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作者：吴天裕
明朝嘉靖三年，也是农历嘉信年。
这一年，对于大同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是年七月，大同军户哗乱。从祸端首起，到次年三月平息，骚乱长达八个月之久。外患之外，又加内乱，大同军民苦不堪言。甲申大同兵乱，是由大同镇城以北的水口、宣宁等五堡修筑和屯兵的处置不当所引起的。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喜欢玩战争游戏的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继位后，明朝北疆再次吃紧。从正德驾崩的当年起，明廷就边报不断。是年十一月，“虏犯大同中路，总兵官杭雄等督兵拒之。”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虏寇山西，掠偏头关外。”嘉靖二年正月，“小王子万余骑入沙河堡，总兵官杭雄与战，却之。”嘉靖二年（1523）三月，“虏大举寇大同，总兵官杭雄不能御。”
为了加强大同镇的防守，嘉靖元年（1522）七月二十五日，直隶巡按御史张钦上疏：“大同镇城迤北百余里，俱平原空阔，故有宣宁、水口、黑山三堡所，宜修葺增兵，设将分守其地。”兵部覆议：“请行提督侍郎同镇巡官查勘具奏。”得到嘉靖帝批准。嘉靖二年（1523）九月八日，巡抚大同都御史张文锦再次上疏：“大同北无亭障，又长城岁久浸坏，虏入即至城下。”请求在大同镇城以北九十里处修葺三堡，并增筑两堡，作为大同镇城的藩篱，得到明廷的批准。第二年七月，修葺和增筑的水口、宣宁、黑山、柳沟、桦沟五堡告成。张文锦便试图迁徙大同镇兵卒屯驻，以每堡屯驻五百户，共需迁徙镇城军户二千五百余户驻扎。新筑的五堡紧邻边外，镇兵恐惧，私下里互相说：“离城下二十里，都苦于虏寇的抄掠，没有安静的日子。现在，五堡孤悬百里，敌至谁来相互救援者？”不肯前去，请求另行招募新兵，文锦不允许。镇兵又请求只让兵卒驻扎，不带家口，文锦仍然不允许。迁徙的军令下达后，镇兵迟迟不肯行动。张文锦严令镇兵前往，参将贾鉴杖责队长，并扬言抗命不去者，每人杖打四十军棍，引发众怒。骁兵郭鉴、柳忠等纠集众军士，乘夜将贾鉴营帐围住，将其杀死，尸体分裂。乱兵呼拥着出逃，占据焦山墩。
张文锦考虑到焦山墩接近边地，乱兵一旦与边外虏寇勾结，将会成为大患。便派遣副总兵时陈、游击叶宗招抚回镇，并趁夜捕获把总指挥关山，“下狱究所由”。得到消息，已经解散的乱兵们连夜联络聚集。第二天天亮，乱兵们蜂拥至大同府门前，放火烧毁大同府门，并闯入大同行都司，打开监狱劫持囚犯。又将都察院围住，焚毁都察院门。巡抚张文锦仓猝间越墙躲入明宗室博野王府。乱兵们便将王府围了起来，向府内喊话：“巡抚不出来，我们就将王宫一起烧毁。”博野王害怕，交出张文锦。可怜张文锦，一出王府大门，就被乱兵打死，尸体遭分裂。接着，乱兵们打开武器库，抢夺兵器甲胄等武装起来，将城门封堵起来。又将镇守、总兵公署等焚毁。镇守太监王鄞、总兵江桓仓惶出逃，幸免于难。乱兵们从狱中请出已经革职的前任总兵官朱振，逼他做头目。朱振见推辞不掉，便对他们说：“我必须和你们约定三条：不能侵犯明宗室，不能抢掠仓库，不能纵火杀人。如果能依我就可以；不依，杀了我也不干。”乱兵们一起说：“唯命。”
八月初一，消息传到明廷。廷议后，嘉靖皇帝在“咎文锦抚驭失宜，贾鉴督工严刻，激众致变”的同时，采取了三项应对措施：一是“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敕赦之”，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二是鉴于原巡抚张文锦已遇难，原镇守太监王鄞、总兵江桓等已逃离大同，“改宣府都御史李铎巡抚大同，命太监武忠代镇守，升都指挥桂勇署都督佥事代总兵，各趣令速往”；三是“令宣府镇巡官饬备观变，山西、保定镇巡官固守关隘，团营内外官选锋听征，计部预备粮草，俱以密敕行事。”此后，桂勇又建议，将张文锦所奏请的聚乐、高山两处士卒也撤回，以安抚军心。
李铎因母亲去世，没有就任大同巡抚。八月二十一日，明廷改升山西按察司蔡天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地方。二十九日，明廷又下诏免除原大同总兵官朱振罪，以期配合解决大同军乱。
