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公元265年冬天，司马炎在洛阳登祭坛，拜天地，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正式登基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史称“晋武帝”。
三年后，即268年，36岁的陈寿离开故乡，蜀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奔赴晋国都城洛阳，入朝为官。他的这次荣升，缘于司空张华的举荐。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政治家、文学家，乃汉留侯张良16世孙，博学多才，记忆超群，辞采竞丽，贤明睿智，以举荐贤才著称，被誉为晋之“子产”，著有《张华集》10卷，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全书《博物志》。
当时，张华位居司空，封爵关内侯，位次三公，深孚众望。蜀汉灭亡后，他寻觅蜀地英才，被陈寿的斑斓才华所吸引，可是因为“婢女事件”，陈寿饱受乡党批评，物议沸腾，屡遭贬黜，在巴山蜀水间载沉载浮，困顿蹉跎。“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张华说，陈寿大才，小有瑕疵，哪至于废弃不用啊？他毫不犹豫予以举荐，先举孝廉，再授著作郎，出任阳平（今山东莘县）县令。
陈寿在阳平县令任上的政绩如何，因史料匮乏，不明所以；而他做的一件“文事”，就是通宵达旦整理《诸葛亮集》，这部文集，囊括了蜀相诸葛亮的24篇文章。文集告竣，他百感奔涌，回望诸葛先生之神迹，自是仰望膜拜；环顾自己当下之处境，兀自欲言又止。他上表说：“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陈寿借诸葛亮著作信笔一转，称颂“大晋光明至德”光焰万丈，“泽被无疆”，显然有拍马屁之嫌。武帝司马炎读罢，龙颜大悦，任命他出任著作郎，并兼任本郡（巴西郡）中正官。客观地说，因修书而升官，总是一件好事情，值得肯定。
太康元年（280），西晋吞灭东吴，彻底结束了南北分裂之乱局，继秦朝、汉朝之后，又一次实现了全国大一统。这一年，陈寿已经48岁，年近半百的他，开始撰写《三国志》。然而宦海波浪阔，处处起漩涡，天下仕宦之士，总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陈寿在洛阳官场蹉跎数载，虽未蹈险覆舟，却也数次动荡。那一年，张华推举他担任中书郎，负责编修国史。可是，位高权重的尚书令荀勖一向嫉恨张华，连带讨厌陈寿，悄悄授意吏部，改任陈寿为长广太守。长广乃古地名，治所在今山东莱阳东部，这里是胶东腹地，山陵起伏，沟壑纵横。陈寿眼见荀勖先生目光如刀，嗖嗖生风，明白这一变动必有蹊跷，遂以老母体弱多病需要照顾为由，委婉拒绝。
荀勖先生是西晋文学家、藏书家、音律学家，博学多才，名满天下，深得武帝司马炎倚重，掌乐事，修律吕，参决朝政。这样一位当朝大僚，其行为却很不堪。为让奸邪贾充之女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衷，他忽悠武帝说：“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晋书·荀勖传》）为国家倾覆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武帝素知太子弱智，“恐后乱国”，令荀勖与同僚和峤前往考察，和峤说太子暗弱依旧没啥变化，荀勖却赞扬太子德才兼备，“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勖”。实话实说的和峤广受世人敬重，胡说八道的荀勖被骂得狗血淋头。武帝欲废黜太子妃贾南风，荀勖又出面谏阻，贾南风得以固位，成为西晋王朝的掘墓人，时人怒骂荀勖是“倾国害时”的谄媚之徒。这样一个“害虫”，暗地里踢了陈寿一脚，将他从朝堂踢到遥远的胶东一角，他除了自叹倒霉，还能咋滴？
一天，陈寿偶然读到一部《巴蜀耆旧传》书稿，字迹虽然凌乱，意蕴却很厚重，其作者郑伯邑、赵彦信、陈申伯、祝元灵、王文表等，皆为巴蜀耆旧，对故国故土难以忘怀，记下点滴回忆，以纾解胸中块垒。由于文化水平及识见所限，书稿质量不高，陈寿于是操刀修改，撰成《益部耆旧传》十卷，流传至今。
咸宁四年（278），镇南将军杜预离京镇守荆州，临行之前上表举荐陈寿，建议他出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皇帝未置可否，最后诏命下达，任命陈寿为御史治书，负责管理皇家图籍文书。此后，老母不幸病逝，他依照惯例，辞官守丧。老母临终前，要求葬在洛陽，陈寿谨遵母命，在京城洛阳为老母筑坟尽孝。可是，这个孝义之举，却惹来天大麻烦，有人批判他不将老母送回老家安葬，乃不忠不孝之徒。随后非议四起，哓哓不休，他万般无奈，只好闭目塞听，辞谢一切俗务，尽情投入到《三国志》的修撰中。
从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48岁的陈寿开始发奋著史，到太熙元年（290），晋惠帝司马衷登基，十余年间，他潜心遨游史海，挥撒浩瀚才华，构筑自己的史学大厦。历史风云如涛似浪，历史人物前赴后继，历史事件此起彼伏——他以一支铁笔，拨弄青史之弦，弹奏千古回音，描画各色人物，铸成了一部千波万折、千锤百炼、千古不磨的《三国志》。这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据《晋书》记载，西晋文学家夏侯湛那时也在撰写《魏书》，偶尔看了陈寿《三国志》书稿，不禁仰天长叹，随手把自己的书稿投入炉火之中。夏侯湛乃曹魏悍将夏侯渊之曾孙，自幼才华超群，文章宏富，容貌秀美，与著名美男子潘岳友善，两人时常一起乘车出行，引得妇人围观，称为“双璧”。这样一位才色兼绝的学者，不惜焚稿毁书，足见其对陈寿之书的仰慕膜拜之心也。
据说，《三国志》完成不久，就在京城引起轰动，晋惠帝司马衷看罢，当即下诏，令全国百姓抄写，使得书中故事很快在民间流行起来。这一传说虽然美好，却并不靠谱。晋惠帝生来痴傻，曾演绎“何不食肉糜故事”，令天下人笑出了眼泪，说他对《三国志》痴迷如斯，颇值得怀疑呢。
