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上周五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在全国范围推广复制上海自由贸易区(简称“FTZ”)21项试点经验和做法；二是在广东、福建、天津新增设三个FTZ，以形成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对外开放态势。
国人对FTZ理解多半尚停留于贸易自由和进出口商品与服务施行零关税阶段。其实，按照国际惯例，FTZ主要指某个国家在自身境内划出一片可大可小的特定区域，再根据本国法律和市场规则，对外来投资和贸易活动提供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其显著的开放特征是，投资与贸易的开放不是受外部压力被迫而行，而是自愿式主动开放，力求在国际和区域经济竞争中吸纳到更多投资和贸易份额。因此，其自由投资价值远远高出一般性贸易自由的价值，而零关税则只是FTZ的“边角余料”而已。
封关运行已近15个月的上海FTZ，主要吸纳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吸纳全球金融资本登陆上海FTZ关区，参与中国金融市场业务拓展的交易；二是吸引外国资本参与对中国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培育和发展中国现代服务业新的门类和服务业态。而新设的广东FTZ由主要向港澳及东南亚乃至新加坡的资本作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市场开放；福建FTZ则力图在现有“海西经济区”的基础上，以更低的门槛向台资敞开“登陆”大门；天津FTZ则以现有滨海开发区和曹妃甸开发区作依托，力求直接PK韩国釜山，将天津及周边港群打造成东北亚地区最大“自由贸易港”，以在中国呈半月环状的东部海岸带上形成一条面向太平洋的升级版“对外开放带”。此主旨之外，在国家层面，果断实施FTZ扩容至少还有五大战略取向值得我们作本真的辨析：
第一，FTZ的最大“自由”是投资与贸易便利化。这两项便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政府审批和政府许可的“最少化”。于是，FTZ关区内入驻企业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市场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没纳入清单的经营活动皆可自由进行)，成为“最少化”的两个前置条件。注册制的实质是改事前设限为事中事后监管，政府能不能管住需要试验，试验在一系列大数据和多部门实时在线监管下进行，试验结果不但能够管住而且监管效率成倍提升，受监管对象皆称赞这个办法好，于是，此项试验成为促推政府简政放权完全可行的一块改革样板，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乃势所必然，以倒逼政府削权革命在更多领域推进。
第二，吸引更多外资进入FTZ关区为我所用，允许外资通过FTZ平台进入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开放是必要前提。但无论是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立，对国家而言都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它就会成为“合法洗钱通道”。经一年有余之“上海试验”证明局面可控，自然要将试验扩大至广东、福建、天津接受“更大考验”，以期最终推广复制到全国。
第三，中国经济有体量而无话语权之尴尬，主要源自资本市场不开放导致的国际市场定价权长期旁落。于是，在体量有限、风险可控的FTZ关区先行资本市场开放，先有“上海金”(黄金期货交易)推出，续有“沪港通”跟进，再有“上海油”(原油期货交易)紧随。现如今，FTZ由一递增为四，资本市场开放试验规模自然更大，内容亦更为丰富。
第四，国家鼓励创业兴业尤其培育现代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是基本前提。FTZ框架下，著作权、专利、商标管理权相继从新闻出版、专利管理、工商管理三大家剥离，归口组成“知产局”一门打理，知识产权法院(庭)从无到有为FTZ配套积累司法经验，为日后全国推广蹚路。
第五，政治局确立加快实施中外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FTA)战略，以便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打开和拓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货币大步走向世界之通道。若说FTZ是中国主动对外开放，那么FTA则是通过谈判要求外方对等向中国开放。在此意义上，FTZ扩容是对FTA的“倒逼”，其最终主旨是一手加快实施对外FTA战略，一手扩大对内FTZ试验，以“对等开放”力促中外经济全面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