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本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1期，53-69+38。
摘要
本文尝试梳理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尤其是“重写理论”发展的谱系，识别其理论文本中的空白与沉默、裂隙与冲突之症候，提出批评，谋求改进。本文认为，勒菲弗尔的理论经历了从元文学、折射、重写到格栅四个发展阶段，其理论要旨包括五个问题式：文学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重写者扮演的社会角色；翻译塑造经典、文化资本和他者形象的功能；影响翻译的制约因素。勒氏的理论与其所基于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逻辑有着内在冲突，表现在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诗学而忽略经济因素，过于强调语言符号的重写而忽略非语言符号的重写，过于强调系统的约束力而忽略系统中的译者。今后，可以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
Abstract: After a critical review of André Lefevere’s theoretical tex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symptoms of silence and tension in his texts,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his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neral, and his rewriting theory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shows that four key words of metaliterature, refraction, rewriting and grid can be used to map the trajectory his theory went through in history. Central to his theory are five problematics: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ry system and its environment; control factor within literary system; social roles played by rewriters; translation’s function in shaping canon, cultural capital and other’s images; constraints in influencing translation. Inside his theory lie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his hypothesis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upon which the hypothesis is based, because his hypothesis puts much more emphasis on the binary control factor of ideology and poetics, than on the economic aspect; on the rewritings of language code, than on that of non-linguistic code; on how constraints influence agents, than the vise versa. Considering the three aspects, his theory can be improved to a much-balanced degree.
Keywords: André Lefevere; Rewriting Theory; metaliterature; refraction; grid
一、引言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是翻译研究领域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翻译、重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1992）堪称典范之作，其要义被浓缩为“重写理论”，或影响翻译的三要素论（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这一文本后世的生命演绎了它所要揭示的那个过程：通过学术论文、教科书、历史编纂、文集和词典的不断重写，建构文本的经典性。（Bassnett 1980; Gentzler 1993;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Hermans 1999; 王宏志1999; 陈德鸿 张南峰 2000; 郭建中2000; Hatim 2001; 谭载喜 2004; 谢天振2008; Baker & Saldanha 2009; 王宁 2009; Munday 2012）
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它引发了相互矛盾的解读和批评。（Hermans 1985; 1994; 1999; 黄德先 杜小军2009; 卢志宏2015）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包含的要素是两个（意识形态、诗学）还是三个（意识形态、诗学、赞助）。（Hermans 1999; 张南峰 2000; 蒋骁华 2003; 査明建 2004; Munday 2012）重写论提高了译者作为重写者的地位还是使其沦为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工具。它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还是取消了翻译的本体从而瓦解了翻译研究。（赵彦春2005; 李龙泉 2009）这些无不表明分歧尚存。
产生分歧的原因有两点：
