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庚子鼠年，疫情突袭，让人措手不及，影响之大，让人无法估计。众志成城、同心协力是战胜疫情的不二法宝。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不只要关注自然人，也要关注企业法人。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产业重要构成力量和吸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在疫情之下，备受冲击。餐饮行业首当其冲，无法复工、严格隔离等措施让所有行业中小企业的资金流转和正常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和风险，亟需积极展开自救、互助和扶持。工信部已然展开针对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的问卷调查，各地政府已陆续出台扶持中小企业政策，那么，在疫情之下，这些企业所受影响怎样,生命力几何,如何挺过难关再谋发展？《中国信息化周报》聚焦信息技术产业中小企业，展开“疫情下的信息技术中小企业”专题报道，来倾听他们的需求反馈，转述他们的故事，为他们代言发声。
疫情之下，我们需要正能量提振信心，但不能只唱赞歌。描绘信息技术中小企业的现状现貌，阐明信息技术中小企业迫切需求，讲述信息技术中小企业自救与互助故事，展露实况，共克时坚，来，让我们记录当下，憧憬未来。本期采访，《中国信息化周报》记者独家采访身在武汉的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江民）CEO聂永春，听他娓娓道来疫情之下他在疫区的所思所为。在他看来，危机面前，企业怎样做到自我变革是最重要的。
同事干完这事，我哭了
其实说起江民杀毒软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聂永春向《中国信息化周报》记者介绍，江民是一家非常老的软件企业，经历过很多风雨，从成立至今，20多年起起落落。在2017年，公司进行了二次创业，聚焦信息终端安全，完成了从C端到B端的转换。目前公司100多人，其中研发人员占70%，营收规模5000万元左右。
“我是武汉人，回武汉过年，赶上了疫情，所以至今滞留武汉。还好的是，家人和同事目前还都比较安全。”作为一个身在武汉的北京软件企业的领导者，聂永春向记者介绍面对疫情他是怎么想、怎么干的。
本次疫情对江民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公司在2017年初二次创业时，在武汉成立了研发中心，目前整个研发中心的一半人员，约35人是武汉人。疫情之下，无法复工将重创企业的经营和现金流。聂永春介绍，公司一季度原计划营收1000万元，是全年的五分之一，但他估计实际将基本为零，整个上半年都不会有业绩，但公司每月成本支出将近200万元，只出不进，目前公司账上资金也就能支撑2-3个月。面对这种形势，聂永春要求财务、自己及相关人员要多想包括增加贷款、借款、追应收账款等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
实际上，身在武汉的聂永春针对疫情，早早就部署启动了公司远程办公机制。大年初八，江民就开了在线动员会，恢复生产。但在这之前，根据安排，一位同事做了一件平时看来简单至极的事儿，却让聂永春掉下了眼泪。
“你知道，目前武汉的感染率是千分之四，也就是一千人中有四人感染，是非常高的比例，换句话说，在武汉生活的人，不论是在哪个社区，你所在的社区、楼宇基本都已有感染者，情况非常危险。武汉封城，在没有地铁、公交车，私家车也不准出行的情况下，我的这位同事带着口罩，做了基本防护，骑自行车骑了一个多小时到公司，与公司物业大厦沟通，在限定的两个小时之内，把35台电脑打开，打开VPN线路，完成了35台电脑、服务器的远程配置，让大家尤其是研发人员以远程办公做开发成为可能。”
去趟公司、打开电脑、安装软件，这样一件在平时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在疫情之下却显得弥足珍贵。或许，在特殊时期人的心理会变得脆弱敏感，聂永春为同事的壮举流下了眼泪，“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敢出去完成这件事，让我感动。”
直面疫
情 逆境中变革找光
在聂永春看来，此次武汉疫情的确是巨大的危机，但是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危机使得市场格局将被重新界定。对于江民，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危机带来的冲击，理解如何去认知危机并做出彻底改变，危机可能对我们愿意改变的企业来说并不都是坏事。比较好的一点是，我在危机来之前，正好做了改变的布局，用项目管理的方式对研发进行了模式改变，等于提前做了变革应对疫情。”
这种变革就是从强调管理向强调领导的转变，打碎管理流程化，让公司出现领导化。疫情的出现加速推进了这种变革。疫情之下复工，企业可以选择远程办公方式，但对于软件企业而言，这种分散的远程办公方式会带来源代码流失的风险，以及带宽无法支持工作的问题。2月3日，江民公司远程办公网络环境搭建完成并正式启动远程办公机制。江民的选择是信任员工，开放部分源代码下到本地开发，但个人笔记本无法实现测试，故将测试迁移到北京。
所谓从管理向领导的转变，聂永春介绍，就是要训练管理者具有领导力，真正发挥领导职能，让组织能够应对变化，让组织管理者能够引领和激励组织成员一起，面对不确定性，克服障碍，取得更大成长性。只有真正变革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才具有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把执行力发挥到最大。
