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深圳位于南海沿岸，属于秦汉以来封建王朝防御军的管辖地，远离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政治中心，因此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对此没有太大影响。深圳过去的岁月因历史显赫而平凡。古代深圳只以盐、菜酒、良窟、食香闻名。自然环境的关系，以盐闻名。
一、史前时期的盐业生产
深圳产盐的历史可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85年夏，笔者在参加位于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曾对地层中发现的红烧土块堆积成因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多方考究，才明白这是古人留下的制盐遗迹。咸头岭沙丘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块一般厚约1.5~2厘米，一面平整光滑或内弧，另一面带有夹竹条的印痕，出土时均已散裂，无法复原成器。另据香港博物馆邹兴华先生所撰《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载《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1993年，香港市政局出版）一文介绍，在香港屯门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器座、炉箅、灰烬等炉灶遗迹，其中一块拼接的红烧土块残片长33厘米、宽20厘米，特征与咸头岭遗址出土的烧土块残片相近似，也是一面印有编织纹，另一面平整光滑。
在1990年第11期《文物》杂志上发表的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中，咸头岭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块堆积被认为是夹竹或木棍墙倒塌所致，笔者认为此说似较牵强，因为在岭南地区，古代并不流行火烧木骨泥墙的建筑方式，但却有证据显示一种编竹涂泥制作的煮盐器具曾经被长期使用。根据《史记·平准书》载?quot;因官器做煮盐，官与牢盆。"可知汉代由官府提供给盐户煮盐的器具叫"牢盆"。宋代以后煮盐器具或以铁为之，但仍然沿用着以较古老的方式制作的非金属煮盐器具，据《图经本草》记载：“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今或鼓铁为之；或编竹为之，上下周以灰，广丈，深尺，平底，置于灶背，谓之盐盆。《南越志》所谓‘织蔑为鼎，和以牡蛎’是也。”这些记载证明汉代的煮盐器具“牢盆”与宋代编竹涂以掺和牡蛎壳灰泥制作的“盐盆”是同类器物。
汉代的煮盐器具应该也是沿用前人的传统方法制作的，对比宋代"盐盆"的制作特点，可以发现其与深圳咸头岭沙丘遗址和香港屯门涌浪遗址出土的带编织纹红烧土块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从香港屯门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的炉灶看，所承烧的器物底径是较大的，这与拼接的红烧土块残片长达33厘米仍未接近器体边缘的情况相一致，因此，可以推断这些红烧土块的原身就是古人的煮盐器具。从咸头岭沙丘遗址出土红烧土块散裂程度比较严重的现象看，烧制煮盐器具的温度较低，为防止盐盆热胀冷缩、器体开裂，在泥土中掺杂了大量沙粒，这也增加了盐盆器壁的易碎性。
二、早期盐业管理机构与郡县设置
秦汉以来，深圳成为封建王朝边陲郡县辖地，随着汉越民族的融合，深圳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逐步开发。作为封建社会产业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盐业一直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据史籍记载，早在汉代，南海郡番禺县就设有盐官，管理深圳等地的盐业生产（有学者根据史书对番禺、广州、南海、顺德一带没有存在盐场的记载，推断当时的盐官驻地就在盛产海盐的今日南头一带）。
作为汉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盐业生产中心，深圳南头一带成为当时较早被开发的地区之一，1981年在南头红花园东汉墓发掘出土的具有中原汉文化风格的陶瓷随葬品：陶案、陶熏炉、陶井（附井盖，明器）、陶灶（明器）、陶盆、陶簋 、双系陶罐、六系青瓷罐、鸟纹铜镜、兽纹铜镜，银手镯、银指环、料珠等；还出土了刻有"九九"乘法口诀的铭文墓砖，乘法口诀铭文为：“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四九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乘法口诀的发现，说明东汉时期深圳居民已经普遍使用九九乘法，南传汉文化在当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84年上步禾镰坑铜钱窖藏出土了“五铢”铜钱和新莽“货泉”，乘法口诀砖和两汉货币的出土，反映当时商品经济已渐趋发达。
三国时期，东吴在南头设置"司盐都尉"，并修建了“司盐都尉垒”作为盐官驻地。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为避战祸，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并在南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郡城。下辖宝安（范围包括今日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莞市部分地区、番禺县南部、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等地区）、安怀（东莞）、兴宁（兴宁）、欣乐（惠阳）、海丰（海丰）、海安（惠来）等6县，范围包括今日环珠江口及惠州、潮州、兴宁、梅州一带，郡、县治所设在南头，这是在深圳地区设立郡、县的开始。
据史籍记载，东官郡城建于三国时吴国司盐都尉垒旧址之上，地点即今日南头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密集分布于南头城附近的东晋南朝墓群，这些东晋南朝墓葬均为砖室结构，营建得甚为考究，随葬有本地烧制的精美青釉瓷器如罐、碟、盂、钵、鸡首壶、杯、碗、灯盏、砚台等，此外还出土了银簪、手镯、指环，铁剪、铁刀、陶纺轮、三足石砚、绿松石珠、铜镜、滑石猪、铜钱、剪五铢“钱等。这些成群密集分布的墓葬和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反映当地居民人口增多，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显著发展。在60年代广州近郊西晋墓出土墓砖上，刻有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2000年深圳新安铁仔山东晋墓也出土了刻有“大兴二年宜子孙”的铭文墓砖，反映了当时广州及深圳地区人民安居乐业的“平康”景象。位于新安镇上合村黄氏宗祠内的“孝行流芳”石牌坊，建于明代，纪念晋代移民黄舒的孝行，反映当时南迁人民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儒家的礼教传统。
