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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正言不顺是哪家思想】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谈起,论三国里的舆论控制

简介:

纵观历史,“勇武不可取,套路得人心”的例子数不胜数,舆论控制正是政客们惯用的套路。

本文将从三国里最强的舆论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谈起,为你解析为什么群雄逐鹿失意场,三家最终归了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嘉平五年(254年),大将军司马师废除齐王曹芳后,拥立年仅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曹髦继位的第二年,司马师平叛返程时病死途中,将大将军印交给弟弟司马昭。

此时的朝堂之上,司马昭外掌兵权、内控朝政,曹氏宗亲早已被司马懿屠戮或圈禁,曹髦和郭太后形同摆设。司马昭一如当年的曹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篡位之心昭然若揭。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讨平诸葛诞叛乱后,司马昭再无威胁。

据《三国志》记载,258年正月,天降异兆,魏国宁陵县的界井中,出现了两条盘旋的黄龙。天兆祥瑞,从中央到地方,上书恭贺曹髦和司马昭的文书应接不暇。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更是公开宣称“双龙同时出现乃是说晋公(司马昭的封号)和当今皇上是并立的真龙天子,是魏国的共主”。司马昭大喜过望,满朝文武应声附和。

绝望的曹髦写下《潜龙诗》抒发愤慨之情: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如然。”

潜龙者,就是困于井渊无法腾跃的龙,天子以此自喻,悲凉自不待言。



面对曹髦的悲鸣,大臣们噤若寒蝉,因为司马昭早就控制了舆论,掌握了实权。明眼人一看便知,两条黄龙同时出现的异相本就是他一手导演的“祥瑞”事件,借此控制舆论、俘获民心,为自己将来篡位提供“真龙天子”的舆论支持。

曹髦不甘心当傀儡皇帝,甘露5年5月(公元260年),“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他决定亲自上门刺杀司马昭。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计划告诉近身大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而王沈和王业立刻把消息报告给司马昭。

曹髦带着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出宫直奔司马昭府邸,但尚未出宫门就被司马昭派来的亲信拦下。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太子舍人成济在中护军贾充的怂恿下,一戈刺死曹髦。

历代杀皇帝的事屡见不鲜,毒酒鸩死、白绫绞杀、刀剑自绝……但是,臣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刺死皇帝,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是谁给了成济这么大的胆子?当然是司马昭。司马昭不光有实力,还懂得控制舆论。

可怜的曹髦如同飞蛾扑火,他以鲜血捍卫尊严,赔上了卿卿性命,却正中司马昭的圈套。自此,司马昭更加肆无忌惮,曹魏江山唾手可得。



其实,司马昭并非是三国时期惯用舆论控制的第一人,曹操和刘备都是控制舆论的高手,他们立人设、搞宣传、占地盘,混得风生水起,各领风骚数十年。

曹操的舆论控制:匡扶汉室

匡扶汉室是曹操打出的第一张牌。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谋士荀彧的建议,迎汉献帝迁都许县,恢复了汉朝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匡扶汉室的舆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接下来的一切行动都有了合法的名义。

曹操迎立汉献帝后,并没有像董卓一样进行欺凌,而是对他非常优待。这样一来,汉朝旧臣和天下百姓都以为曹操忠于汉室,曹操自然占据了舆论正义的制高点。

迎立汉献帝后,曹操由兖豫的割据势力摇身一变,成为汉室政府的中央军,他“奉天子而征四方”,诛吕布、伐张绣、破张杨,“正义之师”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而最为成功的战例则是对袁术、袁绍兄弟两人的讨伐。

建安二年,曹操号召诸侯讨伐无视汉室权威、在寿春称帝的袁术,刘表、孙策、吕布、刘备皆响应号召,为汉室效力。此战以袁术战败、仲氏政权崩溃而告终。

这场战役不仅为曹操除掉了一个强敌,还让天下人看到了曹操对皇帝的忠心,可谓一举两得。

接下来的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破袁绍十万大军。

这次战役是曹操打着“匡扶汉室”旗号,在军事效果上最成功的一次战例。

随后,曹操又征服乌桓,至此,战乱多时的北方实现了统一。

曹操的舆论造得很好,得益于汉献帝在手,肆行无忧。曹操正是凭借舆论正义的方式压制其他诸侯,为自己剪平天下提供帮助。

其实,早在官渡之战前,袁绍也想争取舆论制高点,他命陈琳写了一篇《为袁绍檄豫州》的檄文,号召天下群雄讨伐曹操,这篇檄文把曹操骂了个狗血淋头,虽然未能扭转战局,却让天下人认清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狼子野心。

由此可见,舆论制高点,是敌对双方都需要争取的阵地。

而曹操以匡扶汉室为名,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在严格尊崇正统思想的士大夫眼中,曹魏名不正、言不顺。南阳的许劭评价曹操:“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但不管士人如何评价,曹操的舆论控制,总体来看是成功的,百姓不像诸侯会与曹操争天下,谁是名义上的正统,自然就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刘备的舆论控制:汉室正统

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这就是刘备对外宣称的出身履历,甚至连汉献帝刘协还尊他为皇叔。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势下,刘备的这个出身就更为重要了。

一直强调自己是汉室正统的刘备,还是三国中以德服人、爱民如子的典型代表。刘备待人之好,连刺客都不忍对他下手。

《三国志》记载:“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书》也记载了这则故事:“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刘备为何最终也没能赢得天下呢?
我们应该反过来看,刘备的出身,在三国里是最低的,一无宗族势力,二无财力,三无兵力。
“三无”人物刘备为何能在乱世中异军突起,最后还能与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舆论导向的加持也是重要加分项。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陶谦死前留有遗言,让刘备来继承天下九州之一的徐州,“非刘备不能安此州”。而陶谦之所以把徐州托付给刘备,正是因为在汉献帝被曹操控制的情况下,刘备是有望与曹操抗衡的汉室后裔,足见其对刘皇叔汉室正统身份的尊崇。

