。正是因为代价无所不在，寻找减少代价的行为和制度便不仅是人们的自然趋向，而且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一旦自以为找到了某种完美的方案、制度—人们在其中可以不付出代价，那里没有冲突纷争、内耗外斗，没有压迫苦难、疏离异化，那里的一切和谐圆满、尽善尽美—便走上了另一极端，这就是乌托邦。数千年来这一幽灵激励和困扰着人类，而其伟大的实践正是现代历史上最沉重的一笔代价和最发人深省的一次教训。什么是乌托邦？
什么是乌托邦（Utopia）？在日常用语中它可以指任何被渴望但不实际的、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或方案，它被认为是虚妄的、不合理性的期待，对现存状况的激烈背离。它可以意指很多不同的事物，但当我们说到乌托邦主义时，是指关于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这里的完美被确定为和谐。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和谐，与他人间的和谐，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满足、愉快的劳动、充裕的闲暇、平等或合理的不平等，没有专断的权威，全体公民的社会参与，等等。
乌托邦的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原始社会、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里斯的乌有乡，以及欧文、傅立叶及其批判继承者，都是这一思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他们勾画的理想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批判他们生活的时代，认为那个社会是腐败罪恶的，同时宣扬一种理想国，宣称那里是完美无缺的，人们在其中可以免除在其他社会中将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
以乌托邦理想治理现代社会的遭遇，不必我们费神做出经验性的描述了。它为每个生活在20 世纪后半叶的人（在此之前后果毕竟不明朗）所经历或见闻。仍然有待完成的是认识这一悲剧的深刻含义。
乌托邦理想与它指导的社会实践总是南辕北辙，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想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误解之上的。每一个伟大乌托邦理想的提出者都承认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中的人是罪恶而不美好的，但他认为那是罪恶的社会造成的，人们本来是善的。因此，他的理想国可以使人们回归到他们善的本性中，而这种本性也当然地成为他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基础。乌托邦的这一本质特征恰为朱迪斯· 史科勒慧眼所识，一语中的：
一切乌托邦都拒绝原罪说……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否定了一切将人的自然品德和理性看作是脆弱和具有致命之伤的“原罪”观念。
人性是善还是恶的争论太古老了。而每个民族的语言中都积淀了他们对于争论的直觉。中国的一句老话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指一个不自私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无独有偶，拉丁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我做的却是错的。”它说明了人们总是做着错事，岂止无心，甚至有意。不错，我们并不因为这些流行的语言便以为人性中没有善的一面了。但是尽管世上有恶亦有善，政治首先要承认的却是恶，因为它更多的是要与恶打交道，甚至它的主要职责便是抑制恶。任何轻视了恶之根源、恶之本性、恶之只可抑制不会根除的政治措施都将显得幼稚和轻率。正如泰蒙说的：
政治便是在种种的恶中做选择，说得含蓄一些，也就是接受次好的东西。
人可望越来越善，却不会尽善；社会有望日益美好，却不会尽美，这是组成了社会的个人们的有限性所使然的。蒂里希（Paul Tilich）深刻地揭示出乌托邦思想忽视了人类有限性的致命弱点：
“乌托邦的根本弱点在于它预先假设了一个虚假的人的形象。……诚然，他承认个人至少在今世的有限性，但它通常认为人在来世中可以得到发展。不过，它忘记了，即使在“来世”中也每时每刻会感到这种有限性，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永恒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有限性无休止延续的问题。……它把不可能描绘成实在的可能性，或者说把不可能性描绘成……摆动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事物。这样一来它就沦为一种纯粹的愿望投射。”
将乌托邦付诸社会实践的荒谬之处
