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当代法律对诱拐儿童的处罚可以说是严厉的，但比古代轻得多。
清朝的时候，不法之徒拐卖儿童的行为十分猖獗。而且，他们拐卖儿童不仅是为了谋取暴利，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目的。在清代的著作《客窗闲话》中，曾经记录着这样一件案件：乾隆年间，浙江乌程县富子文和自己的妻儿等人，一起在暗中做着拐卖儿童的勾当。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经常去偏远的地方作案，将拐来的儿童带到太湖旁杀掉。小孩死掉后，富子文等人残忍地吃掉他们身上的肉，然后，将他们的骨头炼成丹药。
因为，在他们看来，吃小孩的肉可以强身健体，吃这种丹药可以让自己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由于富子文等人的小心，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他们干了很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朝廷得知此案后，马上派兵追查。富子文等人对付普通的衙役还行，可面对正规军就只能束手待毙了。
最终，在群情激奋下，浙江官员将这些恶徒绳之以法，准备在百姓面前当堂审问，以平息民愤。第一个被押到堂前的富子文的儿子富大，衙役刚刚将他带上来，底下的百姓就骂不成声，纷纷要求将富大碎尸万段。
人证物证俱在，尽管是杀人不眨眼的富大，此刻也无力辩驳，只好低头认罪。但是，就是在他准备签字画押的时候，围观者冲开了四周的衙役，来到他的面前大打出手。县官大惊失色，只好命衙役将疯了一样的百姓用水火棍叉开。
可是，百姓多，衙役少，根本阻挡不了如狼似虎的百姓。县官见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于是，站起来大拍惊堂木。直到快把惊堂木拍烂了，骂声不绝的民众才有所收敛。这时再看富大，早已是血肉模糊，被活活地打死了。
还未正式行刑，犯人就被打死，这下县官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师爷又跑过来禀告说，罪魁祸首富子文听到儿子被打死的消息后，竟然直接被吓死了。县官见两个犯人都死了，顿时大怒，他斥责下面的百姓：“你们这样做等于是让这些畜生们善终了，知道吗！”
县官的话点醒了下面的百姓，的确，打死这些恶徒确实是便宜了这些畜生。如果，走正常法律程序的话，这些恶徒将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惩罚。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向来提倡儒家思想，而“仁”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况且，统治者一直认为，民众是王朝统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拐卖儿童不仅违反了“仁”，还等于破坏民众的家庭，民众的家庭被毁坏，王朝的根基就会动摇。
也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这种行为都不会有丝毫的心慈手软。
从汉朝开始，对拐卖幼童的犯人使用的就是最残酷的刑罚。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汉朝政府将犯人杀死后再将尸体分裂。唐朝虽然有所减轻，但是，也是判处绞刑的。元朝的时候，是杀无赦，明、清两代均是将犯人凌迟处死。
《明律》卷一九《刑律二·人命·采生折割人》中就有规定：“凡采生折割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为从者斩。”对于人贩子的处罚，清朝几乎延续了明朝的刑罚，人贩子一旦被抓，就会受万人唾骂，然后，被千刀万剐。
而且，为了严厉打击这种行为，朝廷在处理此罪时是不论年龄也不论性别的。
话说，还是在清乾隆年间，浙江就发现一个拐卖儿童团伙，他们每年五月初五驾着小船到外地拐骗儿童。对拐卖来的儿童，他们则选一个带到太湖“杀之，以祭邪神”。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求得自己心理的安慰。
那么，剩下拐来的儿童怎么办呢？
剩下的比杀了他们还残忍，这些人将将拐来的两三岁儿童，“先用药烂其皮，使尽脱”，然后，在儿童血肉模糊的身体上粘上狗毛，再“内眼以药，使创平复，则体行犬毛，而尾出，伊然犬也。”通过残无人道的手段，将儿童变成“人狗”，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
据记载，在嘉庆十六年的时候，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贩子被抓后，仍被朝廷判处了凌迟。所以，前文中的富大被当众打死，已经是人贩子中最好的结果了。不过，富子文等人伏诛后，朝廷却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事实。
据富子文等人交代，江浙一带的船只中，与拐卖儿童有关的竟然有一百七十余号！最终，凭借获取的线索，朝廷马上派兵前去捉拿。但是，由于人贩子过于狡猾，朝廷仅抓到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人贩子在逍遥法外。
近代社会，关于人贩子该如何量刑，一直莫衷一是。有的人甚至说：“如果对人贩子严加处罚，就会反过来升高小孩的价格，从而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实际上，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虽然收益大小会影响犯罪率，但是，犯罪风险的大小对犯罪率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倘若风险过大，就是收益再高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拐卖儿童对社会的危害极大，罪犯为了一己私利，破坏了无数的家庭。这些罪犯甚至将拐来的儿童打残废，然后，让他们乞讨赚钱，就是所谓的“采生折割”，儿童经这般摧残，“十不得一活。”如此种种，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古代社会中，减少犯罪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此种罪犯施加酷刑。这个方法虽然有些简单，但是，其中体现的则是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参考资料：
【《客窗闲话》、《明律》卷一九《刑律二·人命·采生折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