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出身平民家庭,自然不能住在华堂大狱里。他们家起初可能住在森林附近,周围到处都是墓地。
童年时期的孟子,每天看到的是送葬的人群和那些复杂的丧葬礼仪。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孟子就有样学样,学习挖坟、葬礼,每天哭哭啼啼很不吉利。“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事生事死”又是“孝”的核心,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基石。“事生”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好好侍养他们;“事死”是在父母去世后办一场程序复杂规模宏大的丧礼。在儒家的观念中,“事死”甚至要比“事生”还重要。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莫重于丧”的传统。悲哀的是,现在中国人的丧礼,有的已经变了味道,古代那些庄重的礼仪,演变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娱乐活动”。有请美女跳欢快的“小苹果”的;甚至还有唱“今个真高兴”的,这要是让孔子知道了,说不定又要“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因为,孔子是“周礼”的大师,熟悉各种文化礼仪,年轻时还是一名优秀的葬礼主持人。他认为,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一旦父母去世,孩子则为之服三年之孝,正是感恩父母之爱的表现。儒家经典《中庸》上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意思是,“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已亡者如同侍奉现存者,这是孝的最高表现”。这种思想被曾子总结为“慎终追远”,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和曾子的思想,他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把丧礼看得更重要,这可能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
战国时期,儒家受到墨家的严峻挑战。墨家是现实功利主义者,一切以有用为标准。墨家认为过分强调葬礼,只会浪费社会财富;过分强调守丧三年,只会浪费时间。所以墨家学派猛烈抨击儒家的厚葬久丧思想。墨家学派鄙视儒家学派,认为那些强调厚葬的儒生们,就是靠死人吃饭,看见哪家死人就开心的“贱儒”。这种思想可能影响了孟子的母亲,她不想让孟子成为靠死人吃饭的“贱儒”,就把家搬到一个市场旁边。市场上每天人来人往,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孟子就模仿商人们卖东西,搞得满身都是铜臭气。与现在不同,古代商人的地位不高,古人职业规划的排序是“士民工商”,商人忝列末席。那时候平民的直接理想是成为“士”,“士”是介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中间阶层,是通向上层社会的桥梁。母亲不愿让孟子成为满身铜臭的商人,狠了心买下了“学区房”,把家搬到一所学校附近。这时,很有可能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在附近办学,朗朗的读书声深深吸引了孟子,从此,作为一个“旁听生”,孟子开始认真阅读古代典籍,学习古代礼仪,朝着成为儒家大师的道路上前进。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母亲是我们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教育者。孟子是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懂教育、识大体的母亲,这让他从小获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第二,人是环境塑造的动物。环境不能决定人的一生,但能够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战国晚期的思想家荀子说过的那样,“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成年后,孟子也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他说“富岁,子弟多赖(通懒);凶岁,子弟多暴”,意思是,“丰收之年,年轻人容易养成懒惰的恶习;而在灾荒之年,年轻人就容易发生暴乱”。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