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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夫涯妇是什么意思】通俗清新铁崖体 矫杰横发廉夫书 ——读杨维桢的《行书诗·元夕与妇饮》

通俗新鲜的铁崖体矫正杰横跨盐部门。

——杨伟正阅读《行书诗元夕与妇饮》

文章来源:艺术中国

文/马进宝

杨伟正出生于元成宗定员两年(公元1296年),逝世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享年74岁。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字廉夫,因其父于全堂之铁崖山筑楼藏书,并令其与从兄杨维翰专心攻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其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著作有《东维子文集》、《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等。

杨维桢自幼聪明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三十二岁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耿介,在任天台县尹时,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到报复被罢黜。后继任盐场司令,又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以忤上故,竟十年不获升迁。曾为辽、金、宋三史作“正统辩”千言,甚受总纂官欧阳玄(字元功)所激赏,被认为是百年公论不移的史笔之作。后升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罢去。值兵乱,浪迹富春一带。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朝政府的立场,修了一封书信,臧否他的为人与行事。

杨维桢平生气度高旷,周游山水间常以声乐自随,后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杨谦、陆居仁、吕佐良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诗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他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次表明不复出仕的决心。抵达南京,见到朱元璋,即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于是,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之大,不好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评价很高。为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诗歌尤其长于乐府,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作《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人们还把他享誉最高的乐府诗,称为“铁崖乐府”。《明史》评他的诗说:“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 一时从者如流,被推为元代诗坛领袖,独领风骚40余年。他个性倔强,不逐时流,“史传”说他曾经戴华阳巾,披鹤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叫侍儿歌唱,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也随着翩跹起舞,人们都以为是“神仙中人”,其风流洒脱如此。

《元夕与妇饮》这是一首乐府诗,收录在《杨铁崖先生古乐府集》中,清人顧嗣立在《元诗选》中也曾辑录。诗中主要是描写他在元宵节的夜晚与夫人一起饮酒时的快乐心情。其诗曰:

问夜夜何其,睠兹灯火夕。

月出屋东头,照见琴与册。

老妇纪节序,清夜罗酒席。

右蛮舞袅袅,左琼歌昔昔。

妇起劝我酒,寿我岁千百。

仰唾天上蜍,誓作酒中魄。

劝君饮此酒,呼月为酒客。

妇言自可听,为之浮大白。

(诗后附注)老妇曰:人言天孙思妃,不如月娥守孤。不知羿妇相弃以犇,曷若织女相望以久久也。

此诗大意是:

元宵节的夜晚,

灯火灿烂,

使人流连!

皎洁的明月出东山,

银光洒满庭院,

透过窗帘,

照到书幌,

映出琴弦。

妻子也高兴以为纪念,

特地安排了

一个小小的酒宴,

一边唱着《昔昔盐》,

一边舞起《菩萨蛮》。高举玉盏,

衷心祝愿:

祝君千百寿无边!

此时,

抬头见,天上月魂与我之酒魄,

同饮同欢,

同游同玩。

都来吧,让我们共同

与酒为友,

与月为伴,

妳说的好,大家一齐干!

诗后那段文字,是记录他夫人的话:“人们常说,天上的织女日夜盼望相会,不如月宫里的嫦娥,年年在那里孤守的好。可是却不知,那嫦娥为了自己的享乐,抛弃了丈夫后羿,独自奔到广寒宫里去了,是自寻苦寂,怎么能比得上织女长久相望,终有一会的快乐呢!”

读完此诗,我们不难体会到,杨维桢在仕途上几经挫折之后,深感“回天无力” ,不得不以优游来打发光景,在江山风月中消磨岁月的况味了。比如他曾在《漫成五首》的诗里说:

“四十已过五十来,

白日一半夜相催。

劝君秉烛须秉烛,

七十光阴能几回?”

