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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的题材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剧作家或以时事入戏，反映现实政治斗争；或借历史为题，寄托古今感慨；或取事于传奇小说，探赜索隐；或改编于元人杂剧，另立新意表现出取材的多样化与鲜明的创作个性昆曲剧本以题材内容分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婚姻爱情剧、社会政治剧、历史故事剧和道德教化剧。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在昆曲剧目中更是如此。“十部传奇九相思”，明清昆曲中表现最多的就是爱情题材。明王朝在政治上采用高度中央集权制加强封建统治，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特别是王阳明学派风行以后，更为封建礼教的统治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在主张“知行合一”、一切从“良知、良能”观点出发的王阳明学说看来，恪守封建礼教、奉行封建伦理道德，应当是人们的先天固有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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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学说，在社会生活方面给予人们的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它强调男女婚姻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则是犯了天条大忌。正是由于这种违背人的天性的精神压迫，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抗，涌现出了大量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剧目。这些剧目通过抨击和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敢于冲破束缚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民主精神，在明万历以后的戏曲创作中成为主流。在这些主流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以情反理”的思想光辉，其发端当首推明汤显祖的《牡丹亭》它描写杜丽娘青春萌动，爱上了梦中的柳梦梅，为情忧郁而死，柳梦梅因爱杜而使其重生。
《牡丹亭》剧照
这种将情作为人之本性与理学对抗的民主思想，不仅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男女，而且对后世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孟称舜的《娇红记》将这一题材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王娇娘与申生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已不是表现人的本能，而是理性的思考和清醒的选择，表现了“年华有尽情无尽”的至深之情，歌颂了真情超越生死的力量。这些作品反映了明代后期的民主思潮，似一抹新时代的曙光照亮大地，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类作品中，女主人公既有大家闺秀、皇室宫女、道观尼姑、青楼妓女，也有妖精鬼魂、神仙天女，她们虽然生活环境和身世经历不同，但却有着共同追求人性自由和婚姻幸福的精神品格。写道观尼姑者，如明高濂的《玉簪记》描写书生潘必正和女尼陈妙常的爱情故事。陈在金兵南侵的战乱中流落到女贞观修行，开始时静心修炼佛法，一心皈依空门，但自遇潘后便春心萌动，爱情的力量终于使她突破宗教的束缚，私下与潘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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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青春一旦觉醒，便表现得极为大胆执著，这种自由的相爱和私自的结合不仅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而且是对宗教清规的叛逆，表现了青春和爱情战胜宗教法规的巨大力量。作品以它的民主思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其中《琴挑》、《偷诗》、《秋江》等出成为昆曲和多种地方戏传唱不衰的折子戏剧目。同一类型人物中，写青年尼姑、和尚冲破宗教束缚的民间昆曲《思凡》、《下山》，在昆曲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写妓女爱情者，有明徐霖的《绣襦记》，描写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的爱情故事。当郑被其父打伤抛弃、沦为乞丐在风雪中乞讨时，李将郑接进家中，解下绣糯为他包裹，后又助他成名。作品歌颂了社会底层风尘女子的善良品质和坚贞不渝的爱情，鞭挞了鸨母的唯利是图和郑父的门第观念。尤其是将李的人格情操与自恃高贵的剑南采访使郑儋相比，显示了一个被社会歧视的妓女所具有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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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祁彪佳谓此剧“为红裙吐气，为荡子解嘲”。