概括《三国志》之神髓，约略有三：其一，叙事婉转，文笔简净。观其行文，如静水流深，不急不俗，跌宕有致，既有班孟坚凝练之风，又具太史公慷慨之绪，端的是好文章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质辨洽”，堪与司马迁、班固并肩矗立于青史之林。
其二，隐而不失实，扬而不避污。陈寿所处的时代，波谲云诡，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交织，错综复杂，难以把握。譬如，蜀汉与曹魏，东吴与曹魏，吞灭与反抗，联合与斗争，陈寿娓娓道来，措词微而不诬，评骘激而不怒，字里行间，不时透出一些微凹史实。他对蜀汉怀有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之过失，如实记录刘备以私怨杀张裕、诸葛亮错用马谡导致惨败等事。他尊魏为正统，却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事实上摆出了三国鼎立之时代格局，显露出了一代良史的客观叙事姿态。
其三，品题人物，褒贬入骨。陈寿在叙述史实之余，犀利点评世事，入骨品题人物，滋味浓厚。他点评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点评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他点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然而，因为“性多嫌忌，果于杀戮”，“遂致覆国”，实可哀也。在陈寿笔下，周瑜、诸葛亮、鲁肃，庞统、程昱、郭嘉，关羽、张飞、程普、黄盖等等，一个个虎啸生风，跃出书本，粉墨登场，演绎着一出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三国故事。
然而，《三国志》历来被人诟病的，就是一旦涉及大佬与权贵，便时见曲笔，刻意回护。譬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血流成河，他以一句“所过多所残戮”，一带而过；曹操兵败赤壁，他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如此一场惨败，他只说“不利”，尔后“引军还”，似乎是凯旋而归。其曲笔如此，“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赵翼语），实在不招人喜欢。
《三国志》最严重的曲笔，就是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之事，据习凿齿《汉晋春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甘露五年（260），曹髦因饱受大将军司马昭逼凌，不胜忿恨，拔剑登辇，率领一干随从呼啸出宫，欲与司马昭拼命，被司马氏鹰犬贾充指使成济弑杀，年仅20岁。曹髦喊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今振聋发聩。如此恶行，《魏书·少帝纪》的记载却极简略：“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至于因何而死，竟不着一字，却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之令，斥责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还罗列了司马昭推卸罪责的表章：“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云云。读至此，清代史学家赵翼不禁掷笔慨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赵翼批评说，你陈寿在晋朝做官，对晋朝有所避讳，可以理解，曹魏乃隔代之事，你还如此曲笔，真是不可理喻啊！
检视对《三国志》的批评，似乎也有无稽之谈。《晋书·陈寿传》颂扬陈寿“有良史之才”，却又批判他向丁仪、丁廙兄弟的后裔公然索米，“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还说他因为老爹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便在书中贬损诸葛亮，说“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这两条记载，犹如街谈巷议， 却拿来写入正史，实在不甚得体。赵翼有点看不过眼，在《廿二史札》中对此进行了批驳：“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
窃以为，说陈寿因为老爹之事对诸葛丞相耿耿于怀，故意贬损，实在有点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味道。其一，他早年搜集整理《诸葛亮集》，其仰慕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因为“马谡事件”牵涉其老爹陈式，他对诸葛亮有所批评，但不得不说，那也基本符合史实。其二，他在《蜀书·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丞相作出了中肯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三国志辩疑序》指出，他之所以推重陈寿，是因为他叙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司马迁）班（固）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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