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40个年头。
在这个“不惑之年”,回望高考的来路,愈发能感觉到一个国家的历史航船冲破险阻后的生命与力量。
四十年来,这一共和国历史上的真正“国考”,不仅让一个个学生通过它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通过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使国家命运发生了深刻改变。
今晚报采访了6位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忆当年。
高考让我掌握自己命运
参加过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的苏丹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参加过当年高考的苏丹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感慨良多。
苏丹介绍,自己是十六中(现耀华中学)1975届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经过艰苦的复习,考试当天他带着一个馒头,骑车20多里路去参加考试,中午休息时,自己就坐在树荫下休息。但1977年的考生特别多,录取率极低,苏丹遗憾地落榜了。1978年7月,苏丹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他报考了天津大学理工分校(天津理工大学前身)无线电仪器专业,成功被录取。
参加过1977年和1978年两届高考的苏丹说:“我的父母教育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高考是我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现在,凭借着大学学习的专业技术和后来的不断进修,苏丹已经成为微弱信号电子测量技术领域的权威。苏丹经营的公司是为新型“长征5、6、7”系列载人航天和探月火箭发动机搭载实验用精密直流恒流源、涡轮流量预处理仪等成套关键设备的唯一供应商,也是一家为中国航天事业服务的民营公司。“如果没有恢复高考,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要永远感谢恢复高考!”苏丹说。
运动员“转身”大学生
天津体育学院1977级田径系学生、现天津工业大学体育工作部副主任张莉
对于小学都没念完就进入专业队训练的张莉来说,念大学是她当时最大的梦想。
1958年出生的张莉,1971年进入天津市田径队,1975年从专业队退役后到汉沽体校当田径教练员。“当时就想学知识、想上大学,1977年得知高考恢复后,特别兴奋。”张莉回忆道,“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天津市高考的体育专业考试,获得全市第三的好成绩,在后来的文化课考试中,也以超过录取分数线9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入天津体育学院田径系,1978年正式入学。”
说到当时的成绩,张莉有些不好意思。“语文、政治和史地都及格了,但数学考了3分,当时真是不会,拿到考卷的时候,还在想‘数字前单放一个加减号是什么意思’,其实那是正负数。”张莉笑着说,“但当时大家大部分都是‘裸考’,所以成绩普遍不高,当年天津体育学院的分数线是146分、招150人,但达到分数线的只有90多人,后来把分数线降到90多分,才招满。”
当年天津体育学院算师范类院校,上大学除了免学费,每个学生每个月还能有18元钱的补助。“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基本生活开销完全够用!那时候,物质生活比较匮乏,学校食堂只有白菜、萝卜、芹菜,很少见肉,但大家从不抱怨,每天学习都特别有干劲儿。”
白驹过隙,转眼距离当年的高考已过去40年了。“我们班同学现在仍然有联系,前段时间刚刚开了‘毕业35周年同学会’,这是时代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踏入大学校园那一刻的心情。”张莉感慨道。
不当领导也要上大学
天津师范学院1977级政教专业学生、天津师范大学工会主席(退休)齐建新
1977年恢复高考时,齐建新已经是天津市第68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了,仕途前景大好,但他依然放弃了领导职务,选择重返校园充电。
“我跟学校提出想要去深造的想法,但学校不同意,主要是担心当时我那一摊工作没人接。但我当时就想要继续学知识、上大学,所以瞒着学校参加了高考,后来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去找学校摊牌,学校只好放人。”齐建新笑着回忆道,“当时,我对知识的渴求已经超过一切欲望,我们大学班上有很多‘干部’,厂长、书记一大堆,大家谁也没有后悔过。”
毕业后的齐建新留在了天津师范学院,然后与同班同学成了家。“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找到了奋斗一生的方向、终身挚爱的伴侣和一辈子的知心好友,每每想起,不胜感恩。”他说。
亲兄弟一起“跃龙门”
天津大学1977级内燃机专业学生、滨海新区市场监督局副局长(退休)郑洪海;天津师范学院1978级化学系学生、现滨海新区汉沽教育中心主任郑志刚
1977年,当时汉沽二中的物理老师郑洪海与亲弟弟、汉沽八中高二学生郑志刚一起参加了高考恢复后、在津举行的首次考试。哥哥郑洪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弟弟郑志刚虽然也考出高分,但因未到毕业年限,所以未被录取,而后在1978年的高考中以330分考入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一家两位大学生,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热议对象。
“我是1956年生人,汉沽一中毕业后就当了老师。教书后发觉自己的知识远远不够,所以就想有机会深造,当时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就想着试一试。”郑洪海告诉记者,“我是教物理的,喜欢机械,所以大学也想学个工科专业,当时天大内燃机专业负责人是著名的史绍熙教授,所以就报了这个专业。”