此外，写宫女爱情者，有明王骥德的《题红记》，描写唐时书生于祐与宫女韩氏红叶题诗终成姻缘的故事；写人鬼爱情者，有明周朝俊的《红梅记》，描写太学生裴舜卿与鬼魂李慧娘的爱情故事。这些作品通过各色人物对爱情自由的热烈追求，表现了人性的普遍觉醒和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昆曲爱情题材的创作，并非仅限于才子佳人戏的模式，一些剧作家突破儿女情长、生旦团圆的成规，开始将笔触伸向爱情以外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这一倾向在昆曲形成之初即已初露端倪，如梁辰鱼的《浣纱记》就是将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与吴越兴亡结合起来，歌颂了臣民百姓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爱情的崇高精神；周朝俊的《红梅记》，通过描写青年男女正常爱情惨遭扼杀的现实，揭示了以相贾似道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民身心的残酷摧残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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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描写战乱造成的爱情离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如徐復祚的《红梨记》等，将个人爱情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对封建腐朽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是明代昆曲创作取得的新成就。清代昆曲创作在明昆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剧目数量超过了明代昆曲，思想艺术质量亦可与明昆曲相媲美。清代初年，民族矛盾激烈，政局动荡，民生疾苦。这一时期剧作家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他们借写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形成了昆曲创作的高峰。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集前人文学成果之大成，既有对男女之情的动人描写，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抒情与批判相结合，使婚姻爱情剧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其结构排场的精妙，文辞音律的完美，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洪的《长生殿》，描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给国家造成的政治动乱，唐明皇占有了情场，却毁了朝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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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爱情与政治的矛盾，作者既批判了他们爱情的缺陷，又歌颂了其爱情的诚挚，竭力强调真情的力量，其创作显然受到汤显祖“至情”思想的影响。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以反对权奸的共同政治思想为基础，二人不愿背弃自己的人格和气节，最后不得不割断情缘、双双人道。这里既包含着对历史责任的艰难承载，也饱含着人生命运的绝望情绪。因此，与《长生殿》借政治兴亡表现真挚的爱情不同，《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更强调人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二者虽然观点与主张不同，但它们都描写了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内容上开拓了新的领域，超出了一般爱情剧的思想范畴。
《桃花扇》剧照
在婚姻爱情剧中，还有一些描写男子负心婚变的作品。如明范文若的《鸳鸯棒》，写薛季衡贫时娶丐头之女钱媚珠为妻，得官后竟把媚珠推入江中。得官婚变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婚姻问题上的门第观念和功名富贵思想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这种负心郎的谴责，就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而更表现了对封建等级观念和世俗功利思想的批判。还有一些作品独出机杼，改负心郎为痴情汉，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明王玉峰的《焚香记》将宋元以来的王魁负心这一传统题材，别出心裁地改为王魁不曾有负敫桂英，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谋夺敫为妾的财主金垒和逼其改嫁的鸨母；尤其敫生前死后在海神庙的两次诉告，强烈地表达了古代妇女对不幸遭遇的控诉和反抗精神，《阳告》、《阴告》后成为流传久远的折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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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是以错认巧合造成波澜的才子佳人剧，如吴炳的《西园记》、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等。