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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彩礼，没有嫁妆，举行婚礼时，主持人没有提到“男人结婚，女人嫁人”这句话，只是说一对新人组建自己的家庭，庆祝百年和睦。(莎士比亚)。
如今，陕西女孩张欣还记得2017年婚礼时的场景。她也记得，在婚前，夫妻双方家庭还约定：生育两个孩子，其中第一个随男方姓，第二个随母亲姓。
她的丈夫是江西客家人。这一婚姻模式打破了两地原有的传统。为此，男方在婚前召开了一整天的家族大会。而在女方的父亲看来，这是对“女性在家庭的付出和价值的一种肯定”。
他们俩目前住在西安。在中西部，这种名为“两头婚”的婚姻模式仍很稀奇，但江浙沪农村及郊县地区则早已盛行。家住上海市临港新片区的顾易峰就向南方周末表示，如今身边近九成的人都是如此，“对于独生子女来说，这已经是约定俗成”。
据武汉大学社会学专业副教授刘燕舞及其团队自2009年以来的考察，两头婚形式不仅在江浙沪，四川、湖南等地亦有分布。这一悄然流行的婚姻方式，已在改变中国传承千百年的社会关系。
男不言娶，女不叫嫁
苏州女孩周玥还记得2016年婚礼前的一个细节。公公婆婆送来两万元以表心意，但被她的父亲拒绝了。“因为两头婚是不收彩礼的，可能我父亲也是不想让我们欠着对方吧。”周玥告诉南方周末。
周玥和丈夫是同村人，两家距离很近。通过她的姑姑介绍认识后，相恋、结婚、生子。这个新家庭即是“两头婚”，在当地，两头婚又称为“并家”，男不言娶、女不叫嫁，意为两家并一家。
按照苏州两头婚传统，男女双方需要各自置办婚房，婚后不定期回两家轮住。两人结婚后，周玥与丈夫采取轮换的方式，这周两人住在她的娘家，下周便住在婆婆家。而生育孩子后，按照婚前的口头约定，大孩随她姓，二孩随父姓，两小孩把外公外婆都喊为爷爷奶奶，由双方祖辈共同抚养。
这是一个典型的两头婚家庭。而在南方周末的多方采访中，这一家双方的家庭背景亦带有普遍性。周玥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两人所在的苏州相城区，自1985年开始，大量房屋被拆迁，原址之上制造业及化工业工厂开始兴建。当地居民大多分到一笔拆迁补偿款以及一到两套安置房。周玥家拿到两套，而她丈夫家虽然没拆迁，但在城区早已购置了一套商品房。
这种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多年。不过，对于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的李江军来说，最初他感到很新奇。
李江军与来自苏州的妻子在大学相识相爱，目前两人均在江苏省镇江市当老师。2006年，两人“并家”成婚。在婚前听说这种模式时，他从妻子的亲戚朋友处了解到，这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
在双方父母的沟通下，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婚后如果只生一个孩子，就跟妻子家的姓，如果两个孩子，就各姓一方。“尽管我所在地区传统观念很重，不过我的父母都还比较开明，我也觉得这种婚姻模式很平等，所以还挺顺利。”李江军告诉南方周末。
实际上，两头婚在江浙沪地区已不鲜见。早在学者费孝通193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民的生活》（后在国内出版更名为《江村经济》）时，即已提到“两头挂花幡”的情况：父母没有儿子时，可要求女儿的一个男孩作为自己的孙子,在两个家的祖宗牌位上插两面花旗。南方周末采访发现，江浙沪的两头婚家庭所在地，以农村或就地城镇化地区为主，夫妇双方多为独生子女，或一方为独生女。其中，男女双方大多家境对等，家中有两到三套拆迁房，或者有自家民房对外出租。
而近年来，两头婚已远不止江浙沪。相关资料表明，从21世纪初以来，两头婚以不同的名称存在于全国许多省份，在江苏苏州称“并家”，浙江嘉兴称“两头管”，浙江湖州称“半进半出”，上海浦东称“两面门头”，福建闽南称“半招娶”，广西瑶族称“两头扯”，湖南岳阳称“两头住”。
为了养老，为了姓氏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遍地开花”的两头婚，一方面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婚姻圈向全国扩大；另一方面则是1982年以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严格实施，造成纯女户或独生子女户的情况大量存在。
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一些地区出现大批招赘婚姻。而进入九十年代末，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到适婚年龄，男方作为独生子，也不愿下嫁女方，“招赘”“倒插门”比例又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奉养双方父母的两头婚模式。
现住在上海市临港新片区的顾易峰便是在当时结婚的，他告诉南方周末：“我是村里第一个以两头婚方式成婚的人。”