南汉至宋、元时期，深圳的盐业继续发展，当时的著名盐场、盐栅有东莞、黄田、归德、叠福等，此外，在附近的香港九龙半岛当时还设有官富盐场。东莞盐场位于今日南头城附近，黄田盐场位于今日的深圳国际机场，归德盐场位于今沙井镇，叠福盐场位于今葵涌镇的叠福村（包括上村、下村和咸头岭村，以前有上盐仓和下盐仓之称），据《宋会要·食货》盐法编记载，叠福盐场年产盐15000石（宋制）。
三、海盐的制法
海盐分生盐、熟盐两种，生盐成于日晒，熟盐成于煎煮。当时煮盐的盐盆用竹蔑和牡蛎灰泥制作而成，大者可盛卤20石，用柴火煎煮，一昼夜可成盐16石。当时煮盐并不直接使用海水，而是使用经过初步加工提取的含盐度较高的卤水。
据《天工开物》、《图经本草》和《熬波图》记载，海卤的常用制法为：先在海边沙滩上掘一深坑，坑底及四壁铺设用掺杂草杆、经牛脚踩练而成的"筋韧熟泥"制造的土砖，砖缝填实，以防泄漏，坑口横架竹木，上铺苇席，然后将盐田内浸渍海水后经日晒泛出盐霜的表层沙子扫拢起来，堆于坑口苇席上，用海水浇淋，滤入坑内富含盐份的卤水便可用于煮盐。由于盐场规模大、煮盐炉灶多，生产场面甚为壮观，成为当地一大景观。曾率领明朝水师发起屯门海战全歼入侵的葡萄牙舰队的广东按察司按察使汪宏，对此作有赞美诗句：“灶田拨卤当秋日，渔艇牵蓬向晚风。”
古代深圳居民大多靠海为生，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称“天下之赋盐利居”，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计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
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困苦。北宋著名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州（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苦难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激起了盐民的反抗，私盐煮、贩现象日益增多。据县志记载，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广东提举茶盐司徐安国在大奚山（今香港大屿山岛）查禁盐民煮、贩私盐，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盐民武装暴动，盐民击退官军后乘胜进攻广州，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官军攻上大奚山，“尽杀岛民”。
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宋恭帝出降。五月，益王赵正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宋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军随侍王室南迁，转战浙、闽、赣、粤。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在九龙官富盐场设立行朝，这是历史上首次有皇帝驾临此地。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南宋军在新会崖山与元军决战失败，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负末帝赵丙投海殉国，南宋覆灭。后来宝安居民在蛇口伶仃洋畔的赤湾为蹈海殉国的宋末帝修建了一座纪念陵。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宝安县境内设有东莞、归德、黄田、官富4个盐场，后经裁并，至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只设东莞、归德二场，灶田合共有2099顷，隶属于广东盐课提举司。各盐场设盐课司、大使1人，攒使1人，主理盐业产销和税收。明代深圳南头、白石、西乡、固戍等地设有盐埠，进行食盐贸易。清嘉庆年间，又增设盐田、沙鱼涌、长洲3埠，并置巡船6艘，查禁私盐。
四、盐业生产的衰落
清初，朝廷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至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新安县人口仅剩2千余人，故将新安县并入东莞县达3年之久（公元1666年-公元1669年）。
原广东巡抚王来任冒死上书朝廷，力陈迁界之害。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得到恢复。大量客家人由嘉应州等地迁入归善县（惠阳）和新安县，形成深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据《清实录》卷124载：“户部议复：‘广东巡抚李士桢疏言：粤东滨海小民，藉盐资生。从前江西、南赣两府俱食粤盐，因康熙元年禁海以来……改食淮盐。今粤省平定，请循旧例，令南赣两府仍食粤盐销引。’从之。”这是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的事情，可见，复界后17年，当地盐场的生产与销售仍未走上正轨。而江西、南赣两府转食淮盐，使深圳地区的盐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由于盐场产量下降，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发生了广东东莞盐场大使胡文焕因缺少盐额，被革职留任、限期半年内补足的事件。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将东莞县的靖康盐场并入归德盐场，称为归靖盐场，至乾隆五十四年，归靖、东莞盐场均被裁撤，此后深圳的盐业生产走向了衰落。
民国时期，深圳仍有食盐出产。1921年，宝安县政府在前山设立官收局，统一收购鳌湾所产之盐。1922年，撤消官收局，归并宝安督缉局，设厂办理。1926年，成立盐务总处，设宝安盐务厂，派警驻巡。后来还设立了水门查验厂，核查盐运船只。
解放后由于发展农业以及开发水产养殖，昔日盐田已不复再见。深圳历史上形成的与盐业生产有关的地名不少，如：盐田村、盐田墟、盐灶村、盐寮下村、盐田田寮下村、盐下灶村等。在今日深圳市的6个行政区之中，便有一个以盐田命名，而今日的盐田港，已发展成为年吞吐量达数百万只标准集装箱的大型国际海运港口。
来源：西葫芦
作者:蒋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