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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重建帮助，民间称之为“马歇尔计划”。
这一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转眼间六十九年过去，中国开始向友好国家提供国家贷款，用于借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重磅推出，登上世界舞台。
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借船出海？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企业家们思考的问题。
上篇：解读“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一个月前北京召开APEC会议上，习总书记推出了“一带一路”国家全球战略，也就是在网上被大家炒得火热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将通过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的形式，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对中国经济来说，通过支持相关国家的发展，实现他们与中国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中国过剩资本和过剩产业的双重转移。简单说来，“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中国人拿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顺便把中国过剩产业有序转移到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中去。这个计划是以中国资本输出为支撑的，计划的推出意味着中国进入了资本时代。至少有三个标志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标志是中国资本的过剩。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企业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任总，你说现在的资本过剩了，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现在资金紧呢？”其实，最本质的不是因为资金短缺，而是拥有资金的人找不到好项目投资。中国理财产品的规模达到十几万亿，这是一个多庞大的数字！而理财产品大多投往房地产项目。为什么？因为只有房地产是最暴利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缺钱，关键是这些钱怎样才能用到我们需要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政府一直想干的事，如何把钱从储蓄市场推向资本市场。
▶第二个标志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推动的，首先推动人民币做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其次在每个国家设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点；再次我国推出的自由贸易区，其试验重点就是探索人民币在资本下的开放。
▶第三个标志是金融体制改革。国家从2012年开始连续出牌，核心是推动中国的融资渠道从单一渠道到多元融资渠道，融资模式从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给中国金融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
在2012年之前，商业银行只能干一件事，就是赚取存贷差。剩下的都是半违规的“表外业务”，也就是在自家银行发理财是不允许的，必须交给信托“过水”。到2013年，信托资金规模已经达到了十几万亿。但这种情况在金融体制改革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银行不仅可以做存贷业务，也可以做理财业务，还能做投行业务，你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工具银行就给你提供什么样的金融工具。这个变化当然是好的，但它又带来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银行原来有80%的精力是在做存贷业务，突然要做投行了，银行却没有相关专业的人才。据我所知，银行只能按照常规的财务指标来判断这件事情能不能行，但真的能不能做呢？银行不知道。
中国现在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玩的游刃有余的人，在中国的金融界其实并不多，做证券的人不一定懂信托，做信托的人不一定能够玩证券，信托、证券、投行样样精通的人可能是未来中国最需要的。
时代变了，银行之前做存贷业务很简单，现在和将来，银行需要投资战略。
中篇：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两个调整”
在中国进入资本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做两个重要的调整。
▶第一、从“土地模式”走向“资本模式”
过去的“玩法”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环境。过去我们大规模做开发区，其实大家玩的都是拿地换钱的“土地模式”。企业和政府签署的土地一级开发，是政府用他的信誉在做担保，其实在法律上是没有保障的。现在，国家逐渐关闭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取消BT等模式，并力推PPP模式，旨在控制风险，并将政府和企业合作合法化。
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例如，我们正在服务的某央企，原来都是承建政府工程，政府依靠卖地收入支付工程款，是典型的“BT模式”。但现在中央把土地财政这条路断了，如果你想做土地工程开发，你得自己拿钱出来。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模式，都在发生转变，从“土地模式”走向“资本模式”。
在资本模式下，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你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处于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风险总体在可控范围内），第二，你给投资人一个什么样的蓝图（强大的策划能力，清晰的商业模式）。这两个事情弄清楚了，你才能让他心甘情愿、争先恐后的把钱拿出来投给你。
▶第二、从“土地经济”走向“制造经济”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却称不上制造业强国。我们的制造业多年来一直繁荣在OEM等的低附加值领域。但今天，中国各项要素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其它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低端制造业的新战场。我们在引导低端制造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有序转移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
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地模式”帮助我们获得了第一桶金，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土地经济的模式下。所以，这要求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从“土地经济”走向“制造经济”。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方向就是发展制造业经济，目前国家推动的所有金融改革其实是想把更多的钱流向实体经济，流向制造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改革很艰难，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的利润还是远远超过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水平低，利润很薄。而钱一定是往高处走的，不是往低处流的，这是现实。我们不要一味埋怨银行给我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给制造经济融资困难。现在经济转型是按照国家的意志在持续推进的，应该说制造业经济的机会已经来了。但光靠国家意志是不行的，最后怎么解决？还得靠我们自己：那就是企业转型、技术升级、产品增加附加值。