“铁笛道人已倦游,

暮年懒上玉墀头。

只欲浮家苕雲上,小娃子夜唱湖州。”

尽管如此,但他那忧国忧民的心,依然未能泯灭,依然幻想着会有一天他还要以“神羊之毫,制作董狐之笔”,继续写他的“三史纲辩”。因此,在这首《元夕与妇饮》诗的后面,借夫人的话写出了“孤守曷若相望”的慨叹。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写的很好,古人说:这种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并能表现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它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活泼,句式以五言为主,如歌如诉,道出时代人们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元夕与妇饮》就是运用了汉乐府这种民歌形式和朴素、自然、口语化的语言,生动而饱含激情的写出了诗人在元宵佳节,与妻子共饮的欢乐情景,并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着力刻画他仰唾天上之“蜍”,誓作酒中之“魄”,而且像李白“邀月对饮”一样,亦欲把明月当做自己的“酒客”,来招待一番!

杨维桢的书法也和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 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元代书法中,极其个别的一个“特例”。

我们知道,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人灭掉南宋,统一全国,建立了大元王朝。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主张以武功治理天下。但是,自他入主中原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于是,学习汉族文化、笼络文人、士夫,以逐渐走向“文治”的道路。这到了仁宗、英宗时代,表现的非常强烈,特别是文宗,他十分喜爱书画,其兴趣之浓可与昔年之唐太宗相比。纵观元代书法,概括的来说是“初则宗唐,后则宗晋”的风格,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是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赵孟頫。元史称他“籀、篆、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近人马宗霍也说:“元之有赵吴兴(孟頫),亦犹晋之右军(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坛坫者。”仁宗皇帝尝取其与夫人管道升、儿子赵雍的书法合装成册,让秘书监收藏起来,说要使后世知道“我朝一家父子、夫妇皆善书者”,可见“赵字”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思想影响下,继承传统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同时的著名书家像鲜于枢、康里巙巙、耶律楚材、邓文原、虞集、揭徯斯、柯九思、吴炳、张雨等等,无不以“留心古迹”、“恪守古法”为准则,形成了圆润、飘逸、遒媚的唯美书风。而唯一敢于大胆创新、张揚个性、表现自我的就是杨维桢,他用篆、隶笔法,参以汉、魏古风,特别是行草书的点画、顿挫,间用侧锋方笔尤得章草法度,圆时以见柔美灵动之姿;方中而显刚劲峭拔之势。结字险绝、奇怪叠出,真是“胸中具磅礴之气,腕间担真实之力。”表现“一种在狂惑中追求旷逸自适的心境”。明代书家李东阳在他的《怀麓堂集》中说:“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徐有贞认为:“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他们都说的非常中肯。我们今天研究杨维桢书法,其意义就在乎他敢于打碎历来以“二王”书风为唯一审美标准的桎梏,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文人书法的表现能力。他以古为新、独创独行,不失法度而又令人耳目一新,为后世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对现代书法的极大影响,可以说是起了先驱示范的作用,这一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其传世作品有《张氏通波阡表》、《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壶月轩记》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中。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是杨维桢写给子刚和宗唐两位地方官员(可能是主管军政、司法方面的)的诗柬一类的信札,他把《元夕与妇饮》这首诗抄给他们,以表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喜悦和乐观,同时,也透露了他不甘寂寞的心情。此札还嘱咐竹林先生再誊录一份送给刑部衙门,请教一下名叫光和的人,虽属谦词,但为一石二鸟。全篇正文12行,依次轻松舒缓的书写,边忆边述,活灵活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非常认真,一字不苟,这里我们不仅从每个字的点画看出,还从许多的篆隶书法与碑帖异体中得到答案(如夜、眷、册、奔、魄等字),这些字,有的生僻、有的变异,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因而,我们也从中了解了他古怪、倔强的性格——即使一封普通信札也不草率从事——这还与他深厚的学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常人所能企及。

当然,也不是全篇文字都是如此。记录夫人的议论,写的就比较自然流畅,并且用较小的字,写在了诗的最后一行的下部,似乎是一个“小注”,这样,不但不被忽略,反而会更能引起读者注目。左边上款字体略大,写的更加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也没有刻意去书写特殊的异体字,一方面是有别于正文,同时也表示对收件人的尊重。所以我们说,这通诗札,它既有精心创作的庄重美,又有随意书写的自然美,集古朴典雅于一帧,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诗书皆臻完美的作品。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纸本,墨迹。纵29公分,横57公分。经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季迁先生鉴定为真迹,并经多家藏主宝存,后由浙江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也算是杨维桢现存书法作品中的一件“名品”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画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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