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行业故事-No.01
文|东楼主
一开始没人在意这场灾难。这只不过是山火、干旱、一个物种的灭绝和一个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流浪地球》如今回头看17年前那场非典，其实很多问题在历史中都有过注解。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回顾非典时期的历史，分别是：
- 零号病人：第一例报告“非典”病例
- 风暴中心：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务人员
- 国士无双：“非典”战场上的一面旗帜
零号病人：第一例报告“非典”病例
12月17日，广东军区总医院，一个刚转来的病人，浑身发紫，呼吸困难。慢慢的，病人神志不清、烦躁不安，一脚踹断了病床边的铁围栏。
他叫黄杏初，35岁，是深圳一家酒楼的厨师，他一向身体强健，大约十天前，感觉浑身乏力。他以为是累了，回了老家河源，心想睡一觉就好了。可过了几天开始发烧，到卫生院一量——38.9℃。
卫生院诊断是重感冒，开了感冒药，打了退烧针。第二天，他非但高烧不退，还出现了呕吐、干咳的症状，卫生院建议其尽快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急诊。
2002年12月15日晚11点多，黄杏初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广州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
他已经高烧多日，到医院时，满脸通红，浑身酸痛，呼吸困难，在家人搀扶下才能走动。
黄住院后，各种退烧药都无济于事，夜班医生只好用冰袋敷在了他的头上、胳膊、大腿、股沟等处，试图物理降温。拍片显示，黄杏初两肺有阴影。
经过两天治疗，黄杏初病情丝毫没有好转，两肺阴影进一步扩大，已经咳嗽到说不出话来。
为了不耽误治疗，医院决定把黄杏初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治疗，随车护送的是他的主治医生叶钧强。
于是，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2月18日早上，医生决定为黄杏初插管辅助呼吸，但他烦躁反抗，几个人都按不住，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才让他安静下来，顺利插上管。
没有经历的人可能不知道，插管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治疗方式，拇指粗的塑料管插到喉管里，不能说话，养分要靠注射，呼吸靠机器将氧气压到肺里。为防止插管病人因痛苦而拔管，造成缺氧死亡，一般会给病人使用镇静剂甚至绑住手。
当人掉入河里时，越挣扎的越难救。12月19日，黄杏初醒来，考虑到他的表现，医生觉得有必要对他进行心理疏导。主治医生跟他耐心说了他的病情，希望他能积极配合治疗，否则继续使用镇静剂，极有可能损伤大脑。
黄杏初说不出话，点了点头。他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和求生欲，硬生生挺过了最难的10天。
河源市人民医院这边，叶钧强医生送完黄杏初，当天乘救护车返回了河源，到家已是凌晨3点。但是最近感冒病人特别多，呼吸内科人手不足，没休息多久，他又准时上班了。
没想到，叶钧强又接诊了一位郭姓患者，症状和黄杏初非常相像，也是发烧、咳嗽、肺部阴影。
郭姓患者病情发展很快，当晚检查支气管出现“玻璃样改变”。医院医生未曾见过这种病例，多方联系，准备将病人送到呼研所（全称：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
呼研所的所长就是钟南山院士。
12月21日上午，刚下夜班的叶钧强利用休息时间将郭某送到呼研所。一路上，郭某不停干咳，叶钧强时不时地用听诊器听其肺音。
12月24日夜里，叶钧强梦里惊醒，浑身打颤。妻子给他量体温，天亮时已是39度多。妻子立即陪他去医院检查：白血球不高，双肺无病变，可能只是流感。前一天，叶钧强科里的护士也出现“感冒”发烧，因为怀孕4个多月，咨询过他如何用药不伤及胎儿。
12月26日，叶钧强开始咳嗽，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经院里专家检查，决定立即住院。
随后，一个情况让整个医院都紧张起来：参与过黄杏初和郭某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有8人病倒了，症状全都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
医院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开辟隔离病区，对所有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进行隔离治疗。
同时，医院给所有医护人员发放了罗红霉素之类的消炎抗病毒药品。更令人担心的是，有消息说：黄、郭某两个病人，一个病危上了呼吸机，一个已经死亡。
河源市人民医院不敢耽搁，1月1日晚拟定了一份报告，请求广东省卫生厅派专家来会诊调查。
不久，医院里的消息不胫而走，河源市已有传言说发“人瘟”了，药店罗红霉素脱销，有不良药店趁机哄抬药价，恐慌开始在社会中蔓延。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母亲跑遍了镇上所有药店，只为了买板蓝根让我泡水喝。