顾易峰与妻子都是75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当时，女方父母强烈坚持“不嫁女儿”，而顾易峰的父母也不愿他入赘。综合考虑两个家庭的养老需求，双方父母达成口头约定，决定采用“两面门头”模式，无彩礼、无嫁妆，婚后小夫妻在父母两家每周轮住。“当时，家里还是会有点不情愿。”顾易峰说，“我爸和我妈说，我们孩子又不是娶不起媳妇。”
但他认为，这一婚姻模式是“先进”的，能体现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目前，顾易峰家中只生养了一个女儿随父姓，在他看来，有无二孩、如何安排姓氏等问题均不是两头婚的重点，“它的诉求基于双方父母，尤其是女方父母的养老需求。”
而家住上海市闵行区南部的孙晓芸对于“两头婚”也持相同的态度。她告诉南方周末：“从我中学开始，身边的人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就我一个，哪里舍得嫁出去？两头婚就是为了平等。”她说，“而且也不用说一定生两个，生几个都是夫妻双方自愿的。”
不过，顾易峰、孙晓芸的经历，也只是两头婚里的一种观点。婚姻形态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反映社会心理的文化符号，在1991年出生的周玥看来，无论是招赘还是两头婚，为的是一个姓氏，为的是传宗接代。她告诉南方周末，“女方家现在为什么不嫁女儿，一定要两家并一家呢？就是为了有一个和自己姓氏一样的小孩呀！”
姓氏背后的财产继承
在两头婚家庭中，很多人承认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也不否认涉及传统家庭延续家族传承的功能。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杨丽珍曾就福建省漳州市后村的婚姻模式进行长期调研，她告诉南方周末，自2017年起，她发现两头婚在当地婚姻模式中占比三成以上，全都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而这是因为女子没有离开“娘家”，也未离开父系所属的“宗”，族谱上的女子名字可以保留。
两头婚的缘起，从家庭养老的协商，逐渐过渡为一场生二孩引发的家族之争。而姓氏，是其中的关键。
在张欣所在的陕西以及她丈夫所在的江西，两头婚都是稀罕物。张欣婆婆在听说她父亲要以两头婚为小辈办婚礼、并让两个孩子随女方姓时，她迅速召集亲戚，召开了一场家族大会。在当地，“男尊女卑”“同姓不婚”的观念非常深厚。最终，婆婆基于张欣父亲的想法做调整：第一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子一定要随父姓，第二个无论男女随母姓。
这是一场姓氏之争。姓氏是血缘区分的重要标志，血缘区分又涉及家族继承。在一些受访的女方看来，这从来都是由父辈主导。
张欣还记得她读大学时，她的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用你的魅力去招一个上门女婿。”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张欣认为：小辈的想法已经很不重要，“人是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肯定是要对父母、对周围的环境都要会有所考虑。”
而父辈之争，在周玥看来，会造成小家庭内部的分裂。
在双方父辈婚前的协商下，周玥的大娃随母姓，二娃随父姓。在新衣新鞋、金银锁、金银手镯上，公公婆婆和自己的父母给两个小孩一点都不少。但周玥记得，母亲参加大孩满月酒时，穿了一身新衣。在她的印象里，母亲向来勤俭节约，几乎不添置新衣，唯有两次购置新衣，一次是为了她的婚礼，另一次是大孩的满月酒。但对于二孩，她的母亲在第一次见他时脱口而出：“这个孩子长得有点丑，没有大宝好看。”
“我父母对两个孩子都挺好的，但就是会经常提醒我：和谁姓今后就继承哪家的财产，警惕二孩长大后抢夺哥哥的财产。”周玥告诉南方周末。在强调财务分离的模式下，二孩奶粉钱在内的所有开支，周玥不得干涉。
孙晓芸现在育有一长子一幼女，长子随父姓，幼女随母姓。她告诉南方周末：“如果我生的第二个仍旧是儿子，虽然婚前说好第二个随我姓，但我仍旧会让他跟我老公姓。因为，两个儿子之间不会有问题，但两个媳妇之间就会有问题。”
妈妈的弟弟，该如何称呼
李江军谈及两头婚，坦言在大孩出生后他低落过一阵子，“自己的孩子不随自己姓，感觉挺没面子的”。但他也理解妻子和岳母。几年来，他也逐渐习惯了岳母和自己母亲来到小家庭里，轮流照顾两个孩子。如今，大娃13岁，二娃5岁。每年，夫妻俩会带着两个孩子在江苏苏州过春节，在甘肃天水过国庆。
两头婚的婚姻模式解构了“从夫居”的单一模式，取消了彩礼和嫁妆，对传统的“男娶女嫁”婚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
尽管会面临父辈的一些压力，但张欣认为自己还是幸运的。在传统婚姻模式中，孩子只能由婆婆来带。她记得，由于她表姐的婆婆过早去世，在生育孩子后面临无人看管的难题。表姐的母亲因此跑去给她带娃，却遭到了她儿子的指责。
这种家庭关系的改变，也反映到了亲戚称谓的争论上。
