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是一个严密的法律概念。因为有一起事件登上了网络热词排行榜。我们知道了，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它是针对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合法行为，它的成立要符合法定条件。
那么问题来了，它为啥叫正当防卫，而不叫合法防卫？
欧洲强大的自然法传统，在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时期，孕育出“正当防卫”的法律概念。生命、身体、名誉、贞操等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对侵犯者可实施正当防卫，直至把人杀死。正义不必向非正义低头。侵犯是不正当的，防卫是正当的，“正当”符合人类普遍的、理性的、正义的观念，无须法律或信仰赋予。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社会契约论解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垄断暴力，为公民权利提供保障，但紧急状态下的个人防卫，仍是不可让渡的权利。以生存、自由、财产权利为核心，构筑“天赋人权”的权利体系，神圣不可侵犯。破坏法律的人，不得要求法律保护。
正当防卫是正义的、正当的权利，不可剥夺，国家和法律也不可以。
正当防卫的权利属性，先于法律而存在，无须至上而下的授权。正当防卫对侵害者造成伤害，法律做无罪化处理，以保障这项权利的实施。例如，法国1791年刑法典规定：防卫他人侵犯自己或他人生命而为杀人行为时，不为罪；德国1871年刑法典：由正当防卫而为的行为，不处罚。因为它是正当的，所以阻却违法，或者排除社会危害性，这是延续至今的法理基础。进入二十世纪，高度社会化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也要保护社会利益，刑法理论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阐释正当防卫的本质，完成由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正当防卫不仅是防卫权，而且是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立法上开始对正当防卫进行一定的规制，对超出合理限度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防卫过当”要承担法律责任。“防卫过当”的提出和确立，是法律对正当防卫的真正改造，由此出现正当防卫的合法性问题。但是，正当与合法仍是不同的，“正当”指权利的来源和属性，是法律的价值评判和证成；“合法”指行为不能超出法定限度，是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因为防卫权滥用，会损害他人权益，进而侵害社会法益，法律要加以控制。
- 防卫过当仍属正当防卫的范畴，“过当”要担责，但法律规定应从减轻或免除处罚。
正当防卫是否过当，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尺。法律及其适用，要符合大众经验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法律不强人所难，不苛求防卫者。大陆法有明确的成文规范，但仍然融入日常经验。德国刑法规定，防卫人由于惶恐、害怕、惊吓而防卫过当者，不负刑事责任。奥地利、瑞士刑法也有类似规定。英美法走的更远，仅要求“合理地相信为避免非法侵害而使用暴力是必要的”，合理的标准取决于一般大众的认识，由陪审团判定。例如一个案例，某人威胁要杀死对方，并把手伸向口袋，结果被对方开枪打死，事后查明其口袋里没枪，但陪审团认为防卫人的错误是合理的，裁定不予追究。我国古代正当防卫，有实践无理论，没有积累和演进的历史传统。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而来，并非本土生成。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吸收了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的界定，被侵害的权利除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外，还包括国家和公共利益。凸显对不法侵害的否定，鼓励公民同不法侵害作斗争；对防卫过当的规定，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明显”二字体现出利益衡量，为司法判定留下巨大空间；规定无过当防卫（又称无限防卫）：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立法和司法之间实践存在巨大落差，司法认定困难重重，陷入“正当防卫认定难”的困局。我们完成“法律的移植”，却没有培育好生长的土壤，立法升级，认知没有升级。
- 不重视对权利“正当性”的研究，片面强调行为合法或不合法；不重视对正义、自由、秩序等内在价值的把握，却机械套用法律构成要件。
当然，正当防卫认定难，原因复杂多样，亟待理论上和实务上加以研究。正当防卫，作为国家公力救济的补充，是保护权利、维护法律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法律是调节器，提高不法侵害的成本，侵害者就不会无所顾忌；降低正当防卫的代价，公民就会大胆防卫，同不法侵害作斗争。西方法学界认为，正当防卫是刑法的完美拼图，刑法因此而完备。从邓玉娇案到于欢案，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引发剧烈的批评和争论，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说明我们有距离，但已经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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