非典时期某药房贴出告示（图片来自网络）
河源市市长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当地媒体包括《河源日报》、电台、电视台等报道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真实情况，院长出面解释，这才慢慢消除了社会上的恐慌情绪。
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了报告，决定立即组织专家到河源，当天出发！省专家到达河源时，已经天黑了。各路专家不敢耽搁，立即对病人进行血清采样、会诊。同时，卫生厅也落实了传言，黄、郭两位患者并未死亡。
大家忙完已是晚上十点多，但依然没有明白是什么病。专家们对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当中35种传染病的症状，并不能找到一种传染病完全对上，这就导致专家不知道按照哪条上报。
1月3日，专家组起草了会诊调查工作报告，回卫生厅汇报。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流程，直至2月，政府才向外公布了疫情。
与此同时，叶钧强医生病情加重，被转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和当初他的病人黄杏初住到了同一间病房。
此时，进入身体恢复期的黄杏初，见到了他在河源的主治医生叶钧强，心情颇为复杂，他试图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叶钧强战胜病魔，早日康复。
叶钧强转来时，病情非常严重，高烧40度，呼吸苦难，两肺发炎，无法说话。当初，用在黄杏初身上的物理降温法，也用到了他的身上。叶钧强用了10多天才将体温慢慢降到38度左右，又用了半个月，才恢复到正常体温。他确实病得很重，直到3月23日，叶钧强才康复出院，住院时间长达90天。
1月10日，“大难不死”的黄杏初出院，却没有迎来“必有后福”。
黄杏初老家是山区，15岁就出门打工，当过矿工，后来随着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从一个杀鸡小工，慢慢做到了大厨，月薪上万。
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次治病花了五六万，在家休息几天后，他就又去深圳酒楼上班了。当时的黄杏初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非典，出院单上写的是“重症肺炎”。尽管后来，“非典”的报道铺天盖地，他内心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得过非典。但他又怕自己传染别人，影响酒楼生意，跟老板讲过自己的担心。老板是同乡，颇讲义气，既然已经痊愈了便让他安心工作不要担心。
后来，酒楼属于违章建筑被拆了，黄杏初也就离开了。
不久，酒楼老板另选新址，又开业了。酒楼生意红火，一天入账几万元，老板想找黄杏初继续上班。而另一边，媒体也在满世界找他，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例报告“非典”病人。
记者找到了酒楼老板，老板也是坦荡：“黄杏初以前在我这儿做过厨师。”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有多大影响。
各大报纸纷纷报道，酒楼名字、地址甚至照片都摆到了公众视野中。报纸登出的当天晚上，酒楼一共有6个客人。
媒体并没有就此罢休，报纸上还是大字写着“寻找黄杏初”，他们找不到人，就跑到黄杏初的河源老家走访。
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在找黄杏初，想要进行“溯源调查”。
内心倍感苦闷的黄杏初，拨通了当初主治医生“叶钧强”的电话。躲不是办法，叶钧强鼓励他，站出来直面困难。
黄杏初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献血
2003年5月23日，黄杏初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捐献了自己的血清，面对媒体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与困苦。
尽管专家组在进行病例回顾时，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应为佛山庞姓的一名病人，2002年11月16日即发现了，症状也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但由于当时发病原因不明，会诊结果同《传染病防治法》中必须上报的35种传染病都不吻合，也就没有进行向上报告。
黄杏初作为第一例报告“非典”病例，被与果子狸绑到了一起，很多人指责病毒就是从他的厨刀下跑出来的。时至今日，黄杏初这个名字依然会被冠以“毒王”的称谓。
只是世间再无黄杏初，他本人不得不隐姓埋名，以求开始另一段平静的生活。
风暴中心：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务人员
2月1日大年初一上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中山二院）内一名非典病人要被转送到中山三院。
呼吸内科主任李建国带着12层的口罩，亲自送病人下楼，密切关注着病人的脉搏与心跳。
救护车司机范信德听说今天要送一个重症病人，有传染性，早已戴好口罩和手套等在车旁，看到病人送下来，立即起身过来帮忙。范信德在中山二院干了四十年，转送病人这种事也是驾轻就熟。将病人抬到车上后，他观察到病人氧气量不足，还帮忙调了一下氧气阀。