一、我们对勒菲弗尔的批评是碎片化的，而非整体性的；是静态的，而非历史的。多数研究只关注他的一两本专著或两三篇论文，（陈梅 文军 张玉2011）忽视了他立论的语境和针对的问题，忽略他翻译理论后期的发展；
二、勒菲弗尔的理论文本中存在着空白与沉默、裂隙和冲突，结果导致阐释的分歧。这使得重返勒菲弗尔成为一项仍需完成并有价值的工作。
本文以历史的、整体论的视角，首先梳理他翻译理论发展的谱系，重点聚焦于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然后识别其理论文本中潜藏的空白与沉默、裂隙和冲突之症候，提出批评，谋求改进，以期为进一步推动翻译的理论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二、理论的谱系
勒菲弗尔的《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1992）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遮蔽了它之前所经历的漫长的演化史，以及它之后可能的发展趋向。因此，梳理这一理论的谱系不啻为理解它的一个有效方法。整体来看，他的翻译理论经历了四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可以分别用元文学（metaliterature）、折射（refraction）、重写（rewriting）和格栅（grid）这四个关键词来代表。
（一）
传统中求突破：系统论与元文学
整个70年代，勒菲弗尔尝试在传统中寻求突破。
在《翻译诗歌：七种策略和一个蓝图》（1975）这本书中，他考察了卡图卢斯（Catullus）的第64首诗歌从1870至1970年间的英译本所使用的7种基本策略——音位翻译（phonemic transl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韵律翻译（metrical translation）、散文翻译（poetry into prose）、押韵翻译（rhyme）、无韵诗翻译（blank verse）和阐释法（interpretation）。但作者的视角仍局限于等值和忠实，试图通过“目标文本以最近似的可能的等值替换原文的交际价值和构成原文的时间/地点/传统三要素”，（Lefevere 1975a:390）实现“完整的翻译”。显然，这本书“仍然受到‘较陈旧’的翻译研究的影响。”（Lefevere 1982b: 21）不过，他已经注意到译者相比于批评家具有“建构或保留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作用”。（Lefevere 1975a: 107）稍早时候，他还提到元文本（metatext）的概念，即“一种以阐释形式存在的对原文进行的学术评论或批评。”（Lefevere 1970: 78）此概念是他后来提出的“折射”和“重写”的前身。只不过在这里，它所指范围很狭窄，且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因为他认为元文本只是原文的辅助手段，不具有文学价值。
1977年，勒菲弗尔推出了两本“薄书”：《文学知识：关于文学知识的本质、相关性和传播的论辩和纲领性论述》和《翻译文学：从路德到罗森兹威格的德国传统》。后者在德国翻译史研究和传播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他以“前驱者（precursor）—开拓者（pioneer）—大师（master）—信徒（disciple）”这种独特模式建构了德国文学翻译从路德（Luther）到罗森兹威格（Rosenzweig）的传统，并提出了对传统的独特认识。“传统并非自然而然地‘出现’。它是由一些享有同样或起码类似目标的人有意识地经过很多年，几十年甚至很多世纪塑造和建立起来的。”（Lefevere 1977b: 1）这给他日后关注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群体做了铺垫。
《文学知识》这本书受其叙述风格所累，的确少有人问津。不过，他日后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重写、系统、专业人士团体、文学系统运作的机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的源头，因此不能将它“很快忘记”。概而言之，此书吸收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后期的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观）、图尔明（Stephen Toulmin）的知识进化论、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哲学、俄国形式主义与普遍系统论，从元理论的高度考察当时文学研究领域流行的各种理论的科学基础，在重点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形式主义语言学和阐释学的基础上，揭示文学知识的本质、增长和传播。
他接受了波普尔的“所有的知识本质上都是猜测性的”观点，采纳了图尔明关于学科知识的增长是进化式的主张，更进一步指出学科理论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是“学科中有资格的实践者的共同意见。”（Lefevere1977a: 18）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视学科为一种语言游戏。不同的语言游戏构成一个多元系统，具有特殊性，且相互依存。语言游戏中有劳动分工——某种专业化。（5）文学也是一个多元系统，有核心和边缘之分。他延用了元文学（meta-literature）的概念，意指“对文学做出陈述的学科”，包括翻译和评论。（53）评论指对文学作品的建构（establishing）和编辑。不同的是，他放弃了早年对这个概念所持的负面看法。这受到波波维奇（Popovic）（1975）的元文本（metatext）以及霍尔姆斯（Holmes）（1970）的元诗歌（metapoem）的影响，勒菲弗尔对其有所借鉴。（Lefevere 2000: 1416）
