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日，英国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正式召开。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开幕致辞。 （人民视觉/图）2021年10月29日，暴雨让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街头的汽车陷在水中动弹不得，一些火车班次也被迫取消。这只是英国交通最近因暴雨受阻的平常一幕，为两天后的气候大会增加了些泥泞。
2021年10月31日，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格拉斯哥开幕。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简称COP，每年年底在不同城市召开，COP26被称为“可能是人类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机会”——会前，全球遭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45个国家联合了发布上述宣言。
评估减排力度、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落实气候资金承诺，这是COP26三项最紧迫的目标，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老话题——历届气候大会扯皮已久，一次次把难题留给第二年。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10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预计总共将有超过2万人参会，是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线下国际会议。
11月1日的领导人峰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以苏格兰最著名的“儿子”——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比喻开场，希望人类能够拆除气候危机的炸弹；美国总统拜登为上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表达歉意；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不太具有雄心的目标成为当天的头条。
COP26承载了人类自救的厚望，难啃的谈判议题加上防疫压力，COP26甚至比达成《巴黎协定》的巴黎峰会都更加难推进，在现实利益之争前挑战重重。
冒险线下相聚，因线上谈判的效果实在糟糕
2019年底，西班牙马德里COP25，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在闭幕前通宵达旦，创下了40个小时的最长“拖堂”纪录，但依然未解决分歧。包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许多参会者，直言对会议结果失望。
全球期待的目光望向了下一年，然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气候大会停摆，COP26延期。2021年10月底，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过去一周，英国平均每天新增4万余病例。
苏格兰卫生局局长尤萨夫（Humza Yousaf）称，预计一定会有与COP26相关的新冠病例，但也确信有能力尽可能隔离这些病例。世卫组织环境、气候变化与健康司司长玛丽亚·内拉（Maria Neira）说：“毫无疑问，气候危机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最紧迫的卫生紧急情况。”
为确保健康，参会代表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英国政府还制定“红色名单”，名单上的代表入境英国后，在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下至少要隔离5天，未完全接种则要隔离10天。主办方将向未接种疫苗的参会代表提供疫苗。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9日，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当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 （人民视觉/图）
即便如此，各国代表依然冒险线下相聚，因为线上谈判的效果实在糟糕。
创绿研究院项目主管郭虹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来说，正式大会之前的年间会，各方围绕谈判议题充分交换意见，初步形成精简的案文草案，以供年底的大会在短短两周之内完成谈判。但2021年6月，年间会在线上举行，考虑到一些国家代表时差、网络卡顿等问题，各缔约方约定在面对面谈判之前，视频会议以交换意见为主，不会形成任何决定。案文草案未能得到精简，这给COP26留下繁重的谈判任务。
由于疫情风险和成本高昂，参会代表的结构可能与往届不同。自2015年以来每年现场参会的郭虹宇今年决定远程跟进。一位菲律宾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成员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许多NGO代表都没有赴格拉斯哥参会，“今年的COP好冷清”。2021年9月，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气候行动网络表示，国际航线中断、隔离时间较长以及疫苗获得机会不平等，欠发达国家谈判代表和民间社会团体无法现场出席，可能影响会谈的包容性。
1.5℃之争
《巴黎协定》目标是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控制不超过2℃，力争控制在1.5℃以内。而COP26则希望定下更有雄心的协商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实现净零排放，1.5℃可及（within reach）。
目前，2℃的目标都是难攀的高峰。
所有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须提出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承诺，据联合国统计，各国第一次提交的NDC加总，距离实现2℃温控目标有巨大的差距。
好在《巴黎协定》设置了“齿轮机制”（Rachet-up mechanism）——通过逐步加强NDC力度，弥合减排差距，实现长期温控目标。
2020年本是各国第一次更新NDC的年份，也因疫情影响推迟。目前大多数缔约方国家都已更新，中国刚刚在10月28日提交，重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目标。
更新后的NDC仍难如人意。根据联合国环境署10月26日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按各国目前的承诺，到2030年将仅减少约7.5%的碳排放。若想实现2℃温控目标，则需要减排30%；实现1.5℃目标，需要减排55%。
所以，对于COP26期许的更遥远的1.5℃可及目标，分歧很大。
一位气候变化领域观察人士介绍，部分发达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强调1.5℃的目标必须实现，而不再是目前的“力争”；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实现2℃目标，并力争实现1.5℃目标是《巴黎协定》中的共识，不应再做调整。
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呼吁，如果想在接下来的关键十年实现1.5℃的温控目标，尤其需要碳排放大国，即二十国集团（G20）国家，针对2030年做出更强有力的承诺。