由于教书的原因,郑洪海从未放下过书本,对于他而言,高考的题目并不难。“可能是为了照顾往届生,1977年高考的题目相对比较基础,数学卷中最难的也就是三角函数了。”郑洪海回忆道,“我记得当年天津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二选一,《他像雷锋一样》或者《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也不算难。”
“我们家就我们兄弟俩,当时的政策是老大可以留城,老二就得下乡。所以,因为高考,我们家才有了更多团聚的机会。”郑志刚笑着说。
“老三届”重回校园
南开大学1977级中文系学生、北京滨海国融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退休)王宇建
1977年的冬天,对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许多知识青年来说,寒冷却又格外火热,高考在这一年恢复,无数年轻人的人生之路从此开始转变。
以1977年为分水岭,在这之前,王宇建的人生充满波折。父母在“文革”中去世,她1968年初中毕业就下乡,而后在汽车修配厂当电工。
1977年,24岁的王宇建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开考前,监考老师叮嘱我们一定要仔细审题答卷,因为按比例算,当时我们50多人的考场,仅有1名同学有机会踏入大学校园。”王宇建告诉记者。没日没夜地复习,让她信心满满,最终以语文93分、政治89分的优异成绩(满分均为100分)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史地,我当时总分308分,在那一届录取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中,只能算中等成绩。”
“如果没有1977年的高考,我可能一直会在石家庄汽车修配厂干下去。”王宇建说,“在工厂时领导很重视培养我,也许我也能当个厂长什么的。高考不仅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恢复高考40年大事记
1977年 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
1983年 国家教委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5年 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试点。
1990年 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实行标准化,共考9个科目。
1994年 所有考生均按统一标准录取,新生一律缴费上学。
1996年 国家出台《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
1997年 由国家“统招统分”改革为“双轨制”,最终实现统一标准、统一政策的并轨招生。
1999年 “3+X”在广东率先亮相。
1999 高等教育规模从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短短五六年中,大学招生扩大了近3倍,“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
2001年 高考取消年龄和婚姻状况限制。
2003年 夏季高考时间 7月7日提前到6月,安排在每年6月7、8、9日。(目前大部分省市高考考2天)
2007年 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2012年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地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办法。
2014年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作为试点,上海、浙江率先出台改革方案。
2016年 全国26个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市仍为分省命题。
2017年 上海、浙江两地迎来全新的“3+3”模式: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生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1988年 全市有35002名考生参加全国高考。
△1995年 身着统一服装的考生准备进入考场。
△2002年 20中学的无臂考生刘涛参加高考。
△2009年 考生与母亲温暖地拥抱。
天津高考奇人之一娃娃考生张炘炀
2005年,来自辽宁盘锦年仅10岁的张炘炀以高出本科线47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2008年,不满13岁的张炘炀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以334分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录取,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2011年,16岁的他又成了最小的博士生,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专业录取。
△图为张炘炀(左四)的大学同学向他祝贺考研成功。
天津高考奇人之二奶奶考生仝正国
2003年,天津退休职工仝正国重新燃起了对读大学的渴望。2006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以总分388分的成绩被昆明理工大学录取,但上学后由于高原反应,不得不中止学业。第二次高考失利,但她仍旧没有放弃。第三次高考,她以文科446分的成绩被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录取。2014年1月4日,65岁的仝正国走进全国研究生考试考场,希望圆她的研究生梦。
△图为2014年1月4日,仝正国走进研究生考试考场。
以知识改变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在恢复高考四十年的今天,已成共识。而四十年前的先声,依然是那样振聋发聩,而且必将在历史中留下久远的回音。
今晚报·问津出品
今晚报·问津记者 齐珏 江珊 左山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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