路上车不多，从中山二院到三院，20分钟就到了。只是他没想到，就是这20分钟，缩短了他的生命路程。
11点多，范信德返回中山二院，脱下了防护服、手套、口罩。病人病得严重，回去车上全是呕吐物。他没急着吃饭，跟保安打了个照面，说道：“这病传染，我得好好洗洗车，免得把别人传染了。”他拆下坐垫、换了被子，没放过一个角落。
开救护车的司机要24小时值班，吃睡都在医院。大年初一本该是司机小钟值班，但他的母亲刚刚过世，老父亲孤苦一人在乡下盼他回家。年三十值了一天班，本该回去休息的范信德说：“你回去吧，我来替班。”
初二，范信德有点发烧，但并不严重，他也没有在意。
初三，他又替别人值班。当晚，他和全家人去酒楼吃饭。他女儿刚生了一个孩子，还没满月，他抱着小外孙开心地舍不得放下。他心里想着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了，兴许可以天天给女儿看孩子。
初四，范信德又按时上班，只是感觉头疼，中午赶到浑身乏力，打电话给妻子余美基说：“我可能中招了。你给我做点粥托人带来。”之后，他到医院门诊开了点药。
初五，范信德烧还没退，症状加重了，全身酸痛。他去门诊，医生让他留下来观察。他觉得自己还能抗一抗，坚持说：“没事儿，春节医院需要人手，我先回去上班吧。”
就在前一天，中山二院先后有8人出现发烧，呼吸内科除了副主任江山平，其他所有医生护士都倒下了。此时的中山二院，刚刚成立“防治‘非典’领导小组”，副院长黄子通担任组长，医院腾出了岭南楼12楼专门收治发烧病人。
副院长黄子通得知范信德发烧，当机立断：“不能走，立即住院观察。”
范信德的妻儿闻讯赶来探望，他笑道：“没事，没事。”说罢，他还坚持自己去厕所。不一会儿，走廊里传来护士的喊叫：“快来，德叔摔倒了。”妻子赶紧跑出去，厕所外的范信德已经自己站起来了。
传染的源头就是范信德转送到中山三院的病人。病人姓周，从事海鲜批发生意，来中山二院之前已经发烧多天。但正值春节旺季，周老板不肯放下手头生意，硬撑到病情严重，浑身酸痛，咳嗽不止，才在老婆催促下到了医院，刚进病房时还在和老婆点着货款。
周老板所在的病房就是岭南楼12楼，其床位刚好在楼层中央位置，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只住了两天就被转到中山三院了。
可就是这两天，给中山二院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没过多久，岭南楼12楼的两个科室-呼吸内科和肾内科共41名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
医院考虑到岭南楼对面的中山楼通风条件更好，决定作为“非典”隔离病区，范信德也被转了过去。夫妻俩不能见面了，妻子就每天和他通电话，给他送汤、送粥。他高烧不退，女儿想要去探望，他一口回绝：“千万不要来，这病传染！在家好好带孩子。”
2月10日，妻子接到了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司机范信德病情恶化，双肺受损严重，呼吸困难，需要插管抢救。副院长黄子通转达了他给妻子留的口信：“不要担心，我没事。”
黄子通给范信德做气管切开手术时，大量血痰喷涌而出，但当时也来不及多想，抢救不能中断，没有一个医护人员退缩。
后来，所有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一个不落全部被感染。
2月14日晚上，范信德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他气管被切开，没办法把话说清。多年的相濡以沫，妻子还是明白了，他是想要家里的那个小收音机。
当晚，妻子开始发烧。第二天，她带好了住院的东西，去医院检查。一拍胸片，有炎症，她镇定地说：“我有准备。”她赶紧让儿子也去检查，好在儿子没有被感染。
第一批医务人员因为抢救病人倒下了，第二批医务人员因为抢救战友倒下了，其他科室医生也被派往一线，第三批、第四批，医护人员前赴后继，整个医院遭受重创。
“躺在里面的全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不去救治他们，他们怎么办？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连医生都害怕了，还有谁敢站出来？”——内分泌科肖辉盛医生
钟南山院士看着大批医护人员接连倒下，心如刀绞，他主动请缨，向卫生厅报告：“把危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
2月18日，范信德病情进一步加重，医院将他送到了呼研所。
2月23日下午5点，范信德女儿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范师傅病情又加重了 ，呼研所的医生让通知家人，你们派个人去吧。”范信德女儿还在坐月子，就打电话给了弟弟。
晚上8点，在呼研所的弟弟打了电话：“姐姐， 爸爸可能不行了。”
女儿泪流满面，她想着能不能让父亲母亲再见上一面。医院方面经过商讨，觉得她母亲也是重症隔离，从中山二院再送到呼研所，恐怕对病情不利，还是不见了吧。
女儿哭着说：“我去看看，可以吗？”她还在哺乳期，太过冒险，这个请求也是无法实现。
最终，只有范信德的儿子被允许进去见一面，可就在他穿防护服的时候，范信德停止了呼吸。他走进去的时候，父亲的遗体正被推出来，没能多看上几眼，人就被推走了。
范信德的儿子泣不成声，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将这个消息告诉还在病重的母亲。
呼研所领导走上前来，希望家属同意对范信德进行“尸检”，以便查出病因，找到治疗方法。