70年代中期以后，勒菲弗尔通过会议与埃文-佐哈尔建立了密切联系，并逐渐接受了后者多元系统论的核心主张。197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Leuven University）召开了一次影响翻译研究范式转移的小型研讨会。与会代表霍尔姆斯、勒菲弗尔、埃文-佐哈尔、图里和巴斯奈特（Bassnett）等人的论文两年后以《文学和翻译：文学研究新视野》为名出版。论文集的附录I“翻译研究的学科目标”是勒菲弗尔代表本次会议提交的一个类似学术共同体的简要宣言。他开篇提议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这个学科的名称，（Lefevere 1978b: 234）同时指出，翻译理论应同时“竭力描述在特定语境下翻译过程的功能以及实际的翻译在接受文化中具有的功能。”（235）这和埃文-佐哈尔提交的论文“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所持的理念是契合的。
在“走向文学科学（俄国形式主义的遗产）”（1978）一文中，他明确接受了埃文-佐哈尔的观点。他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关注于文学的演化以及控制那一演化的规律”，（Lefevere 1978a: 71）这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深刻洞见。他认为，“文学不应该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概念，而是一个多元系统，围绕一个中心和主导的核心组织起来，包括各种其他元素，比如翻译文学、性文学、无足轻重的文学。一个时期曾经占据主导的也许后来变成边缘的，反之亦然。”（80）文学多元系统作为分层的系统，包括翻译文学，这显然来自埃文-佐哈尔。
综上可见，70年代前期勒菲弗尔仍未摆脱传统译论的影响，但之后他从元理论高度分析知识本质、生产和传播，接受多元系统论，使用元文学概念，这都为他日后的理论建设准备好了思想构件。
（二）
控制机制与折射
1980年至1984年是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他对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有所批评，通过引入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赞助（patronage）的概念，构建了折射理论，用来解释文学系统的运行。这是他最大的理论创新。
折射概念最早出现在“翻译文学：走向一种综合理论”（1981）一文中。他从系统论的角度批判了那种将文学视为文本库（corpus）的传统观念，并对折射的定义、类型、功能和重要性进行了简要介绍。折射文本指的是“为了某些受众（比如儿童）而加工，或根据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而改编的文本。”（Lefevere 1981: 72）它包括“漫画、学校文集中的摘录、大学用的文集、电影、电视剧、剧情总结和批评论文”等不同形式。（73）甚至原创文本也可视为一种折射，受到包括“经济、作家使用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诗学”（75）的制约。可见，勒菲弗尔所说的折射范围很广。整个文化的运行机制就是折射。
紧接着，他在“大胆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中的文本、系统和折射”（1982）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折射“在文学演化中扮演的十分重要的角色”（Lefevere 1982a: 3），最重要的是详细描述了文学系统中控制机制的运行方式。
作者将文学视为一个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人造的、随机的系统”。（5）文学系统有一个由个人、群体和机构组成的调节或控制装置。它们对文学系统施加赞助行为。赞助至少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个成分。意识形态成分指的是文学应该不被允许偏离社会中的其他系统太远；经济成分指的是赞助人确保作家的生存；地位成分指的是作家获得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赞助人很少直接影响文学系统；批评家会为之代劳。赞助可分为集约型和分散型。集约型指的是赞助由同一个人、团体和机构实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分散型指的是不同的赞助人代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5）文学系统内部包括一套行为准则，即诗学。它包括清单成分，即文类、某种象征、人物、原型情境，以及功能成分，即关于文学必须或也许被允许以怎样的方式在社会中运行。在集约型赞助系统中，批评体制（critical establishment）能够加强诗学。在分散型赞助系统中，不同的诗学竞争并努力占据整个系统，维护根据自己的诗学创造的作品。（6）
文学系统的这一控制机制在日后得到不断地补充和完善，成为勒菲弗尔“重写理论”的一个支柱。这一理论创新主要基于他对多元系统论的批评。他认为，虽然“多元系统论简洁，有连贯性，具有潜在的能产性”，（Lefevere 1983: 193）但伊文-佐哈尔对系统的两个功能“双极性和周期性”（polarity & periodicity）在系统中的机制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194）这就是他为什么引入“调节系统的控制机制”的概念，并用“赞助”（patronage）来表示的原因。赞助意指既和文学系统也和文学所内嵌的社会文化系统有关联的施为者（agents），它们担负着促进（或压制，当它们不予支持时）文学生产的责任。它们给作家提供生活来源以及一定的地位。当它的三个成分（意识形态，地位和谋生之道）源自同一个施为者身上，赞助就是集约型的；如果不是，就是分散型的，如同当今西方的情况一样，经济成功并不一定和身份保持一致，而利益驱动构成了图书生产背后的主要意识形态。
折射概念的提出表明勒菲弗尔找到了用以解释文学生产、分配和接受的一把钥匙，他引入赞助的概念，解释了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这是他在批评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所做的创新。不过，他重点论述的是赞助对文学系统的影响，而对文学系统内部的控制机制并未详加说明。
（三）
重写、操纵与文学系统的演化