其后，兵部左侍郎李昆到达大同，草草地向乱军宣读明廷的敕免诏书后，就急着赶回了京城。九月，巡抚蔡天佑临危受命，到任大同，与镇守太监武忠、总兵官桂勇、副总兵朱振等召集乱卒，宣谕朝廷恩威、安集良善。通过反复开谕，人心稍定，暂时解散。
但大同乱兵已成惊弓之鸟，惊疑不定，稍有动静便“人心汹汹”。其中，也有一些乱兵趁机抢掠、奸盗，形势十分混乱。十月，甘肃地方告急。明廷从京城派兵前去抗御，大军途经大同，乱兵以为明廷派兵前来征剿，群情再次亢奋，呼哨着把守大同四门，鼓噪闹事。十一月十一日，乱兵杀知县王文昌，纵火烧县衙，延及居民百余家。并将代王府围住，逼请代王向明廷求赦令。代王恐惧，携带二子连夜逃到了宣府避难。
在解决大同兵乱的问题上，明廷官员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派大军征剿，“讨逆除凶，以正国法。”以在京的兵部成员为主。因为，此前在嘉靖元年，已经有甘肃五卫军卒大乱，杀死巡抚都御史许铭并焚其尸。他们认为在处理甘肃兵卒哗变的问题上，朝廷过于宽宥，才导致大同兵卒今日的效尤。一种意见主张以安抚为主，以巡按直隶御史王官和巡抚都御史蔡天祐等为主。他们身处大同现场，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些。他们认为：“乱卒方嚣，大兵压境，是驱之叛也。”“在外者劳师费财，在内者受惨被祸。”同时，真正猖乱的，不过是少数几人，大多数是被胁迫。也是朝廷用人不当，“以致激成祸变”。
嘉靖皇帝在事变之初，主张以安抚为主。但由于事变迟迟得不到解决，便于十一月十九日，令兵部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兵部认为：对大同军乱之事，以前过分姑息，有些失策，不能正国法。“以故悍卒愈骄，屡行称乱。今若又专为抚处，则声威损于九边，纪纲难以复振。”奏请皇上特遣大臣总督宣、大军务，以制其变。嘉靖帝表示同意，令“诏胡瓒兼左佥都御史，总制宣、大军务，鲁纲充总兵官，调兵次大同近地，相机抚剿。”
令下，胡瓒、鲁纲兵至阳和，城中乱兵恐惧加剧。巡抚蔡天佑一面“以贼居中，党与纠结，蹂躏良善，且凭坚，兵难卒下”，“上疏力陈其不可。”一面安抚兵民：“兵来惟诛首恶，胁从不问也，汝辈勿助恶即良民无事矣。”。胡瓒驻兵阳和，传檄密令桂勇督城中兵卒设计擒获首恶。并定下赏格：“擒缚首恶的，赏银五百两，升受三级。擒缚助恶的，赏银二百两，升授二级。胁从无罪的，事毕也各赏三两。”在重兵压境之下，乱军开始恐慌，许多人以求自保，内部出现分裂。十一月十五日，郭鉴、柳忠等十一名乱卒首领被擒，斩首后将首级装入匣内，送交胡瓒。胡瓒大喜，请班师回京。
不料，两天后又生变故。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结胡雄、黄臣、徐毡儿等倡乱报复，夜围桂勇府第，大肆抢掠，杀桂勇家口十余人，并劫持桂勇至叶宗总兵府。得到消息后，巡抚蔡天佑立即与太监武忠前去处置。经过反复譬晓，众乱兵稍稍安定下来，桂勇得救。在天佑的劝说下，乱兵转而害怕起来，请求天佑奏请明廷停止进剿。天佑说：“你们作孽至此，现在如果能擒获首恶，我亲自为你们转达，大军可以停止进剿。”乱卒反戈，将徐毡儿等首恶四人擒获，送交天佑。郭疤子等见事态不妙，趁乱逃出城外。
郭疤子复仇的消息传到阳和，胡瓒上言：“乱军乍顺乍叛，反覆不常，必天兵临境，督本城将领设法擒薙，乃可底定。”嘉靖皇帝震怒：“大同军士叛逆已屡有敕旨，擒斩首恶，赦其胁从，乃复肆凶悖，自取诛灭。”诏令桂勇回京，以朱振代替桂勇出任大同镇总兵官，并督令胡瓒即刻进剿。胡瓒即欲提兵而西。为避免覆巢之下，玉石俱焚，天佑将擒获的首恶四人斩首，将首级装于匣内送交胡瓒，请求胡瓒暂缓进剿。并上疏明廷：“首恶已诛，其余仅剩党，容易处置”。疏上明廷，嘉靖皇帝觉得有理，命胡瓒班师回京。
嘉靖四年（1525）二月，蔡天佑晓谕镇城兵民各安所业，将劫取的军器等一律上缴，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不料，郭疤子、胡雄等潜入城内，通过威胁利诱，重新纠集起数十人，趁夜纵火烧毁总兵朱振府第。第二天，天佑再次召集众兵卒训谕：朝廷班师回京，是不屠城之意，如果再执迷不悟，将是咎由自取。大家说：“夜里倡乱行凶者，我们都知道，请将四门关闭，挨家挨户搜索。”在兵卒们的协助指认下，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很快被捕获，人人称快。三月，胡雄、郭疤子等四人被处凌迟，其余人犯问斩。至此，大同兵乱告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