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今年8月，孟加拉国近几年规模较大的社会运动——在私营公交车事故中造成多名学生伤亡后，数万名学生无视交通安全，要求监管腐败的交通部门，走上首都达卡街头。
对待学生的呼吁，孟加拉国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中止了抗议。近年来，这个1970年代才建立的新国家，近年来屡屡传出有关威权主义、政党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新闻。为何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没有满足学生的诉求？它的政治又是如何运作的？本文作者认为，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政治是南亚家族政治“登峰造极”的产物。而建国历程中的社会肌理与国民身份构建中的内外掣肘，使得两党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现在的样子。孟加拉学院门口的雕塑，纪念1952年孟加拉语运动中的死者。
1971年3月25日，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危机之后，东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正以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的领导人穆吉布（Sheikh Mujibur Rahman）为代表，与由西巴基斯坦人掌权的巴国政府摊牌谈判，讨论更多自治权，换来的则是巴基斯坦的军事镇压。
穆吉布
在孟加拉人的记忆中，当日凌晨，秘密跨过上千公里调动来的装备精良的巴基斯坦陆军杀入达卡。“探照灯行动”，这是这场深夜开始的行动的代号——他们在街头如切瓜砍菜般击溃了仓促应战的孟加拉人警察和准军事部队，逮捕了穆吉布。然后，军方用坦克推倒了为纪念1952年孟加拉语运动而修建的“烈士纪念塔”（Shahid Minar），接着，士兵们搜查了达卡大学的校舍，在宿舍和校园中，没有及时疏散的学生和教授被直接枪杀……
齐亚
东巴基斯坦陷入一片混乱，在乡村，孟加拉人组建游击队袭击巴军。两天之后，在东部城市吉大港，后来成为将军与孟加拉国第二位最高领导人的少校齐亚（Ziaur Rahman）以“国父”穆吉布的名义放送了一条武装起义宣言，宣布孟加拉国独立。“我谨代表伟大的领袖穆吉布……呼吁世界上的大国和我们的邻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场军事占领……孟加拉万岁！”
齐亚的宣言，和前后数日由人民联盟放送的另外几条宣言一起，标志着东巴基斯坦独立战争的开始。一开始，巴军势如破竹，孟加拉人仓皇接战，节节败退。而到了下半年，形势骤转。印度介入战争，这回是巴军一溃千里。到了1972年初，巴基斯坦被肢解，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已经成为事实。
2018年，在孟加拉国获得独立近50年之后，穆吉布的女儿、现任孟加拉国总理的哈西娜（Sheikh Hasina）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忆起建国时的往事。她先是赞扬为那时做出牺牲的英雄，然后提到在独立之后不久的1975年死于政变的父亲。在那场青年军官发动的兵变中，穆吉布和他大部分的家人都被枪杀。“我不怕死。我会继承父亲未完成的遗志”，哈西娜说。
这时，她话锋一转，转向了她这些年不遗余力的语言攻势：声讨齐亚。“他参与了对我父亲的谋杀！我真后悔，我后悔不能把他推上审判台，他在那之前就死了”。齐亚在1975年政变之后平定局势上台，成为最高领导人，而他同样死于一场政变，那是1981年。
如今，齐亚的遗孀卡莉达（Khaleda Zia）领导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是孟加拉国目前最大的反对党。哈西娜攻击齐亚，是为了用“革命往事”在道德上彻底击倒卡莉达和她的政党。
国父的女儿，国父的军人的遗孀，孟加拉国的历史，成为了这个两位女性领导人的角斗场。
哈西娜（左）和卡莉达（右）
就在哈西娜的讲话前后，达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因为一起私营巴士压死学生的车祸，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他们抗议政府不作为，要求大力规管混乱不堪的交通运输业，打击日益猖獗的腐败。这场街头运动，随后因哈西娜政府调动警力逮捕部分学生和运动人士而引发了更多争议。尽管学生们在8月22日宰牲节前被释放“和家庭团聚”，但部分运动人士仍被关押。哈西娜政府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哈西娜是要向莫迪和埃尔多安式的强人统治看齐吗？