1985年至1992年是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他在1985年的文章里用重写替换了折射，并一直延用到1992年《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的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他从简化系统论的角度，不断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补充、完善、强化他所提出的重写在文学系统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机制，尤其是控制机制与文学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他此阶段发表的论文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程度的重复。（Lefevere 1988b:7）
勒菲弗尔仍然坚持系统论，但此系统论毋宁说是简化系统论。他综合了纪廉（Claudio Guillén）、伏迪克（Felix VodiČk）、埃文-佐哈尔、罗纳德·田中（Ronald Tanaka）和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等不同学者的系统论思想，用“奥卡姆剃刀”剔除那些和文学没有多少关联的部分（Lefevere 1985: 224），摒弃了系统论日益抽象和教条的缺点，仅仅在最一般的层面使用系统这个概念，指“用来命名一套相互关联的元素，它们碰巧共享某种特征，凭此，它们和不属于这个系统的其他元素区分开。”（223-224）可见，他对系统论的使用是十分简化、松散、灵活和实用的。
勒菲弗尔的系统论基于以下假设：社会是一个包括文学、物理、法律等子系统的超级系统。系统之外是它的环境。系统是开放的，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系统有一个控制机制。
文学系统处于社会和文化系统之中，后者构成前者的环境。文学系统和社会系统互相开放，相互影响。文学系统有一个控制机制（control factor），它确保系统之间的协调。这个控制机制由两个要素共享，一个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由阐释者、批评家、书评家、文学教师和译者等这些专业人士所代表。（226）他们根据诗学从内部控制文学系统。另一个主要在文学系统外部运行，是赞助，指的是帮助或阻碍文学的写作、阅读和重写的力量（个人，机构）。赞助一般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赞助设定专业人士活动的参数范围。赞助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三个成分。（227）它可以由个人、团体、社会阶级、皇家法庭、出版商，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媒体来充当。赞助人很少尝试直接影响文学系统。它们一般通过被设置用来调节文学写作或分配的机构来运作，包括学术机制、审查局、批评刊物和教育机制。（228）
赞助可分为分散型和集约型，或者文学系统可以被本质上分散型或集约型的赞助所控制。当赞助的三个成分都由同一个赞助人分配时，赞助就是集约型的；相反，则是分散型的。（Ibid: 228）文学系统依照诗学这个符码（code）运作，它包括两个成分：
一、一个是由文学手法、文类、主题、象征、原型人物和情境组成的清单；
二、一个是文学是或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观念，（229）即诗学的功能成分。
功能成分由文学系统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力量产生。诗学并非永恒的。诗学的变化很少和文学系统环境的变化同步。诗学具有变化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双级性和周期性是系统运行的两个原则。重写文学在文学系统演化中扮演关键角色。（232）影响重写的制约因素有意识形态、诗学、“话语域”和作品所使用的自然语言。（233）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因为它受所有四个制约因素的影响。（234）重写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可以塑造一个文学的形象。（236）翻译无法单独依靠自身颠覆或转换一个文学，因此“它应该作为文本以及生产、支持、宣传、反对、审查文本的人所构成的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来研究。”（237）据此，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实际上只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来自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它们关注的是诗学；一个是来自系统的环境的赞助，它们关注的是意识形态。
之后，作者又在“‘超越阐释’或（重）写的事业”（1987a）这篇长文中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述，此外，他通过众多个案研究充实这一框架的某些方面，比如研究影响重写的制约因素意识形态、诗学、经济利益、话语域和自然语言（Lefevere 1986a: 219），分析各种不同形式的重写（主要是批评、评论、文集等，提及电影、漫画和电视剧但并未研究）对作家和作品经典性和文化形象的建构过程（Lefevere 1986b; 1988a），研究主导性文化影响被统治文化系统的方式，尤其重视重写者在两种文化接触过程中对文本的协调作用（Lefevere 1987b: 25），突出重写过程中涉及的权力关系。
之后，他在自己的论文集《比较文学论文集：系统途径》（1988b）中关注重写和重写者所具有的操纵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揭示殖民主义背后的权力关系，挑战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从极端到温和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Lefevere 1988b: 8）。通过关注“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互动”，揭开所有形式的媒体“操纵文化的机制”，（同上）从而和后殖民批评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
