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电影《方向》海报
参考消息网10月31日报道说，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夜景中车流不断。
几辆夜间运营的出租车内，乘客和司机在不断相遇。夜间广播节目里全民热烈讨论白天发生的一起命案：出租车司机枪杀银行家后自杀。司机们不约而同地调高车载广播音量，也将逼仄空间里的情绪点燃。个体遭遇和国家命运在此刻被串起。无论事态最终如何，出租车纷纷驶向既定的目的地，而在西欧这个巨大的磁场下，人们纷纷迷失生活的方向。这是电影《方向》所展示的寻常一天。夜色之下的出租车像是移动的独幕剧院，观众作为隐形的乘客，共同“遭遇”另类的日常事件：他杀和自杀、出走和拯救。这些事件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和白天的命案有或明或暗的关系：一位名叫阿塔纳索夫的出租车司机激情杀人。然而只有观众能亲眼目睹阿塔纳索夫情绪嬗变的全部前因。
《方向》剧照：出租车司机阿塔纳索夫
《方向》的灵感源于导演斯蒂芬·科曼达雷夫的亲身体验。在2017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专访中，他说：“2015年1月的一天，我在出租车后座上产生了拍这部片子的想法。当时载我的司机打趣说，出租车就是索非亚的社保机构。失业者越来越多，纷纷选择开出租车。这位司机曾是保加利亚科学院的核物理教授，新近失业。他的一些任职教师、神父、音乐家或前军队官员的朋友都选择夜间兼职开车来贴补家用。司机还讲了个笑话：保加利亚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国度，因为现实主义者和消极主义者早就走光了。”
保加利亚的现状和其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积重难返的苏联和持续的外部影响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每况愈下。1990年保加利亚政局突变，次年华约组织解散，一夜之间，东欧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首1970年代的歌曲《向西行》被西欧青年们挖掘出来广为传唱。他们号召东欧青年到西边的邻国看一看——这，才是你们应该走的路。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
“剧变”中的东欧诸国就像行驶在盘山公路上的汽车打急转弯，稍不留意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各国为避免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踩雷”而伤透脑筋。在波兰还算见效的“休克疗法”却没能挽救保加利亚的经济：物价飞涨、腐败横行、失业率高企、工业体系瓦解。有条件的中产阶层，正如影片《方向》中所表现的那样，纷纷移民。留下来的，要么兼职副业以糊口，要么“不堪凌辱”走上立交桥自杀。
道路、速度以及方向的判断都离不开参照系。相对昔日西德和今日西欧，保加利亚已“原地”逡巡三十余年。2017年是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十周年。以时间为参考，搭上这辆“欧洲专列”并未让保加利亚改头换面；以空间为参考，它俨然成了欧盟的拖油瓶。而西欧传统强国作为保加利亚多年来遥不可及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早已由欲望的客体变成了一种心理创伤。
这种孤苦伶仃的被抛弃感，以及面对国内道德崩坏却无能为力的羞愧感，在影片中俯拾皆是：外科医生奔赴德国汉堡只为“离开这地方”，“西欧人”短暂回国却对家乡人充满鄙夷，青年司机卓洛被旅居意大利的“真爱”抛弃，老年司机的丧子之痛甚至成为年轻人的笑柄。女出租车司机佩娃面对昔日葬送她前程的性侵者——原所在大学党委干部的儿子彼得罗夫，也只能咬牙放下复仇的手枪，独自忍受历史创伤的二次伤害。
电影《方向》剧照，司机佩娃（右）再次遭遇彼得罗夫
在出租车逼仄的空间内运镜极端简化，角色们的情绪被放大成舞台化的脸谱，成为“国民”精神状态映照。而在《方向》设置的对话和偶遇中，西欧是无法真正到达的“彼岸”，是“规则、秩序和道德”的典范，也是保加利亚背后一双持续审视的眼睛。这种从外部定义和审视自我，继而激发国家集体反思和“觉醒”的欲望，也出现在百年前的中华大地。本片和鲁迅对旅日学医期间遭遇的 “幻灯片事件”一样，其影像意义直指“国民性”的构建。
鲁迅弃医从文，巧的是，斯蒂芬·科曼达雷夫选择弃医从影。1993年从首都的医学院毕业后，科曼达雷夫在一家精神病院做了5年儿童精神科医生，随即辞职就读电影学校。在多年后的采访中他说“医院在治疗时给患者拍匿名的就诊录像，以供医学研究。我是年龄最小的医生，负责维护摄像器材。慢慢地，我开始对拍片子感兴趣，周末把机器带回拍摄朋友们的生活，晚上留在医院剪片子。”这些经历也让科曼达雷夫偏爱现实主义题材和纪录片风格。
科曼达雷夫近十年的医学经历也给《方向》留下特有的“作者”痕迹：卓洛熟练而幽默地劝解教师放弃自杀企图；移民出租车司机倒卖死人衣服；以及通过司机阿塔纳索夫的心脏而贯穿影片始终的母题：保加利亚的心。
在出租车司机佩娃送心外科医生去机场的路上，广播透露，命案中自杀的司机最终成为心脏移植手术供体。外科医生随即表示，这颗心已找到了移植配型接受者，佩娃感叹：“保加利亚也需要换一颗心脏。”医生反问：“给死人换心脏有什么用？”导演科曼达雷夫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保加利亚人，借角色之口发出了刺耳的质问。诚实令人不适，但或许只有不适才能引发思考和改变。
同时他似乎迫切希望人们能体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影片分三段着重表现一位刚刚痛失爱子的司机老头。在这里，“老年丧子”也是 “失去未来”的隐喻：青年一代曾是老年一代对未来的寄托。老头几度表达丧子之痛却无人愿意倾听，各色及时行乐的中青年乘客反而拿他打趣。而象征着“拯救”的神父，路过正在对流浪狗倾诉的老头时也只是匆匆离去。
电影《方向》剧照，老头司机对流浪狗倾诉
在采访中他曾坦言：“社会底层的人每天忙于应对最基本的需求，已经失去了期盼美好未来的能力。如何治好保加利亚？我想只能从如实刻画现实开始，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了解问题。也是我通过电影想做到的。”虽然并未明确找到治疗的方法，科曼达雷夫手术刀般冷峻的影像却狠狠划过了保加利亚“病入膏肓”的现实。
影片最后，神父送失业的面包店主前往医院，他不忘兜售信仰：“上帝应长存于心。”这位接受心脏移植的唯一配型者反问：“你指的是哪颗心？”一连串质疑上帝的诘问把神父辩得哑口无言。随后面包店主轻轻说道：“上帝本来在保加利亚，但我们赶走了祂，自己深陷泥淖。我们失去了方向。”
电影《方向》剧照，神父兼出租车司机
马克思和上帝都曾是保加利亚的“心”，如今却已衰竭。这意味着保加利亚人不但对秩序失去信任，更怀疑普遍道德的存在——一种客观而且永不过时的道德律，把每个个体都包括在内。这种绝对道德观的失去，就是虚无主义的开端，也令导演科曼达雷夫尽力用电影去找出重建基本价值的方向。
如果《方向》在面包店主的诘问中结束，则是一出带点儿黑色幽默的现实悲剧。然而面对未来，科曼达雷夫依旧心怀期盼：清晨，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过校门，司机望向学校。和往常一样，阿塔纳索夫12岁的女儿正走过。作为保加利亚的未来，她将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