儿子打电话问姐姐怎么办，姐姐说：“给母亲打电话吧，这事不能瞒了。”儿子又打电话征求母亲意见。
2月14日之后，余美基再也没有听到丈夫说话。在住院期间，她每天坚持给范信德写字条，希望能够支撑丈夫挺过来，盼望着丈夫能够早日康复，可等来的却是噩耗。她本来也是中山二院的护士，其中利害自然清楚。短暂的犹豫之后，她还是同意了。
儿子在尸体解剖同意书上签了字，代表母亲。
2003年2月23日晚上10时30分，范信德因抢救无效逝世，享年57岁，是广东省在抗击“非典”战争中最早以身殉职的医务人员。
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医务工作，死后遗体也奉献给了医疗事业。再后来，作为“非典”重症感染者，他在医院的所有随身物品都随他一同火化了，包括那个小收音机。
2003年4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在抗击非典中以身殉职的范信德同志为革命烈士。
国士无双：“非典”战场上的一面旗帜
2月18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相继报道了一则重磅消息：“非典”的元凶已基本确认是衣原体。报道的依据来自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因为病毒所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中观察到了非常清晰且典型的衣原体颗粒图像。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倘若病原体找到了，医护人员就不再是盲人摸象，可以对症治疗了，胜利也就有了希望。
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非典”传染源问题。
当时奋战在一线的钟南山院士并未参会。他已经38小时没有合眼了，检查完病房之后，他突然眼前一黑，他发烧了。
此时的钟南山已经是“非典”战争的一面旗帜，如果他倒下了，那对医护人员乃至整个社会的信心都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钟南山明白自己是累的，什么也没说，悄悄拿了药回家休息。两天之后，他又扑到了一线。
卫生厅的同志电话征询了钟南山院士的意见，他明确表示：衣原体可能是送检的两名死亡病人的死因之一，但不是病因，临床症状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论。
广东专家们也都不赞同衣原体感染的结论，但国家疾控中心会错吗？
衣原体感染和病毒感染，治疗方案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抗生素对病毒一般无效，而多种抗生素对衣原体感染都有效。
如果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伴有上呼吸道炎症。 钟南山曾反复观察病人口腔，发现所有病例都没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且临床表明，各种抗生素对“非典”病人都无效。
钟南山院士内心隐隐作痛，病原体如果弄错，势必会贻误病人治疗，责任驱使着他站出来。
2月26日，国家疾控中心再次报告检出衣原体，肯定了衣原体是病源。
有人劝过钟南山，要不别质疑了？但事关上千病人治疗康复问题，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绝大多数专家并未接受这条结论，依然按照实践摸索出的抗病毒方法进行治疗。
直至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4月26日，《面对面》节目播出，观众才知道了非典背后的病原体之争等诸多问题。主持人问钟南山是否“关心政治”，钟南山的回答是：“我们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你在本职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将近5个月时间，人们才终于认清了敌人的真面目。
2002年12月，呼研所接诊了河源转来的郭姓患者，这也让钟南山院士得以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了非典患者。
当时，患者病情已经十分危重，整个肺部硬邦邦的，呼吸困难。一开始，专家们首先怀疑是细菌感染，用了大量抗生素却丝毫没有见效。病人生命垂危，病因没有找到。钟南山院士考虑可能是急性肺损伤，就试用了一点皮质激素。令人惊喜的是，患者病情明显好转，熬过了鬼门关。
郭姓病人出现的肺硬，就是肺部组织纤维化，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反应过强导致的。皮质激素刚好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在危重病人的救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尽管疫情过后，不少患者出现了骨头坏死的后遗症，但在当时，医生是在生命与免疫系统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命都没有了，免疫系统还有什么用？
2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钟南山院士担任全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67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扛起了抗击“非典”的大旗。