将一种乌托邦付诸社会实践的另一个荒谬之处在于，众多的社会成员的理想是不一致的，有怀旧的，有安于现状的，有寄希望于未来的。即使同是怀有乌托邦思想，在内容上也不尽相同。于是在乌托邦持有者用其理想指导社会时，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开始了人的改造。特别是当其理想蓝图的实现遇到困难、令人怀疑之时，统一思想就变得更为急迫。正是由此开始，乌托邦持有者背离了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如波普所说：
“善意的空想主义者们似乎是遗漏了一点，即这一纲领蕴含着承认失败，甚至是在他开始实行它之一前。因为它以我们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以迎合他的新社会这一要求，代替了他之要求我们去建立一个适合于男人和女人生活于其中的新社会。显然这就取消了检验新社会成功或失败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些不喜欢生活于其中的人，就只好承认他们自己还没有适合于生活其中。……但是，没有进行检验的可能性，任何正在使用“科学”方法的说法都将化为乌有。”
正是在他们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标激励下，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会比一位地道的作恶君主更专横，因为他以为他不惜使用“恶”的手段，乃是为着迈向“至善”的目标。于是他遭遇到“这样的一种诱惑”：那就是可能会为了拯救他人，使他成为自己梦想世界中的公民而强迫他，给他洗脑，因此也就是不顾痛苦与死亡的代价而强迫历史交出想象中的天国。 的确，它所具有的道德魅力会在一时间使人们难于抵抗，甚至在它使用专横手段时。但是即便如此，这种状况也毕竟殊异于乌托邦主义者最初描绘的那幅和谐气象。而当人们从魔力中苏醒过来时，会发现：
“拯救”根本是没有的事。乌托邦主义者在使人和社会完美的追求中，已经把两者都扭曲变形了，使人与社会都成了可厌的方面。……在这种状态下，“秩序”等于“团队组织”，“满足”等于条件反射，“教育”等于“灌输”，“自由”只不过等于“制约”，新的安全与社会规律同集中营相似。
这是何等可怕的图画啊，却是伟大乌托邦社会实践的真实写照。
饱尝这一集中营之苦的吉拉斯将他反省这一历程的专著定名为《不完美的社会》是发人深省的：
“我相信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须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为都可以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了解乌托邦主义的性质。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力时，便成为一种教条，便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使人类受苦。我若说社会是不完全的，其含义便好像说社会是可以变为完全的。但事实上社会却是不可能没有缺憾的。”
吉拉斯的认识也正是本节的论点之一：人类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图实践一种无代价的制度，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准备彻底抛弃一切乌托邦，否定乌托邦具有任何积极作用，不仅否定乌托邦主义指导的社会实践，而且否定乌托邦思维方式本身？我们对乌托邦的认识并不是这样，这种认识恰恰站在与乌托邦对立的另一极端上。如果说以为找到了完美的蓝图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彻底抛弃对完美的追求将使人类付出同样难以预计的代价。
乌托邦思想具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乌托邦思想以极大的力量批判了现存社会中的严重缺陷，它散布不满、唤起觉悟、刺激对社会弊病的探讨，在任何变迁发生、改革推行的地方，乌托邦思想都发挥着作用。没有一个社会充分地利用了人类本性中的财富，每个社会都利用了一些，忽略和压制了另一些。乌托邦思想丰富了人类对自己可能性和潜在力的认识。它提醒现存的社会：你是有限的，尽管你在自鸣得意。
乌托邦是在思想中寻找改变现状的出路
20 世纪第一个对乌托邦做出了专门研究的社会学家曼海姆在指出乌托邦“不能正确诊断现存的社会状况，它不关注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是在思想中寻找改变现状” 的同时，也陈述了另一方面：
“乌托邦的消失将带来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几乎成为物。那时，我们将面临一种难以想象的两难境地，即人类虽然获得了对现实存在的最大程度的理性控制，却也失去了任何理想，变成了仅仅凭冲动行事的生物。于是，人类在经历了长期艰难而英勇的发展之后，刚刚达到最高程度的自觉……却又将创造历史的愿望随着乌托邦的消失而丢掉。”
20 世纪50 年代初，另一位社会学代表人物科瑟（L．Coser）再次强调乌托邦积极社会功能的一面：