1992年，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中得到完整呈现。它也因此成为重写理论的最终版本。全书共11章。第一章“题前语”（Prewrite）介绍了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框架。第二和第三章从系统论角度研究文学系统控制机制的两个要素：赞助和诗学。第四章“范畴”介绍了影响重写的四个制约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话语域和语言。这在后面四章里分别得到描述。在最后三章里，作者对另外三种重写形式——历史编纂、文集和批评——分别做了分析。
勒菲弗尔的研究针对的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图书文化被多媒体文化所代替，使得以前处于边缘地位的重写形式（翻译、文集、文学史、参考书、报纸上的评论、专业期刊、批评文章、表演、电视）在影响非专业读者方面发挥很大作用。重写和重写者“创造了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一个时代、一个文类有时甚至整个文学的形象。”（Lefevere 1992c: 5）基于此，作者提出两个基本预设：
一、重写是文学演进的动力（2）
二、重写者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1）。
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一现象？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文本出发，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给学科带来了危机，根本无力解决问题。因此，他从简化系统论的角度，考察重写在促进文学系统演化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和机制，进而突出了重写（者）操纵文学和文化系统的权力。至此，重写理论的建构算是基本完成。上文对重写的机制有过描述，由于作者在基本理论方面并无根本变化，故不再赘述。
（四）
文化资本、文化霸权与格栅
从1992年至2000年是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他1996年5月因病突然离世，让学界痛失一位思想上的革新者。他的几篇论文在他去世后相继发表，但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将这个阶段的成果看作他翻译理论的又一个发展阶段。从现有的资料看，他后期已经不再从系统论视角讨论重写在文学系统演化中的机制，主要因为这部分的理论建构已经完成，起码对他而言是这样。这一时期他倾向于简化对翻译的制约因素的分类，用格栅（grid）这个社会心理学概念解释重写在文化资本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霸权以及文学和文化形象的塑造问题。
在1996年的论文“翻译和经典的形成”中，勒菲弗尔考察了1900年至1988年之间在美国出版的翻译戏剧集，分析戏剧经典形成背后那些隐身的重写者以及影响他们或隐或显的重写议程的制约因素（Lefevere1996: 140）。这篇论文的基本假设仍然来自重写理论。首先，他视翻译为原作的一种重写形式。其次，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为那些无法接触原作‘现实’的读者创造了原作的‘形象’。”（139）最后，他考察了制约翻译的三个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经济。（同上）作者强调了本研究的假设：和书写文学的人相比，重写文学的人实施很大的但却是隐藏的权力，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重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重写到底投射了一个文本、文学和文类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154）
1998年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共同主编的《建构文化：文学翻译文集》收入最能代表他后期翻译思想变化的两篇文章。他开始引入文化资本和格栅的概念。
在“同化贝尔托·布莱希特”一文中，勒菲弗尔考察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大胆妈妈》（Mütter Courage）英语中的三种不同类型的重写（翻译、批评和参考书）如何在英语中将布莱希特同化，使其经典化，以及形象建构背后的议程。（121）作者聚焦于那些被视为“文化资本”的文本身上，但他的基本假设没有变：第一，文化资本是通过重写获得的。第二，重写者经常带着自己的议程，在同化或经典化过程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Lefevere 1998c: 109）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区分了翻译所服务的四种功能：信息交流、文化资本的传播、娱乐、劝说。作者考察的是第二类翻译，也就是被视为属于某个文化或某个世界文化的文化资本的文本。（Lefevere 1998b: 41）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分子能够仍然声称拥有的那种资本，甚至如果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控制的资本[……]文化资本是使你在社会化过程结束后（即教育）在你的社群里被人接受的那个东西。”（42）文化资本并非永恒的，而是随着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翻译可以传播、分配和调节文化资本，但依赖至少三个因素：
读者或读者群的需求；
翻译的赞助人或发起人；
原文化和它的语言以及目标文化和它的语言的相对的威望。
（44）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他给意识形态下了一个新定义，指的是“一种概念格栅（conceptual grid），它包括在某个时间某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观点和态度，通过这些观点和态度，读者和译者接触文本。”（48）译者必须和不同的概念格栅和文类格栅妥协。（49）