而年轻的运动人士和学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无论是哈西娜还是齐亚，都不是他们想要的领导人。从2008年开始，哈西娜已经稳坐总理宝座，今年底的大选，看起来也是她稳操胜券，孟加拉的政治空间，为何越来越失去选择的机会？
当地时间2018年8月5日，孟加拉国达卡，孟加拉国学生抗议交通事故频发，要求加强道路安全。视觉中国 资料
政党、家族、记忆政治
在孟加拉国，议会制下的政党政治，已经变成哈西娜和卡莉达两人的家族斗争戏码，变成了世仇的再造轮回。
孟加拉国的现代政治中诞生了两个“圣人”：国父穆吉布和将军齐亚，两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改变了孟加拉国，又同样被暗杀“殉道”，染上了足够感染民众的悲情色彩。一个留下女儿实现理想，一个留下寡妇扛起重任。
在哈西娜及其领导的人民联盟的宣传中，国父穆吉布为建国呕心沥血，为实现民主世俗社会主义的孟加拉国鞠躬尽瘁。而之后的齐亚，居然取消了对独立战争中屠杀孟加拉人的战犯的追责，甚至还通过1975年的第50号总统令，以“免罪法例”开释了谋杀穆吉布的凶手。近年来。人民联盟的基层宣传试图将齐亚一家描绘成独立战争中窃取果实的人，甚至还放出流言，声称齐亚是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犹太人的特务，说以色列赞助他在孟加拉国扶植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哈西娜在其父的大幅海报下发表演说
而另一边，在卡莉达·齐亚和她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的宣传中，齐亚将军是一个不苟言笑，专心做事的好领袖。他在全国到处视察，随时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国家发展。1975年之后，他一手推动了经济私有化和计划生育，为孟加拉国的现代化铺设了道路。外交上他改变了亲苏亲印政策，转向美国、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说穆吉布虽是国父但内政外交一塌糊涂，而他的女儿哈西娜亲近印度，简直可以算是印度在孟加拉国安插的奸细。从民族主义党里还流传出更具有煽动性的说法，声称哈西娜的儿媳妇是美国犹太人，背后是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
这些对自己家族的赞美和对对方家族的污名，从1990年代开始就在两党之间不断上演。2009年，哈西娜带领人民联盟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重新上台，卡莉达拒绝承认哈西娜的政府。两人的敌对关系被诉诸建国的历史伤痕，付诸了更冷酷的政治行动。哈西娜组建了专门的法庭，审理1971年战争中的“战犯”，追究屠杀孟加拉人的责任。这些人，很多都是卡莉达阵营的政客，或是和卡莉达结盟的保守伊斯兰政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有些在1971年和巴基斯坦军方合作，有些在当时反对独立。其中不少人在2013年之后被法庭判处死刑。
孟加拉国的精英们一直试图避免这样的政党政治。1990年代的大选引入了“看守政府”模式，每次大选前由一个中立的看守政府接管政权，避免两党恶性竞争。到了2006年，忍受不了党派政治的军人又控制权力，想利用两年时间改革政治，让两党不再看两位夫人的脸色行事，转型为更专业、更“正常”的政党。然而，这些方法都成效不彰，政党政治在两位夫人手上依旧如故。
可以说，孟加拉的政治文化，完全是家族化的恩主－侍从体系。尽管在南亚，家族政治非常常见——印度国大党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谢里夫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都是例子——但像孟加拉国这样，一位女儿，一位遗孀，高举自己亡父、亡夫的画像，攻讦对方，仇深似海长达三十年的，还真是独一例。
那么，在孟加拉国，是什么让政治领域的家族化变得如此彻底？又是什么主宰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
消失的阶级
在南亚，民族国家都跟上层精英有关。印度有加尔各答的殖民地精英和北方邦的上层种姓；巴基斯坦拥有操持乌尔都语的北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商人，斯里兰卡有西化的精英贵族。但在孟加拉国，这个群体相比较而言要弱小的多。这个群体的孱弱，为建国之后的克里斯玛领袖提供了空间。
在孟加拉国建国之前，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是英国人的代理人——印度教的柴明达尔地主，然后在印巴分治之后，是西巴基斯坦的官僚和军人——使用乌尔都语的北印度穆斯林，或是西边来的旁遮普人。孟加拉人被排除在东巴基斯坦的上层之外。甚至，在孟加拉国建国之初，很多重要的国家岗位上，居然找不到合适的人担任职务。