G20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90%左右、世界人口的2/3。与COP26开幕式10月31日开幕当天，G20峰会在意大利罗马闭幕。绿色和平全球资深政策顾问、长期跟踪气候谈判的李硕认为，G20峰会关于气候议题的成果进展有限，总体还是对既有承诺的重申，例如再次强调了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关于煤炭的议题也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各国领导人同意终止对发展海外燃煤发电的公共融资，但没有设定国内淘汰煤炭的目标。“G20定下的基调会很大程度影响格拉斯哥。”
在绿色和平和中华环保联合会10月26日组织的气候变化大会研讨会上，长期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王谋表示，COP26关于提高减排力度的讨论可能会“各说各话”。“不少国家已经厌倦了每一次谈判或每一次对话都要提升力度的‘文字游戏’，希望能把更多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已有承诺目标的落实。”
李硕也表示，美国、日本、欧盟等早些时候提出了新的NDC，但它们的气候行动常常受制于国内政治，新的目标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也需要观察。
据法新社报道，印度环境部长布彭德·亚达夫（Bhupender Yadav）10月27日称，印度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出了“其分内应该做的程度”，印度将在COP26峰会上设法让富裕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措施买单。11月1日，印度总理莫迪就提出，希望发达经济体能够尽快提供1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解决“第六条”分歧需要更多政治推动力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COP26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协议就等于一纸空文。
“这情况就像考试卷已经写到了最后，前面最困难的题目先空着，偏偏考试时间就快结束了。”阿洛克·夏尔马如此对《卫报》形容。他认为，这次峰会想达成具体协议绝对比巴黎峰会更加困难。
李硕打比方，《巴黎协定》只相当于 “地板”，随着各国不断增加减排力度，兑现气候承诺，国际气候行动才慢慢进入“深水区”，矛盾和分歧也会更加激烈。
2018年的COP24已敲定了除“第六条”外的《巴黎协定》执行纲要，COP25历经超长加时，依然没能解决各方在“第六条”上的分歧，该议题被再次顺延到COP26。
所谓的“第六条”涉及全球碳市场，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多边碳定价机制，提升全球碳市场透明度。但在一些技术性的实施细则上，以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意见相左。争议点包括：如何监测、计算和报告各国的自主减排成果；如何在国际转让中避免双重核算；《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遗留的减排配额，是否应被纳入2020年后的国际碳市场等。
“‘第六条’一直没有进展的原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因素。”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教授滕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发达国家希望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同时不愿多付出气候资金；发展中国家则与之相对。
郭虹宇观察到，在2021年6月的年间会上，各方在共同时间框架、“第六条”等焦点问题上的立场相比之前基本没有变化。但10月传来稍微积极一些的消息，她读到彭博社的报道引用巴西“知情人士”的话，巴西可能会在“第六条”谈判中做一些让步。
滕飞认为，既然“第六条”背后是政治问题，那么光靠技术官僚的谈判是无法解决的，取决于各国领导人愿意注入多大的政治推动力。他作出乐观判断：“如果这次再不能达成协议，《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将受到严重质疑，对谁都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各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很大。”
气候资金承诺失信引发信任危机
气候资金毫无疑问是COP26的另一项焦点。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将继续履行此前的千亿承诺，并提出到2025年后每年动员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新的气候资金。
但承诺并未兑现。被称作“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显示，2019年发达国家总共调动了796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为历史最高，2016年甚至仅有585亿美元，距离目标很远。报告还称，到2023年，才有可能实现1000亿美元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食言感到愤怒和失望，气候资金被视为发达国家欠他们的“气候债”——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在于富国，却不成比例地影响了最贫困和脆弱的群体。
“气候资金是本届气候大会谈判的最大危机。”滕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危机不仅体现在资金缺口导致的减排缺口，更体现在信任的缺口。“如果不履行已有的承诺，怎么相信未来的承诺呢？”他认为，如果处理不好本届大会最棘手的资金问题，会议有可能无果而终。
为争取本国在气候资金上的利益，菲律宾甚至派出本国财政部长担任谈判代表团长，在19人的团队中，光财政部的代表就占据了8个席位，外交部派出6名代表，而能源部和环境自然资源部仅共有3位。
滕飞表示，虽然资金议题的谈判都由各国财政部门代表参加，但本国财政部长担任代表团长的情况非常罕见，大多数国家都由环境部门或外交部门的代表担任该职。
“作为财政部长，你们手中攥着COP26以及之后通往成功的钥匙。”10月21日，古特雷斯在对财政部长气候行动联盟成员发表讲话时称。
现有的气候资金支持可分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两部分，COP26还希望提高适应领域的资金比重。
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于2019年底发布的报告，2019年以来全球气温较工业革命前均温高出1.1℃，气候变迁已超出人类适应能力。郭虹宇称，一直以来，减缓和适应所得到的重视与支持极不平衡，气候资金流向适应领域的比例很小。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遭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冲击，急需资金建设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留给人类实现温控2℃和1.5℃目标的时间不多了。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2020年底预测，全球气温在未来4年内至少还有20%的概率比工业革命时期升高1.5℃。
滕飞认为，对于COP26“可能是人类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机会”的说法，仅靠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并不现实，但能否在全球扭转排放的趋势，就长期减排目标执行达成一致，特别是解决气候变化融资问题，避免让国际贸易摩擦和政治争端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未来10年很可能是决定性的。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