在1999年的论文“书写他者”中，勒菲弗尔考察了三个不同的荷兰语文本如何为荷兰读者建构或“书写”了印度，从而将目光转向了翻译在西方殖民事业中建构东方形象的霸权问题。这次，他依然使用格栅概念，指出“翻译文本的人首要考虑的不是语言学层面的问题，而是两种格栅，一个是观念格栅，一个是文本格栅。两种格栅都是社会化过程的结果。”（Lefevere 1999: 75）他并没有给出这个新的概念精确的定义，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简略甚至有点松散。不过，根据他之前的研究，格栅和图式（schema）、脚本（script）、框架（framework）比较类似，是个社会心理学概念。
勒菲弗尔指出，在西方文化内部的翻译中，格栅不会造成多大问题，但当翻译涉及西方和非西方的话，问题就大了。这会产生一个结果，即“格栅之间的互动也许决定了为翻译和原文的读者建构怎样的事实。”（77）基于此，他认为：西方文化用两个格栅建构了并正在建构非西方文化。简言之，西方文化‘翻译’（并正在‘翻译’）非西方文化进入西方的范畴，使之能理解它们，因此和它们保持一致。这引出了跨文化理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A能否以文化B的概念真正理解文化B？或者格栅是否总是限定了文化能够互相理解的方式？还是它是所有理解或误解的前提条件？为解决这个难题，他认为最迫切和必须的任务是在文化间的翻译中，“一点一点剔除相似性这个范畴”，“当我们不再将唐诗翻译成仿佛它像意象主义无韵诗的时候，其实它明显不是，我们才能够开始用唐诗自己的术语去理解唐诗。”（同上）
为了实现“用他者文化自己的术语”来理解他者，勒菲弗尔提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策略。微观方面，“我们得要通过前言，选文的详细分析等等，告诉阅读我们翻译的读者唐诗到底像什么。”（同上）而宏观方面，则“必须大力投入再教育/再社会化”，利用教育机制培养能够平等理解他者文化的群体。这些实践策略具有介入现实的力量，为更进一步打破西方中心论，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000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关翻译学科的综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研究的一个高度而简要的概括。“在过去30年中，翻译研究从主要基于语言学学科，强调产生好的翻译并培训译者生产好的翻译，发展成为一种跨文化研究，强调翻译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上不可否定的作用，因此，它吸引了人们注意文化在建构过程中被高度操纵的方式。在勒菲弗尔后期的著述里，翻译被再次施洗/命名为‘重写’，同时被作为在一个文化中文化资本的创造和流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研究。”（Lefevere 2000: 1416）
三、文本的症候：空白与沉默
勒菲弗尔的理论文本中存在着空白与沉默、裂隙与冲突，这些构成了文本的症候。依据对这些“不能直接把捉的症候，可以更深地捕捉到文字和一般言语之后的理论问题式”（张一兵 79），进而推动理论的创新。
重写理论所要回答的，其实是勒菲弗尔敏锐觉察到的一种身份危机感，其根源来自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这一点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有所说明，但常常被人忽视。在书中，他对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援引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的话说：“我们如今的文化不再是图书文化，而越来越是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的文化。”（Lefevere 1992c: 3）他敏锐地觉察到，“图书占据教学和价值观传递的核心位置的西方文化的时代结束了。”（2）
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它有两种生产方式：有限生产和大生产。（布迪厄2011: 407）前者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文学生产，关注高雅文学，体现的是文化资本的逻辑；而后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关注的是电影、电视、广播等大众或通俗文化，强调的是分配、效率、利润、广告和消费，体现了经济资本的逻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发展趋势是大生产挤压有限生产的空间。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和抹平，模仿和拼贴流行。事实是，“‘高雅’文学逐渐只在教育系统（中学和高等教育）中被阅读，但不再构成非专业读者青睐的阅读材料，这同时逐渐将专业读者的影响力局限于教育体制内。”（Lefevere 1992c: 3）作为教育体制内的一份子，勒菲弗尔感到了这一现实给自己带来的生存压力。“如果教育体制逐渐发挥‘保留地’的功能，允许高雅文学、它的读者和从业者以相对的自由悠闲自乐，这会进一步增加专业读者与外界的隔阂。”（同上）这种隔阂的一个表现就是体制内的专业读者所生产的成果越来越“琐碎化”，让非专业读者读不懂，这“破坏了专业读者的威信，打碎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魅力光晕。”（4）更让他担忧的是，“绝大多数专业读者没有认识到这种反常的变化”（同上），结果他们的生产不会被非专业读者接受。不过他发现：翻译、编辑、制作文集、文学史和参考书编纂，这些常常被视为辅助性的活动，却可以到达非专业读者那里。（同上）非专业读者逐渐阅读的不是作者书写的文学，而是重写者书写的重写。至此，勒菲弗尔找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隐形逻辑，重写才是使得文化延续的关键。重写者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之展开研究，理所应当。