这些作品中的悲欢离合主要缘于偶然的误会巧合，它们不能反映带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矛盾，因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意义。但它们的故事情节曲折、戏剧性强，因此在舞台上仍很流行。明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社会，中期以后皇帝昏庸懒惰，形成了国家大事由内阁首辅决定、宦官秉权的政治局面。在明嘉靖以前已发生宦官王振、刘瑾等人专权秉政的混乱历史。到了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更是恃权仗势、作恶多端。明万历期间，皇帝荒淫残暴，派往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的矿监、税监，无一不是宫中阉宦。宦官魏忠贤结党营私，勾结皇帝乳母客氏和帮派官僚组成阉党权大至极，为所欲为。
昆曲《西园记》剧照
他们实行血腥的特务统治，百姓苦不堪言。于是顾宪成等在野文人联合正派官僚形成东林党，展开了与阉党的长期生死斗争明王朝不仅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加之明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北有外族入侵，边患严重，造成了明王朝政治腐朽、社会动荡、国家衰败、百姓疾苦的黑暗现实。这一现状对昆曲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现了不少描写反对权奸阉党、平乱抗战和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文艺是一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昆曲的兴起和发展，是和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也是与剧作家关心政治现实生活分不开的明王世贞的《鸣凤记》就是一部以反严嵩为主要内容的时事剧它取材于当代的历史事实，写重大政治斗争，在戏曲史上首开先河，对于当时昆曲政治题材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昆曲《西园记》剧照
作品揭露了严嵩贼党生活荒淫、陷害忠良、搜刮民财、霸占妇女以及暗中投降、勾结外敌的丑恶行径，歌颂了八谏臣前仆后继反对严党的英勇斗争《鸣凤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同时期或稍后出现的反严传奇，还有秋郊子的《飞丸记》，高汝拭的《不丈夫》，陈开泰的《冰山记》，水云逸史的《回天记》，史槃的《忠孝记》等。《飞丸记》写明嘉靖年间，书生易弘器与严嵩有仇，严子世蕃将易留于家中，欲加陷害，而富有正义感的严女玉英暗助其逃走。后严嵩势败，玉英被遣发为奴，易救之并与其成婚。作品对严氏父子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批判，而对严女的善行予以表彰，表达了是非分明、善恶有报的朴素思想。其余几部均已佚失，仅有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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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于明天启、崇祯时期的李玉名作《一捧雪》写明嘉靖末年奸臣严世蕃索夺莫怀古玉杯“一捧雪”的故事，则是根据严世蕃图霸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而将收藏者逼迫得家破人亡的真实事件编写的。它是继《鸣凤记》之后又一部直接抨击明代权奸的作品。虽然此时去严嵩父子之败已经八九十年，但明朝人对误国害民的严氏父子仍心有余愤，而奸臣权相又一直是明朝政治上的一个严重问题，李玉的《一捧雪》由此而获得盛名，绝非偶然。写反权臣反阉宦的题材，是明昆曲传奇创作中一股强大的主流。今日有目可考的揭露客魏恶行、歌颂人民及正派官员与之斗争的作品，至少有三吴居士的《广爱书》、白凤词人的《秦官镜》、王元寿的《中流柱》、王应遴的《清凉扇》、穆成章的《清剑记》、盛于斯的《鸣冤记》、鹏䴗居士的《过眼浮云记》、无名氏的《孤忠记》等十多本，这些剧本虽已佚失，但从明祁彪佳所著《远山堂曲品》的评语中可知它们皆为反魏党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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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有范世彦的《磨忠记》、李玉的《清忠谱》、清啸生的《喜逢春》等三种。《磨忠记》写东林党人杨涟、魏大中、周顺昌等人与魏忠贤及党羽的无畏斗争，最后以杨、魏、周等人成仙，勘问魏忠贤鬼魂结局，抒写了人民对魏党的憎恨之情。《清忠谱》衍自明天启六年的真实事件，剧作热情歌颂了周顺昌、颜佩韦等义士的英雄形象，对魏党的丑陋罪行进行了无情揭露。《喜逢春》写明宦官魏忠贤之事，大致与史实相同。从魏少年无赖写起，历叙他勾结客氏，专恣弄权，残害东林党人，纵容干儿义子荼毒百姓，直至被弹劾，畏罪自杀为止，对他的罪恶一生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与批判。此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各种题材、运用各种形式揭露和鞭挞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对封建制度下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如孙锺龄的《东郭记》借古喻今，描绘了一幅官场百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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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齐人、王、淳于髡一贫如洗，但看到“当今之日，贿赂公行，廉耻丧尽”，便分头去以无耻手段谋取功名富贵。