以江民疫情下的远程办公为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强调流程的管理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依靠人力部门肯定是无法实现对100多人远程的约束管理的，那么就要变革，将权力下沉至部门领导，甚至是更多小组形式的小领导，将职能职责下放给他们，让他们起到相当于老板的职责。聂永春将公司100来人分成7-8个小组，小组长来全权负责带着大家工作。这种形式效果很不错，以销售部门为例，已经做了22场整体培训，并且录成了视频，可以给客户、代理商看。研发部门小组长的领导力参差不齐，过去研发部门是以代码开发能力选的部门领导，但领导能力不一定强，于是聂永春就给这些小组长做培训：一是领导力培训，二是执行力培训。领导力培训是要让小组长学会自我管理，责任下移，学会布置领导；执行力培训则是要小组长明白，任务不等于结果，布置完任务不等于完成工作，要强调事前、事中、事后管理，事前明确约定任务责权，事中任务下发查看进度，事后检查结果关掉任务。过去集中办公时可能只需要每周做这样一个循环，而现在远程情况下要每天循环执行。
整个过程等于将组织结构彻底转化，将工作颗粒度变细，整体更加灵活有效。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困难时期，坚持有效工作，并发现培养一批可用之人。通过这种方式，聂永春评估，公司可以完成70%以上的工作，而且还有很多新收获，比如定义了2-3个新产品，预计2月份投入市场；并且他们还在多方面筹集资源，争取更多社会力量完成测试。
聂永春强调，销售部门在这种新形势下的任务是，要把原有生态、产品OEM输出再扩大，要用好合作伙伴，甚至是竞争企业的力量。如果对方企业已经恢复到生产状态，可以互相借力融合，加大外围合作力度，从竞争模式向共生模式转变，以产品创新，用更多形式，实现共同拓展。就像盒马生鲜与云海肴共享员工的新鲜做法一样，要灵活应变，把一切能用的力量都用起来，想方设法，将竞争对手、生态伙伴变成合伙人，共生共赢。
在聂永春看来，这次疫情对每个人、每个企业、整个国家都是一次考验，不仅仅是考验响应速度，还要考验整体协作能力、内在免疫力，以及摆脱危机同时能否平衡发展的能力。而经此疫情危机，也一定是一个加速淘汰和加速升级的过程，那些能升级自己、提升免疫力的企业，将会化危为机，成为强者。如不能则一定会倒闭。
国企央企及时清账或是办法
疫情之下，企业发展前路艰难。对于最希望得到政府哪些扶持政策，聂永春给出的回答是：第一是办公房租减免或者延后支付；第二是增加贷款支撑力度；第三对投入研发性企业进行资金补贴；第四是通过税务、社保等后移措施帮助企业提升现金流。
对于中小企业资金之难，聂永春表示他们自己会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去尝试努力，不能过多地指着国家补贴扶持，毕竟经此一“疫”，国家也很难。但就整体而言，他提到，或许有一种途径是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那就是国家责成督导国企、央企尽快清账，打通支付环节，加快付款流程，有合同有交付的先付款。如此一来，可能不用国家财政之款，也能很大程度解决中小企业资金之困，更多中小企业之间的债务往来问题也可以获得很大程度的解决。以江民为例，目前还有1000万的应收账款未收到，如果这笔款项能及时收到，那么将有力解决公司资金问题。
对于各地陆续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聂永春表示，企业都对政府信任，但在执行时，还是希望政府不只是做开口政策，更要落实到位。如果执行过程中，更多些服务意识，不是仅发发通知，让企业找政府，而是能够将工作下沉一些，让政府找企业，比如通过区政府中小企业办公室建企业CEO群，在群中通知沟通政策落实事宜就能更好、更有实效地落实这些政策。
尽管前路很难，但聂永春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裁员，根据情况发展，如果到最后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会跟员工协商，采用半薪或者延迟发放工资的策略过关，会先照顾确实家庭困难的同事。”
他表示，江民人要真正动起来，让自己成为一家拥有数字化技术的公司，要完全能适应网络化办公，达到长期可互联网办公的条件。武汉疫情会导致很多行业遭遇冲击，但是也同时给网络安全行业带来全新的机遇，一但疫情过去，国家还会加大网络建设，这时机遇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企业。钉钉、川云等在线开放工作平台，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展开工作。当武汉封城，全国各地都在建议自我隔离，取消线下各种活动的时候，拥有线上平台的江民反而是大展手脚找到自己机会的时候。
在今天的技术环境下，企业发展模式要从竞争模式转向共生模式，要从规模增长转为价值增长，用创新驱动增长而不是投资驱动。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江民需要有双业务模式，来与不确定共处。对于今天的江民而言，核心是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如何创新价值空间，协同行业内外的合作伙伴，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
愿我们每个人在困境中找到光亮，战胜疫情，成为真正的强者，愿我们每家企业面对疫情，在逆境中找到光亮，变革自我，成为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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