在建国之初没有足够成熟的，内部有足够异质性和多元性的上层阶级，意味着参与孟加拉国政治权力竞争的，是一个非常小且单一化的圈子。建国之后，这个圈子里面有穆吉布的家人、下属，有齐亚的家人、下属，有军队的高级军官、技术官僚。自然而然的结果是，这个圈子严重依赖已有的领导人获得权力，合资格的挑战者则常常付之阙如。
在另一方面，孟加拉国的整个社会，也缺少从下到上的阶级动员。
在孟加拉国建国过程中，阶级问题一度浮在水面。孟加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以语言和孟加拉人身份为动员，反对西巴基斯坦精英的统治——底层和上层的阶级斗争，正好和民族主义运动同构在一起。人民联盟的前身，是“穆斯林人民联盟”，其创始人帕沙尼（Abdul Hamid Khan Bhashani）是著名的“红色毛拉”。受苏菲主义影响，帕沙尼强调和底层站在一起，在农民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是穆吉布的好友，尽管身为毛拉，却支持建设一个为底层阶级服务的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人民联盟内部，激进左翼的力量很强，推动着穆吉布做出了一系列讨好左翼的动作：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写入宪法，实行国有化改革，建设工业……帕沙尼则在建国之后继续激进的左翼路线。他在1972年底组建了一个左翼反对派联盟，从农民和工人的角度批评穆吉布“不够左”的政策。
等到齐亚政权上台，形势大变。齐亚推动经济自由化，他镇压军队中持有激进左倾倾向的军官和士兵的同时，在国内政治上也压制左派（对激进左派的打击，在穆吉布死前就已经开始了）。齐亚作为军人，相信的是用纪律和从上到下的管控治理国家，而倾向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使他要避免苏联和印度的左翼政治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依靠经济自由化改革和政治上的压制，并不能完全阻止阶级动员重新出现、生长。孟加拉国的另一重特殊性在于，它在1980年代之后发展出的经济模式，一方面依靠大量国际NGO携带国际援助深入孟加拉国社会基层，在政府缺位之处提供了大量服务（扶贫、教育、医疗、社区建设）；二方面依靠是大量孟加拉劳工在海外从事体力劳动，带回大量外汇——最高峰时，侨汇金额相当于孟加拉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其三是在国内形成了大量的小型私营企业。这三点特质，使得孟加拉国的劳动者一方面依赖外在联系，另一方面则要么散落在不同的私营工厂中，要么在海外离散着，依靠老乡关系而非同业、同行的横向连接组织。
相比南亚其他国家，孟加拉国政治中，少有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反观印度，种姓政治正在不断阶级化；在巴基斯坦，一直充斥着信德人和旁遮普人的政治争夺。而在孟加拉国，政治人物反而缺少一个自下而上的稳固选票“基本盘”——数十年来，哈西娜和卡莉达的两个政党的得票率经常大幅度攻守易势。
既然如此，国家的历史被简化为家族的历史，政治动员被转移到家族记忆的动员，就不足为奇了。
达卡，烈士纪念塔
未完成的身份政治
以穆吉布和齐亚为符号，孟加拉国的政治冲突，也是两种民族主义论述的冲突。直到今天，这个民族国家的组成主体的名词仍然悬置着——是孟加拉人（Bangali），还是孟加拉国人（Bangladeshi）？
1905年，孟加拉文豪泰戈尔写下“我的金色的孟加拉”（Amar Shonar Bangla）——“……在牧牛的田野上／在河流交汇的码头／在树丛掩映的乡道／伴着清朗的鸟鸣／成堆的稻谷前我的生命潺潺流淌／啊多么欢欣啊，牧人与农夫／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对泰戈尔来说，雨量充沛的夏季田野，冬天的阳光，田间的树木、稻田、黄麻地，这些和土地直接相连的，基于生活经验的意向和语言，都是孟加拉身份的象征。
然而，尽管独立后的孟加拉国以泰戈尔的这首诗作为自己的国歌，但国家的统治精英们仍然面对着一重巨大的尴尬：泰戈尔是个印度人。在印度，紧挨着孟加拉国的，是首府位于加尔各答的西孟加拉邦。它的人口和孟加拉国不相上下，两边都说孟加拉语，用孟加拉文，唯一不同是，那边的孟加拉人主要是印度教徒，这边的孟加拉国则主要是穆斯林。更麻烦的是，包括泰戈尔在内的，一连串历史上排得上号的孟加拉文化名人，几乎都是印度教徒、西孟加拉人。