王靠偷钱行贿买得官位，并步步高升；淳靠滑稽献媚，博得齐王的欢心；齐人用卑鄙无耻的欺骗手段，将一对姐妹占为妻妾；而这些泼皮无赖却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作者以漫画式的笔法，将那些追逐功名利禄之徒的丑陋嘴脸，彰显于光天化日之下，揭露了社会黑暗和官场腐败。作者借淳于之口道：“闻得个君王喜隐，好为淫乐，沉湎不治，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家危亡在于旦夕。”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汤显祖的《邯郸记》表面以唐朝为背景，实际却反映了晚明社会的腐败和黑暗。皇帝的奢侈淫靡、权臣的武断专权、内阁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角逐倾轧，无不可从嘉隆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找到它们的生活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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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南柯记》写淳于棼拜相后骄纵专横、荒淫堕落，同样有着晚明社会的影子在社会政治剧的创作中，以李玉为首的苏州作家群格外引人瞩目由于他们大多是明末清初的下层文人，生活于苏州这一商品经济最为发达、民主意识最为强烈、市民斗争最为火热的地区，又亲身经历了明末清初社会变革的大动乱、大灾难。因此他们的作品严肃、富有针对性，较少儿女风情的描写，突破了昆曲小庭深院的藩篱，而将笔触更多放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当时政治斗争的描绘上，尤其是对市民斗争的描写，在戏曲史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如李玉的《清忠谱》和《万民安》即是反映苏州市民群起反抗黑暗统治和压迫的社会政治剧。此外，李玉的《千钟戮》写燕王朱棣抢夺帝位，建文帝与大臣程济化为僧道逃亡，备受迫害。作品描写了燕王的残暴屠杀和文臣武将各自逃生的混乱场面曲折地反映了清兵关的现实丘园的《党人碑》写北宋蔡京执政，立党人碑，指司马光、苏轼为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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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刘逵上疏谏阻而入狱，其婿谢琼仙怒而打碎石碑，遭迫害后皇帝醒悟，使刘家翁婿团圆作品表现了反权奸的斗争，尤对谢不畏强暴的性格刻画得十分生动朱佐朝的《万寿冠》、《飞龙凤》写宫廷内部争夺储君之位的斗争。朱佐朝的《朝阳凤》、周稚康的《双忠庙》、叶稚斐的《琥珀匙》也都是描写政治斗争的作品。具有千年文明的中国大地上，世代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明清昆曲作家敏锐地捕捉当代与历史碰撞的火花，深入发掘这一无尽的宝藏，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精神的历史故事剧。在此类题材作品中或演绎历史事件，或歌颂民族英雄，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有的还具有直面现实的鲜明政治色彩。如梁辰鱼的《浣纱记》，虽然也精致地描绘了范和西施的爱情，但剧作者的真正意图，则在于通过越王卧薪尝胆这一传统历史故事表达更为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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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着力批判的是沉迷酒色、听信谗言的吴王夫差和贪婪受贿、缺乏远见的权相伯嚭，这实际是按作者自己所处时代的最高当权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浣纱记》之所以一出现就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并在后来传唱不衰绝不仅仅因为它是音律和谐的新腔之作，也在于其对昏君、权臣的批判，提出了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重大问题。由于这种新形式和新内容的结合，在历史题材中挖掘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才使它得以成为昆曲的开山之作。中华民族具有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优秀传统，朝历代都有表现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昆曲剧本的创作也不例外。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描写，寄托了作者对人间世事的爱憎情感和是非判断，同时也反映了抵御外侮斗争中的军事智慧和政治经验。如取材北宋抗金史实的剧本就有姚茂良的《精忠记》、汤子垂的《续精忠》、陈衷脉的《金牌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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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记》是一部歌颂民族英雄岳飞抗金反奸斗争的古老传奇。写岳飞率军抗金大获全胜，秦桧却暗中通敌，召回岳飞父子，投入狱中；又与其妻在东窗下定计，将岳飞父子害死于风波亭。岳飞死后成神，在冥间审问秦桧夫妻，宋帝亦感岳飞忠勇，追封为鄂国武穆王。由于作品对欺君卖国、残害忠良的奸相秦桧作了十分尖锐的谴责，在被改成新腔演出后一直十分流行，成为一部具有深刻影响的名剧。《续精忠》续写岳飞之子岳雷、岳电与牛皋及其子牛通，杀秦桧报仇事，皆不据史实，系凭空虚构，借以表达人民的良好愿望《金牌记》虽剧本已佚，但天启年间在宫廷上演时，至风魔和尚骂秦桧的情节，竟使魏忠贤心虚而藏于墙后，不敢正视。可见其鞭挞秦桧，令奸宦胆寒，具有强烈而尖锐的现实意义在历史故事题材中，还有一些是描写水浒故事的，如李开先的《宝剑记》、沈璟的《义侠记》、沈自晋的《翠屏山》、丘园的《虎囊弹》等，它们对社会黑暗都有不同程度的揭露。