家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的钱洁告诉南方周末，“半进半出（当地说法）”已经在当地成为一种默认的嫁娶方式，“孩子都叫长辈为爷爷奶奶”。同样，上海的孙晓芸也表示：“我们乡下人都叫爷爷奶奶，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但是，爷爷奶奶之外的亲属，又该如何称呼？
这个问题，周玥和母亲争论过许久。生完大娃后，周玥和母亲带着孩子去表弟家，两人当时就孩子该如何称呼周玥表弟产生了争执。母亲要求叫“叔叔”，周玥则认为应该叫“舅舅”。
“我妈那时还挺生气的，她说：‘那怎么行呢？大的不就我们家的人吗？你不就相当于他的爸爸吗？叫爸爸的兄弟不就是叔叔吗？’”周玥向母亲反复强调，如果两个孩子以不同称谓称呼同一个人，会造成家庭分裂。母亲最后被说服了，让孩子叫“舅舅”。
也因为称谓困扰，张欣的二孩计划搁置了。在张欣对丈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后，后者作出最大让步，接受未来的二孩叫张欣的父母为“爷爷奶奶”。而按照张欣父亲的意思，二孩不仅要叫他为爷爷，还要称他的兄弟姐妹为“爷爷奶奶”。这在张欣的丈夫看来无法理解，他反问张欣：“如果说能把我孩子的大伯二伯都叫爷爷，为什么不干脆把你叫爸爸，把我叫妈妈好了，或者说把两个人都叫爸爸？”因为称谓问题始终未解决，两人的二孩计划从2020年10月一直搁置至今。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陈赟告诉南方周末：“亲属称谓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家庭成员互动关系的一种体现。”称谓发生变化，个体所承担的义务、权利与责任以及今后的财产继承上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称谓也是财产的体现。”陈赟说。
提早的财产分配意识
两头婚模式下，养老问题在当下看似有所减轻，却仍有隐患。
钱洁觉得，自己和丈夫的所有生活都被公公婆婆、爸爸妈妈照顾得很好。从女儿出生起，两家老人就不停歇地给她买奶粉、买名牌运动鞋、做美食。由于目前住在母亲家里，她和丈夫的所有日常开销都由老人承担。在丈夫的外婆生病时，婆婆会主动给他们准备好红包，让他们以个人名义递上。
而在孙晓芸看来，“或许是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我爸妈和我公公婆婆还是把我当做孩子的。”孙晓芸记得，有一次她给母亲一笔钱，觉得她辛苦，结果反倒被骂了一顿：“为什么给我钱？我们俩有退休工资，以后不都是你们的么？”
在目前的两头婚婚姻模式中，传统的赡养父母义务被倒置，越来越多的父母通过提供代际支持，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杨丽珍和一些学者认为，两头婚体现的是双系制养老模式，无论是在生活照料上还是在经济支持上，“父母—子女”间的代际支持都呈现出“恩往下流”的现象。但是，由于两头婚夫妻结婚时间还普遍不长，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当下给出答案。结婚十年、十几年之后，他们的父母一辈也在逐渐老去，那时候子女的养老负担会更重。
而在刘燕舞看来，老年人的养老、年轻人的负担，不是夫妻个体的微观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宏观问题。特别是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以中国人的数量，汇聚起来就是非常大的规模。公共政策在这一点上如何应对，应需要提前考虑并布局。
从受访情况来看，最早的两头婚家庭到现在不过二十年左右时间，很多问题并未表露出来。而对于不同姓氏的孩子日后可能出现的财产分配问题，更多两头婚家庭选择教育与熏陶。
目前，孙晓芸的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6岁。在这种情况下，孙晓芸不会考虑未来兄妹俩的财产纠纷，而尽量以更平等的教育方式去对待两个孩子。女儿三岁左右时，兄妹经常因为玩具发生争斗，而在多次劝说哥哥让着点妹妹后，她也开始教导哥哥：“如果妹妹实在过分，你可以还手。”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味地谦让。对于未来的财产，她则表示：“我和我丈夫总归是平等对待。如果他们今后一方弱一点、一方强一点，那么我就会让强一点的稍微谦让一下，但总体是平等的。”在孙晓芸和丈夫的教导下，她很欣慰看到目前儿子会主动带妹妹玩，而妹妹也会主动要求哥哥帮忙保管自己的压岁钱。
而李江军家中的两个孩子都为男性。他和妻子都是大学教师，从两个孩子年幼时，就告诉他们：不能依赖父母，以后自力更生。“不管以后他们是考上大学还是出国，有一半我们可以资助，另外一半需要的费用他们自己负责。比如一个人又要出国又要买房，我只能负责一样的资助，不可能既帮他出国又帮他买房子。”李江军告诉南方周末。
（张欣、周玥、李江军、顾易峰、孙晓芸、钱洁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钱昕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