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的交情是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因为新朝皇帝王莽改制失败,天下大乱,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包括西汉时期的贵族。
班彪是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侄子,他在新朝末年逃离长安,前往陇右、河西等地区避祸,因条件有限,且时局动荡,主要目标是早日归附东汉,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班彪随同安丰侯窦融来到京师洛阳后,他开始着手继续史学研究。
班彪安顿好一家人之后,立即派魏朗前往延陵,一方面到中秘之书副本的保管地,想办法将典籍带回到洛阳,另一方面争取找到他的堂兄班嗣。
魏朗不辱使命,他先是顺利地找到了中秘之书副本,雇了几辆马车全部包装好运走,随后来到昔日的班府。
一别十几年,眼前班府的破败景象,让魏朗心有戚戚然:大门残破不堪,房间里到处被翻得东倒西歪,家具上都是尘土一片,墙角的蜘蛛网结了一圈又一圈。
魏朗房前屋后找了好几遍,不仅没有找到班嗣,以前府内上上下下十几口人,也都没了踪影。
魏朗不甘心,从班府出来逢人就问,最后终于得到了班嗣下落:已经外出云游多年,手下仆役全都遣散逃难,班府遭遇多次兵灾,已经物是人非。
随后,魏朗小心翼翼地带着中秘之书副本,赶回洛阳向班彪复命。
班彪把中秘之书副本搬到书房,一本一本摩挲着,仿佛都是他的珍宝。
抚卷沉思,班彪能理解堂兄班嗣的选择,闲云野鹤、四海漂泊,正是老庄追随者的梦想。
不过,班彪对延陵班府的废弃,虽然早就有过心理准备,还是有些难过,毕竟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正想着,魏朗走了进来,给了班彪一个小瓶子,里面装满了泥土:“这是从家里带回来的,也算一个念想。”
班彪一阵眼热,主仆二人相对默然。
魏朗打破了沉默:“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会过得更好。”
班彪一下子来了激情:“是啊,大汉王朝又重新回来了,可喜可贺,我们去干一杯,来个一醉方休!”
两人大笑着,既是告别过去,也是期待未来。
班彪开始认真研究西汉的历史,专心在史学著述方面下功夫。
在此之前,司马迁曾在汉武帝刘彻时写下了一部《史记》,但汉武帝太初四年之后的历史,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写了。
虽然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西汉学者,都曾下功夫补写或续写过《史记》,但这些续作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流传价值不大。
班彪认为自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他孜孜不倦地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见解,最终写下《史记后传》60余篇。
不过,班彪虽然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史记后传》,但他的观点与司马迁有不少出入,更加侧重对历史的梳理和点评。班彪在《前史略论》中简要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并着重评论了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
班彪还是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也对司马迁“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等思想,明确提出反对,表明了自己的正统观点。
由于年代久远,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没能流传下来,但《史记后传》为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著述《汉书》打下了基础,如今《汉书》中的汉元帝、汉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都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后来,班彪又被选任为望都长,他还是一如既往,工作兢兢业业,办事明察秋毫,因此得到了下属和老百姓的爱戴。
东汉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班彪在处理公务之余,游览冀州胜景,心中无限感慨,于是挥笔写下了一篇《冀州赋》。在赋中,班彪不仅写出了美景,更追忆圣君,抒发了自己的暮年远志。
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死在任上,终年52岁。
班彪的一生,正好卡在两汉之际的复杂历史形势中,虽然刚开始避居西北,但他始终保持正统观念,看得清世务,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最终投靠刘秀。虽然政治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但他撰写《史记后传》,留下“三赋”,可谓文字留芳。
南朝宋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在写完班彪的一生后,有一段经典的评价:“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