昆曲中武生的艺术形象
其中以李开先的《宝剑记》比较著名，李开先曾因抨击时政受到排挤，其《宝剑记》对权奸的揭露和对忠良遭害的描写，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感慨。剧中描写林冲被陷不是因为高衙内调戏其妻，而是由于林冲上本弹劾高俅，这样就不仅揭露了奸臣当道的黑暗，而且也引出了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政治原因，“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剧中《夜奔》一出，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时的复杂心理，相当精彩，直到今天仍是盛演不衰的优秀昆曲折子戏。沈璟的《义侠记》，从武松打虎、杀嫂、快活林、鸳鸯楼、上梁山，直至和宋江一同受招安，基本体现了《水浒传》原著的精神，其中《打虎》、《戏叔》、《别兄》、《挑帘》、《捉奸》等出，是昆曲舞台经常上演的节目。
《水浒传》戏曲剧照
沈自晋的《翠屏山》也取材于《水浒》故事。写杨雄妻潘氏与僧裴如海私通，被杨的义弟石秀发现，潘反诬石调戏自己，杨遂与石断绝关系。石愤而夜伺裴自潘处出，将其杀于道，剥其衣物示杨，杨始悟，托名烧香，将潘诱至翠屏山，勘明奸情后杀之，与石同投梁山。丘园的《虎囊弹》，取材于《水浒传》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救金翠莲故事而有所发展。写鲁智深投梁山后，赵员外被花子期诬陷私通梁山而入狱，其妻金翠莲去官府告状，甘受虎囊弹毒刑，冤情终得昭雪剧中描写鲁智深不受佛门清规羁绊的豪爽性格，十分传神，其中《醉打山门》是昆曲久演不衰的折子戏，并被许多地方剧种移植成为保留剧目。因《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百姓对之耳熟能详，加之昆曲优美的唱腔和韵律，所以有关水浒故事的昆曲折子戏演出，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水浒传》剧照
明末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传奇作家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在这改朝换代的血腥大搏杀中有良知的剧作家长歌当哭之余，开始深入思考国运兴衰的根本性问题。一些不愿降清出仕的汉族知识分子，通过戏曲创作来抒发他们的亡国之悲。他们歌颂正义、批判邪恶，体现了忧国忧民的志士心怀，从各个不同方面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如李玉的《麒麟阁》写秦琼、罗成、尉迟恭、程咬金等人辅佐李渊建立唐朝，李渊建麒麟阁绘诸功臣图像予以表彰。作品歌颂了秦琼等人抱打不平、患难相助的侠义性格和勇猛豪迈的英雄本色秦琼的苍凉身世及最后建功立业，也寄托着作者的感慨与理想朱素臣的《十五贯》，细腻描写了清官况钟平反冤狱的过程，他正直廉明、明察秋毫，经多方走访、仔细勘查，最终为冤案平反昭雪。剧中巧妙地以过于执为典型，抨击了草菅人命的封建黑暗政治。其中的《访鼠》、《测字》等出，是昆曲优秀传统折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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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佐朝的《渔家乐》通过虚构的历史故事，让渔家女在相士万家春协助下刺杀了权相梁冀，表现了社会下层人民在反权臣斗争中的力量。蒋士铨的《冬青树》写历史英雄文天祥等人英勇抗元的事迹，歌颂了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历史故事剧中也有一些思想反动污蔑农民起义的作品。尤其在清代，由于朝廷采取高压统治政策，加之一般文人也多对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因此出现了一批宣传愚忠愚孝及诬蔑农民起义的目。如无名氏的《铁冠图》、曹寅的《表忠记》、董榕的《芝龛记》杨恩寿的《麻滩驿》陈娘的《蜀锦袍》等道德教化剧是指专门宣传封建礼教和宗教信仰的作品，在昆曲传奇中占有一定比例，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或落后迷信的东西。明代盛行程朱理学，视之为官方哲学，提倡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明朝初叶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宗教载道观念主宰着戏曲文学的创作，一些文人借戏曲助教化之风，产生了大量的神仙道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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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朝廷颁布戏曲演出禁令，但神仙道化戏不在禁演之列明代中叶，诸皇帝或信佛，或崇道，道士被封为“真人”，有的甚至还做了尚书，连皇帝都要对其亲自迎送。