这背后的历史，是英国统治孟加拉带来的社会变迁：英国人培植印度教精英作为孟加拉的统治者，而穆斯林则多数作为农民。这种阶级和宗教的划分促成了印度独立之前东西孟加拉的分治。也使得泰戈尔这样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孟加拉认同，不那么和孟加拉穆斯林的世界相通。在印度追求独立的20世纪初，孟加拉的穆斯林更青睐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建国方案。在那时，穆斯林身份超越了孟加拉认同。
而在东巴基斯坦独立运动中，穆吉布选择了重拾泰戈尔与西孟加拉的文化遗产。这当然是政治环境下的必然——巴基斯坦囊括了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孟加拉等多个族群，“印度穆斯林的保留地”是凝聚这个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孟加拉人优先认为自己是穆斯林，那么就应该优先有巴基斯坦认同。从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世俗主义的民族主义——激烈地以“孟加拉人”的身份超过穆斯林的身份，以否定巴基斯坦的统治合法性，“先是孟加拉人，然后是穆斯林”。1950年代声势浩大的反乌尔都语和反对用波斯－阿拉伯文字书写孟加拉文的孟加拉语运动，也是因为这样成为孟加拉国民族主义的标志。
但毕竟民族国家无法外在于大国政治，巴基斯坦的存在催生了孟加拉国的世俗民族主义，但印度又重新确认了穆斯林身份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如果孟加拉国独立意味着孟加拉人的民族身份高于穆斯林身份，那为什么孟加拉国要独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并入印度，成为西孟加拉邦之外的另一个邦呢？东孟加拉邦？被印度支配同样令人恐惧。对孟加拉民族主义者来说，要保住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穆吉布在任上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和印度关系太好，以至于这个问题让许多人更加焦虑。而他的死，据人们的猜测，也和部分军人的身份认同困扰有关。
其后上台的齐亚采取了折中办法。他尝试发明一整套新的民族主义语言，用“孟加拉国人”（Bangladeshi）代替原先使用的孟加拉人（Bangali）。“孟加拉国人”的身份，混合了语言和宗教，又不单方面强调其中任何一种。在他任内，“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写入了孟加拉国宪法，与此同时，“世俗的共和国”也仍然写在宪法条文中。
这种新认同事实上相当于“脚踩两只船”，尽量依靠军政府的高压实现身份认同的平衡。但它却不断面临来自两边的挑战：受到沙特等中东国家影响的穆斯林激进团体希望孟加拉国更伊斯兰化，而世俗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也不断表示不满。
看起来，齐亚好像想到了一个将国家团结起来的办法，然而正是他一手将身份的困境制度化了，孟加拉身份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我不是谁”永远都很重要。只要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存在，孟加拉国的身份政治，就永远要回答“为什么我不是印度的孟加拉人？”，而只要巴基斯坦存在，孟加拉国又需要回应“我为什么作为南亚穆斯林却不是巴基斯坦人”。这个身份，永远回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2013年要求判处穆拉死刑的“国王花园”运动
尾声
在后冷战时代，两党制备受推崇，政党的和平轮替，稳定的政治建制精英，是许多国家的选举政治试图达到的理想状态，孟加拉国也不例外。但穆吉布家族和齐亚家族的两个政党的轮替，却让两党制越来越像是“摩诃婆罗多制”——两个家族的世仇压过了一切。这背后，是孟加拉国这个年轻的民族国家，被社会结构、历史身份与殖民包袱限制、牵扯。
从1980年代到今天，在特殊的发展模式下，尽管政治纷乱不休，孟加拉国的GDP数字却一路上涨。壮大的城市中产更加拥抱全球化的价值，在孟加拉人vs孟加拉国人的身份斗争中，前者逐渐压过了后者。也正是这样，哈西娜的政府在2009年之后越坐越稳。当哈西娜以父亲的名义声讨齐亚的政治理想时，城市中产也站出来为她撑腰。2013年，在达卡的国王花园（Shahbagh）爆发了年轻人主导的社会运动，要求政府处决被判1971年犯下战争罪行的伊斯兰大会党（Jammat-e-Islam）政治家，齐亚阵营的盟友阿卜杜尔穆拉（Abdul Quader Mollah）。哈西娜的政府也察觉到了新阶级的需要。在调动历史叙事，延续家族政治和记忆政治的同时，她也在通过禁毒、反恐等工程，为中产阶级提供急需的安全感。但中产阶级对诉诸历史叙事、家族身份和强人领袖形象的政治也愈发不满。8月达卡街头抗议的学生，也许正在改变孟加拉国的政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