和陶谦让徐州一样,刘表病重时,也要把荆州让给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的《英雄记》记载,“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也有言,“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

对于陶谦和刘表的相让,刘备都拒辞不受。他的拒绝,反而赢得了更大的舆论支持,仁义宽厚、德才兼备的“皇叔”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乱世中,刘备的汉室光环让本无寸土的他有了立身之本,最终才能慢慢扩张地盘,并在蜀汉称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刘备为了实现自身抱负,各自发动宣传攻势,笼络了一批人才,在汉末风云际会的群雄逐鹿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为一方霸主,但终因实力不足而无法一统天下。

司马懿的舆论控制:扭转乾坤

然而曹操等人,却还是不如司马懿。

司马氏能走到这一步,从司马懿开始,就注重对舆论的控制。

高平陵之变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初六,71岁高龄的太傅司马懿利用魏帝曹芳、大将军曹爽等重臣出城拜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这场政变中,司马懿控制舆论的手段十分高明。

他在给魏帝曹芳的奏疏中先强调了自己是托孤重臣,有确保曹芳安全的合法地位;再历数曹爽的各项罪状:排挤大臣,重用亲信,浮华之士充斥于朝堂之上,甚至连禁中侍卫也都是曹爽的私人,造成皇帝的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最后又阐明曹爽离间二宫,使得皇帝与太后母子不得相见。

鉴于曹爽的不臣行径,我司马懿如今领受郭太后懿旨,罢黜曹爽兄弟的官职。

这封奏疏所述皆实,毫无夸大,与曹爽长期的独断专权、不得人心形成鲜明对比,司马懿牢牢占据了舆论制高点。



结果,三公九卿、满朝文武都站在司马懿一边,集体讨伐曹爽。

两个月后,曹爽及其团队核心成员,以大逆不道之罪,被夷三族。

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所言:“魏之亡,始自曹爽之诛”,高平陵之变无疑是曹魏政权易主司马氏的转折点,自此,曹芳沦为司马一族的傀儡,曹魏名存实亡。

从手段来看,司马懿身处劣势之中,生死千钧一发之际,操纵舆论,是他自救成功的重要原因。司马懿能以弱胜强,咸鱼翻身,对舆论的掌控,堪称高明之至。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张扬,其实也是一种舆论控制。

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氏历经两代努力,掌握了绝对的实力。

有了实力就能登基做皇帝吗?可以。但简单粗暴直接取曹氏代之,司马氏也要想想,如此建立的王朝能否长久。

高平陵之变两年后,司马懿病逝,司马师、司马昭成为司马氏代魏活动的核心人物。其中,司马师成为威服禅代功臣的新政治集团领袖。

据《三国志》记载,嘉平四年(252年),东兴之战兵败,时任大将军司马师统揽战败之过,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论曰:

“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於再乎!”

遇大败后首先归咎自己,再恩赏下属,司马大将军此举与刘备摔阿斗有异曲同工之妙,世人都要叹一句“大将军至仁至义。”这正是司马师一步步掌控舆论的关键举措。

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联名朝廷公卿共46人,上奏郭太后,废除魏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能够拉拢朝中众大臣擅行废立而不引非议,可见司马师舆论控制水平已炉火纯青。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病逝,弟弟司马昭扛起了家族的重任。

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昭执政后,更是到了“朝廷四方,皆为之效死”的程度,民心士心都忠于司马氏。

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已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自然就有能力控制全国的舆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魏国各地祥瑞频现,特别是本文开篇所说的黄龙异相的出现,再次升华了司马昭和魏帝曹髦“共主天下”的舆论支持。

在深信“君权神授”、“天命史观”的时代,这样的祥瑞现象于国于民是何等重要!



司马昭正是因为善于操纵舆论工具,一步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试想,如果曹髦不是受了“和晋公共主天下”的舆论刺激,又怎么可能不自量力,主动出手?

而曹髦死后,司马昭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再次展示了他实施舆论控制的手腕。

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昭得知曹髦死讯后,“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

之后,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把曹髦“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了事发时站在曹髦一边,没有汇报消息的尚书王经。而王沈因告密有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时隔20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刺死曹髦的成济三族。



刺死曹髦,成济当居首功,本应升官发财,可司马昭却诛其三族堵住悠悠众口。由此可见,为了控制舆论,司马昭从来都不择手段。

舆论控制引导了人心向背

曹魏当权时,很多人都已看出,曹氏后人自身羸弱,肆意妄行,奢侈腐化,不堪重用。唯有司马氏外可拒敌强兵、内可富国安民。

多年战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让老百姓深受其苦。人心思安,渴望过上太平日子,而能够达成百姓所愿的,唯有司马氏。

寿春平叛,曹髦被杀,天下并没有引起骚动,四方平静。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司马父子多年来废除苛法,推恩广惠,民心归附。

咸熙二年(26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定国号晋,改元泰始。280年3月,晋武帝司马炎最终统一全国,“三分天下”的局面至此画上了句号。


结语:

历史上军事强人有很多,懂得控制舆论的却不多。以南北朝为例,南朝桓温,无论是北伐还是篡位,都因站在舆论的对立面而失败;北朝苻坚在未争取到氏族上层贵族和民众舆论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南下伐晋,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天下。

再往后看,乱世中以军事立国却迅速败亡的枭雄更多,比如五代十国的朱温、李存勗、石敬瑭、王延曦等。

回看司马氏,他们建立的晋朝虽然也被诟病“得国不正”,却被奉为王朝正统,在乱世中屹立近二百年而不倒,这与立国前后的舆论导向作用关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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