在此社会背景下，众多道德教化剧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时影响最大的人物是邱，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所作《五伦全备记》是宣传封建礼教的典型作品，公开宣称“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身为一国宰相和理学家，以此剧代圣贤立言，极力宣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道德。剧中写伍典礼一家贤良礼德，前妻生子伍伦全，继室范氏生子伍伦备，又收养朋友遗子克和。范氏毫无私念，抚养三子成人三子长大，孝母尽忠，娶妻亦皆贞节贤惠。伍典礼一家伍伦全备，生极显贵，最后成仙，全面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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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灿的《香囊记》，声称“续取伍伦新传”，作品借张九成一家战乱中的悲欢离合，宣扬“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和“为妻守节”，与《五伦全备记》意旨相同，终场诗概括全剧内容为：“忠臣孝子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这样的剧作一出，当时即为行家所不齿，如徐復祚说它“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其后，沈璟也继承和发展了邱濬《五伦全备记》的传统，写出了彻头彻尾宣传封建孝义的《十孝记》、《埋剑记》、《博笑记》等作品，表现出明朝统治即将崩溃前封建卫道士欲挽狂澜的急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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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昆曲中的道德教化剧目不在少数，这与昆曲创作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不无关系，与他们长期接受的封建教育不无关联。在这些作品中，虽然情节内容不尽相同，但主题思想都在于宣扬封建礼教和迷信，试图钳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平息人民的反抗怒火，为封建统治政权的利益服务如沈受先的《商格三元记》写商霖聘妻秦雪梅，未娶而霖卒。秦氏依然至商门守节，抚养妾生之子商辂，并教子甚严。辂稍懈怠，秦氏则断机杼以誓，后商连中三元，秦氏得封未嫁守节在此被大加褒扬，成为女性贞节的典范，表现了作者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毕魏的《三报恩》，写主考官蒯遇欲取少年英雄，却偏偏因偶然原因三次均取了老儒鲜于同后鲜对蒯及其子孙多次加以救助，三报师恩。作品充满浓厚的天命思想和个人恩怨观念。陈二白的《双官诰》，写冯琳如之妻妾得知丈夫被害，均改嫁他人，后遭惩罚，宣扬妇女要遵守贞节沈起风的《伏虎韬》，写轩辕生胁迫其妻同意娶妾，则是宣传妇女不妒之德。
戏曲人物
此外，还有屠隆的《昙花记》，写木清泰弃家访道，遍游地狱、天堂、蓬莱、西方，终于昙花盛开时被引渡到西方乐土；汪廷讷的《长生记》，写吕纯阳正果之始术。均是宣扬因果报应、宗教迷信之作，思想上无任何积极意义。除了社会文士创作编写的道德教化剧以外，清乾隆以后，为了满足宫廷演出的需要，清朝统治者组织张照、周祥钰、邹金生、王廷章等御用文人，大量编写供内廷演出的道德教化剧。主要剧目有：演目连故事的《劝善金科》、演《西游记》故事的《升平宝筏》、演《三国》故事的《鼎峙春秋》、演《水浒》故事的《忠义璇图》，演杨家将故事的《昭代箫韶》等。张照的《劝善金科》，宣扬因果报应和地狱的残酷阴森，并穿插有李希烈、朱泚的叛乱和颜真卿、段秀实的殉节，旨在教忠“劝善”，制止人民的反抗。
戏曲舞台艺术表演
张照的《升平宝筏》借玄奘西天取经故事，宣传扫除邪魅，效忠封建王权统治。周祥钰的《忠义璇图》写《水浒》英雄接受皇室招安故事，更强调了愚忠思想。周祥钰、邹金生等作的《鼎峙春秋》借《三国》故事表彰诸葛亮、关羽的忠义，体现了尊蜀抑魏的正统思想。王廷章的《昭代箫韶》，借杨家将抗辽故事，宣扬杨继业的忠君思想和鬼神迷信上述这些剧目，全是体制恢弘的大部头连台本戏，仅偶尔在宫中演出，就其思想倾向看，皆为宣传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或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缺乏人民性和积极进步意义。但由于这些戏几乎都是根据当时舞台上流行的民间传统剧目加以贯串连缀而成，其中保留有不少民间艺术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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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京剧等地方戏中的一些上演剧目、表演技艺乃至服装、扮相等，都曾受到这几部宫廷大戏的影响清乾隆后，由于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很多有才华的剧作家被吸收到宫廷去编制适应帝后需要的“承应戏”；更由于清室大兴文字狱，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昆曲传奇的创作越来越远离现实，逐渐走向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下坡道路。然而在广大的民间，昆曲折子戏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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