然而，作者对此文化生产逻辑的认识和他研究的重点产生了某种偏移，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过程中经济资本挤压文化资本，但勒菲弗尔在考察影响重写（翻译）的制约因素的时候，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诗学。至于经济方面的制约，他在个别文本中有所提及但只是一笔带过。到了后期，他对这个问题有所注意，但并未充分展开。这一点可以成为今后研究重点考虑的方向。
其次，非语言重写形式的问题。重写的形式十分多样，除了语言重写形式如翻译、文集、历史编纂、批评之外，还有那些“半语言”（电影、电视剧、舞台改编、漫画）和“非语言”（绘画、音乐）重写形式（Lefevere 1984: 222）。不言而喻，影响更大的重写形式应该是各种非语言符号的重写，它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勒菲弗尔的研究集中在书面的语言重写形式上，对于非语言重写，他因专业知识的限制，对此存而不论。（Lefevere 1992c: 9）可见，勒菲弗尔重写理论所针对的对象和现实有着错位。
以语言重写为基础的重写理论是否还能有效解释非语言重写就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后一个值得考察的方向。一个从逻辑上更有说服力的重写理论应该以社会中的主导性重写形式为研究对象，将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重写形式全部纳入考察范围。比如，考察莫言小说《红高粱》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可以而且应该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电影（1988）纳入视野。研究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 A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1939）的汉译，除了考察几部重要的译本之外（郑陀、应元杰翻译的《京华烟云》, 1941; 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 1977；郁飞翻译的《瞬息京华》, 1991），还可以考虑电视剧《京华烟云》（1988; 2014）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版《瞬息京华》（1998）。这里涉及到复杂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
最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
根据重写理论，译者和批评家、书评家、文学教师等一道构成了重写者团体，它们的重要性是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并且贯穿他整个理论生涯，从未改变。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的理论文本中至始至终没有对作为重写者的译者有过单独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
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他采取的系统论的研究途径。他明确指出：“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诗学’都是系统范畴，就如同‘赞助’和‘专家’一样。”（Lefevere 1986b: 5）赞助和专家都可以由人来扮演和组成，但它们并非指单纯的个人，而是一种在社会系统中发挥某种功能的角色，是个集合概念。他在另一处指出：“系统作为对读者、作者和重写者施加的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发挥作用。”（Lefevere 1985: 225）这表明，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赞助人还是专业人士，它们必须在系统所设定的参数内活动。这一点经常遭到批评，认为他的理论忽视了人的主体性。（王峰 马琰, 2008; 林萍 2013）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勒菲弗尔并未忘记个体面对来自系统的制约力量时所展现的主动性，只不过这个主动性是系统的一个基本功能。根据他的假设，文学系统是“一个随机的系统，而非决定性的，即这个系统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只承认具有某种程度的、或然性的预测，而非绝对的规律。”（Lefevere 1982b: 5）译者“并非像机器人那样在他们所在的时空制约因素的影响下活动。”（14）他或她“可以选择顺应系统，呆在制约因素设定的参数内，或者选择反抗系统，在他或她的时代的制约因素之外运行，通过不同的方式阅读文学。”（Lefevere 1985: 225）重写者作为个体可以表现出创造性和主动性，“可以顺从或反对这些制约因素。”（Lefevere 1986a: 222）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个体的赞助人和专家，作者和重写者并不遵循某个时期系统的意识形态和/或诗学。”（Lefevere 1986b: 5）不过，勒菲弗尔只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待这些个例。他更加强调的是译者在各种社会体制内所受到的约束。
四、结语
概而言之，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有四个发展阶段。（请向上滑动）
第一阶段：在经历了70年代前期传统译论的短暂徘徊之后，他借鉴了元理论、系统论以及波波维奇的元文学和霍尔姆斯的元诗歌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构。
第二阶段：至80年代前半期，他提出折射理论，批评多元系统论，引入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赞助”，解释文学系统的运行。
第三阶段：1985年至1992年，他从简化系统论的角度全面建构了“重写理论”，包括文学系统和环境、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影响重写的制约因素、文学系统的演化机制等核心内容。