“乌托邦不仅是一种有助于产生想象和希望之视野的载体，而且这种寄希望于未来也是当下指导行为和探索价值观的源泉……。由于“未来”眼界的丧失，艺术、文学、社会科学都变得贫困。这样我们为送出乌托邦而付出代价。”
我们说过，以一种乌托邦指导社会实践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乌托邦主义对人性的误解，没有看到人类的有限性。而企图铲除乌托邦的想法同样是对人性的误解，它忽视了人类的可能性。当一个实践家断言乌托邦思想在企望不可能的事情而政治是有关可能的事物的艺术时，他是对的。但他忘记了这个关键问题：什么是可能的？恰恰是最富理性、摆脱了同代人深深沉浸于历史幻景之心态的马克斯· 韦伯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的确，一切政治经验都在证实这一真理—人们不可能得到可能的东西，除非他已多次为着不可能的事物而伸出他的双手。
关于人性的这一面，蒂里希阐述得更明确：
我的一位朋友，精神病学家库尔特· 戈尔茨坦曾经说过：“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他并没有说明是做什么的可能性，这正是这个定义的精彩之处。人并不是拥有做某种确定的事情的可能性，与其他一切创造物截然不同，他具有“可能性”，它是能够超越被给定者、无限地超越被给定者的那种存在物。 正是人类的这种追求更善更美、企望今日不可能的事物在明日成为可能的天性使得“乌托邦并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与人类一样长期存在下去的事物”。
从我们上面的论述中，人们似乎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人类陷入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境地：实践一种乌托邦理想他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抛弃乌托邦理想他将付出另一重代价。的确，我们以为人类社会永远地处在“它现在是什么”与“他们希望是什么”的张力之中。但是只有在平衡打破，即它跳向了一个极端时，才会陷入“抛弃理想”或“不顾现实”的泥潭。而理想与现实间的互动，是一个社会稳步向前迈进的永恒因子。
乌托邦理想与现存社会的关系该怎样摆？其实中世纪前夜天主教的箴言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出路：“把恺撒的给恺撒，把上帝的给上帝。”而教会自身的经历也以身试法地验证了这一论断的伟大。当宗教保持为一种思想和道德时，它是那样纯真感人，是尘世中滔滔功利的解毒剂，而当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权势和组织机构时，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世俗社会组织的同一病症。因为在思想上批判权势、金钱的积极作用并不等同于在现实中处理权力、金钱的有效能力。
把天主教的至理箴言应用于乌托邦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政治与思想应该成为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大合法系统。两者各自行使自身的功能，各自认识自己的局限。批判者不可以为自己的蓝图可以立即实行，实践者不可以为自己的政策是最佳选择。两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互动关系，任何一方不要企图兼并对方，合一便是灾难—无论是以现实取代理想，还是以理想取代现实。乌托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其本身是无罪的。灾难在于以乌托邦指导一场社会实践。它以社会批判力量取代了社会操作力量，功能上不可能不出现极大的紊乱。恰如高尔芬指出：
乌托邦论者所关怀的应该不是开药方……不是治疗而是诊断。……但是许多乌托邦论者常常把事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搞成一团，像个江湖郎中一般。
怎样使一种乌托邦思想不致一下子席卷社会，迅猛地走入社会实践？恐怕最有力的制约力量便是一个社会中深刻的保守主义者的存在。“深刻”意味着并非简单、愚昧、无知，意味着他们倾听和理解了乌托邦和激进主义的全部声音，但仍有足够根据地站立在保守的立场上。一个社会中保守主义的迅速溃败，或其保守主义者尽为浅薄之徒，绝不是它的福音；相反，往往是其走向乌托邦悲剧的前兆。自光荣革命始，不列颠民族的政治始终在稳健地前行，其重大因素之一正如自由主义哲学家柏克所言：“保守党是英国人民特有的遗产。”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兼备乌托邦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乌托邦是这个社会的解毒剂，而保守主义是这个社会的镇静剂。前者针砭腐败堕落，后者制约轻狂躁动。只有在这个社会兼备了这两种力量时，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中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