中国企业如何完成转型？
在这样一个资本时代下，中国从“土地模式”走向“资本模式”，从“土地经济”走向“制造经济”的时候，王志纲工作室怎么帮助中国的企业完成转型？其实，我们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探索这个转型，也总结了几个模式。
一、“产智融”合作模式
我们做的第一个探索是与平安银行合作的“产、智、融合作模式”。这个模式其实是平安银行提出来的，看起来，银行和咨询公司似乎是不搭界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找工作室来合作这个事情呢？还是那句话，今天的玩法已经不同了！
今年上半年，平安银行的行长助理找到工作室想要进行战略合作。起因是信托业经历了上一轮非理性成长，大量的信托资金流向了房地产业。而随着房地产的持续走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兑付危机。平安银行当然也通过信托渠道发行了不少的理财产品，他们看到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信托产品将出现兑付问题。而信托的钱都已经付给房地产企业了，投资人最后只能找银行。到那个时候，中国金融界面对的将是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银行受到重创将在所难免。1999年，为解决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问题，中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帮助剥离、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今天不同了，都是上市公司了，自己的债都得自己背着。
在与平安银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银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开始防患于未然。银行自身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希望和工作室合作，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要做的“1+1+1”（产+智+融）模式。
举一个简单的现代农业例子，一个企业在三亚用4000亩的农业用地做花卉体验项目，土地是企业从农民手上租的十几年的承包权，企业希望到平安银行融资。从银行的角度，现代农业符合政府支持导向，三亚做花卉具有明显地域优势，企业前期运营状况良好，总之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然而，这项目中还有许多问题是银行自身回答不了的，这对一笔融资来说意味着风险。例如，农业项目中集体土地流转，土地使用权的继承，农民的安置再就业等问题，银行并不在行。工作室在这方面有过深入研究，也有过一些农业项目的操作案例。当银行在投资过程中需要做出决策时，我们可以给他很好的意见。又如，做以花卉为主导的休闲旅游项目，除了门票收入，还有没有其它收？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才能实现未来收益的最大化？工作室作为专业的咨询机构，有着诸多休闲农业项目的策划经验，可以为项目进行诊断、把脉，并提出建议。这都是工作室作为专业咨询机构与银行携手，再与企业合作的基础所在。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金融界在玩的东西已经不是之前借贷那么简单了，现在银行会使用多种金融手段和工具来为企业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对于所有的企业家来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当然，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企业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业务能力、技术含量、商业模式切实全方位提升起来。这样，企业才能把住银行的脉，也才能拿到钱。
二、国际并购桥模式
国际并购是近年来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各方力量都介入其中。其实，我们国家的国际并购一直在推，大概说来是有三个层级的力量在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做服务，但往往都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推动。这是一个宏观的支撑背景，往往带有外交性质，没有这个背景支撑的合作将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于企业来说，仅仅靠这个是不能实现合作的。即使是中国高铁这样国家领导人直接去推的项目，也不容易落地。因为其说到底还是两国的经济外交手段，真要把这个铁路建成，光靠两国领导人是不够的。
▶第二个层级是国内外商会推动。他们为各企业搭建信息交流、共享和撮合的平台。两个月前，法国商会在成都举办中法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据说效果很好，现场中法企业之间签署了1000多份合作协议。但这种活动一般热得快也冷得快，后期的合同执行，还涉及到尽职调查、法律事务、价值评估、会计处理等一系列工作。所以这1000份合同能落实多少，我并不乐观。
▶第三个层级就是市场型的并购中介机构。其实真正要完成一个并购案，通常要长达一年甚至两年时间。这些并购中介机构参与到并购案的全过程，为企业双方提供信息对接、商务谈判、专业调查等全方位服务。当然，他们自身在并购的过程中是有直接利益收益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模式反而是可以持续运作，并切实产生交易的原因。
并购是一个系统工程。王志纲工作室自身肯定不具备做全产业的能力，但是我们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用王志纲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变压器”，我们主要就是帮助这些企业家寻找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一些支持。目前，工作室与欧洲克莱尔福德投资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并且在共同推“国际并购桥模式”。我们将共同搭建全球并购的“桥”,让中国的中小企业能够直接同全球拥有先进成熟技术、较高管理水平和完善营销渠道的企业对接,并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并购和技术转移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和一条龙全程操作顾问服务。
三、多层次资本模式
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了。那么为什么阿里不在中国上市？大家想一下他有可能在中国上市吗？不可能。这里面当然有阿里的注册地，公司结构设计特殊等一系列原因。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阿里的诸多投资人并不愿意在中国上市。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存在的问题。试想，如果阿里的钱都变成了人民币，而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他们的钱怎么走出中国？同时，国外的钱要想进来投资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几乎都把上市地点选到了海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在研究这个事情发现，既然中国的企业要到海外上市，要募集海外资金，那能不能就直接放到自贸区呢？在这里都享受海外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你如果要到美国去上市，通过这里直通车可以到美国。你要到欧洲交易所，通过这里也可以去欧洲，来去多自由。如果我们可以打开这样一个平台，有多少梦想到海外上市的公司都会跑到那里去交易。而我们如果做国际并购，涉及到大量的外汇交易，也可以在这个自由的平台上进行。
我们目前在做上海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的项目，我们这里在寻求资本市场的突破。我们希望在上海做的技术转移中心是与北京的、与深圳的交易中心都不同的，我们希望它成为中国自贸区下的技术转移中心，希望它成为新三板的国际板。于是我们与国经中心展开了合作，共同探讨自贸区内技术转移在政策上突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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