第四阶段：1992年之后，他在坚持重写理论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借用格栅概念，分析文化资本的传播、东西方文学不平等交流过程中涉及的文化霸权问题，并表现出强烈的介入现实的倾向，凸显了翻译操纵社会现实的一面。
盖其要者，贯穿勒菲弗尔理论文本的问题式有五：文学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重写者扮演的社会角色；翻译对传播文化资本、塑造经典和他者形象的功能；影响翻译的制约因素。
显然，勒菲弗尔不是一位善于精细操作的学者。他可以将迸发出的原创思想建构成可观的构造物，但它同时也略显粗疏。他更喜欢简洁而富有弹性的概念，以涵盖复杂的社会现实。他的理论源自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敏锐观察，但其研究与现实产生内在的冲突。首先，重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影响翻译的制约因素，但社会化大生产挤压有限生产的社会现实使得经济因素有可能超越或者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决定翻译的根本要素之一。其次，重写理论基于对语言符号重写的考察，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突出了非语言符号重写的重要性，这促使我们反思重写理论的有效性和可能的改进方向。最后，重写理论对系统论的采纳相当程度上排除了译者的主体性，与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冲突，但同时又留下了译者发挥的空间。今后，我们可将中国文学外译作为研究对象，在上述三个方面对重写理论进行改进，在回应社会现实的同时，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这是勒菲弗尔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思想遗产。
注释
1.勒菲弗尔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积极倡导和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和其他学者一道推动翻译研究更加靠近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Lefevere/Luo Xuanmin116），较早投入对德国翻译传统、西方翻译史和东方文学和翻译的独特性阐释与建构（Lefevere 1977b; 1992a; 1998a），在文学（诗歌）翻译教学方面身体力行。（Lefevere 1975b; 1992b）可以说，他是一位在理论、实践、教学、学术共同体建构等领域都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2.国外学者赫曼斯（Hermans1985; 1994; 1999）和国内学者何绍斌（2005）对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进行了历时的综述，可谓最为全面。不过，赫曼斯对勒菲弗尔前期和中期翻译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对其后期思想的发展关注不够。何绍斌的研究受赫曼斯的影响，在对勒菲弗尔前期翻译思想的评价上并无不同。
3.勒菲弗尔书中借鉴的理论资源庞杂，文中夹杂着大量引文。这实际上就是他在书中所批判的“语言神秘主义”（Lefevere 1977a: 14）。作者乐于提出一些实验性的主张，有十分精彩的观点和论述，可惜它们被淹没在引文的海洋中了，反而不易被发现。
4.赫曼斯对这本书的评价前后有别。1985年，他主编的《文学的操纵》将此书列为新出现的翻译研究学派三个主要的理论文本之一，与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Toury）的《寻求翻译理论》并列。（Hermans 1985: 15）后来，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认为它“微不足道而且奇怪，糟糕的大杂烩，很少有人知道，最好把它忘记。”（Hermans 1999: 125）国内学者何绍斌（2005）也认为它“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可能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
5.本文使用“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借自杰姆逊（1997），但仅用它指代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文化大生产，并不具有其他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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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耿强
耿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教育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研究会翻译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研究领域为中国翻译话语、中国文学外译，翻译副文本研究。电子邮箱：qianggeng@ ，迄今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编著四十多篇、部，完成并正在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3项，翻译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3篇及其他非文学类翻译若干。
专著《中国文学：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2018，南开大学出版社）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中国文化外译：典范化传播实践与研究”，列入丛书第三本。
本文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