钟南山的父亲叫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中山大学一级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钟世藩写《儿科鉴别诊断学》，让钟南山改一下序言。钟南山说：“你这样写，跟不上形势，起码加几句毛主席语录。”父亲回了一句：“加了干什么？”父亲对钟南山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钟南山上学期间，品学兼优，没少得“三好学生”。他清楚地记得老师的教诲：“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他用这句话要求自己，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物质，内心有所追求，在遇到困难时，也就更不容易被打倒。
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被留校当老师。
1971年，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当时的钟南山已经36岁，迫切想要找到自己的专业主攻方向，他极力想去胸外科工作。可医院觉得他都36岁了，还干什么外科？主事军代表给他安排成了医疗干事，一个行政管理岗。
一年之后，周总理号召攻克慢性支气管炎，研究有效治疗方法。医院要组建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可很多医生觉得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没什么搞头，都不想去。钟南山说，组织让我去，我就去。
钟南山抱定信心，去，就要搞出点名堂来。小组总共就3个人，他们干的活就是隔三岔五为患者检查一下身体，带他们晒晒太阳，更像是老年人护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钟南山发现患者的痰各有不同，以前诊断询问病情，只是粗略地询问是否有痰，却忽略了是什么痰，咳痰的规律。小组觉得摸到了门路，观察、分析、总结、查阅资料，渐渐做出了成果。
1977年，在大庆油田进行防治慢性支气管炎时，他们取得了55%的成功率。之后，他们在慢性支气管炎中西结合防治、分型等方面的取得突出成绩，联合国世卫组织传统医学代表团到广州访问，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
1979年，广州医学院成立呼吸疾病研究所，钟南山成为骨干人员。
1984年，钟南山担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1996年，钟南山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年4月，呼研所先后收治了101个“非典”病人，其中危重病人达50多人。
2003年5月3日，“钟南山谈非典防治”科教片将向全国公开发行。该片系目前全球惟一的、最具权威性的有关普及非典防治知识的科教片。
尾声
2月份，“非典”随着春运，来到了北京。仅仅几周时间，“非典”的阴霾就笼罩了整个城市，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北京成了一座围城， 出不去，进不来。
4月23日，北京单日新增非典病例达到152人，小汤山医院启动建设。北京临时调动了六个建设集团，召集7000多名建筑工人。他们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奋战7天7夜，建成了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小汤山医院。
就在大家以为战斗到了最严峻的时候，“非典”忽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2003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
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成功控制“非典”。
截止2003年8月16日，全世界共累计有8422个“非典”确诊病例，其中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另有19例死于其它疾病，未列入非典病例死亡人数中)。
“非典”并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它只是隐藏了起来，等待着再一次反扑。
一年后，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一再强调：“假如我们坚决采取措施，我估计非典不会回来；如果不加强管理，那肯定还会回来。”
历史是让人反思的，不是供人遗忘的。
希望我们能够早一天战胜这次新冠疫情，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吸取教训。
参考资料：
《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杨黎光
《钟南山，一个狠角色》，瞭望智库
《非典十年祭》，凤凰卫视
《中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人露面讲述患病经过》，东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