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竹外篱边（潘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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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们全家搬到铜陵。尴尬的是，一家六口，除父亲外，只是人到铜陵，那比生命还贵重的户口却悬在空中：户口在原籍已注销，但因为相关政策突然发生变化又无法在铜陵入籍。于是，我们成了“黑户”。
我没户口，当然不能就学。无所事事，就经常到露采小学找我表弟玩。他上课，我就在校园里乱窜，当然也免不了偶尔在窗外看表弟他们上课。有一次，语文老师叫大家造句，大家不会，我在外面帮忙。我实际上比他们高一个年级，在老家已经是初一了，这小五的东西当然会。老师发现了，但她不知道我学过，以为我很聪明。她了解到我没户口因而不能读书，顿生怜悯，跟校领导一次次求情，于是，我也就正式成了她的学生。
转眼，小学毕业（在我是再次小学毕业）。我父母担心中学是不可能了，毕竟没有户口。没想到，她早就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于是，我顺利入读中学——铜陵市第六中学。当时我不知道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她好。
她是邱培荣老师。声音清脆响亮。严肃起来很严肃，笑起来很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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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下学期开始，我的班主任是梁金宁老师。他20岁刚出头，文质彬彬，一表人才，兢兢业业。
我们班，在梁老师带领下，真是红火。学工，制作金属工具，像模像样；学农，拖拉机开着满山跑；野训，零下几度，一大早在河边破冰洗漱；披星星戴月亮，回收“废钢铁”，我们成了大财主……伴随这些活动，我们得做许多事，准备，计划，讨论，交涉，总结，反思……我们得到了不一样的锤炼。
因为没有户口，国家定量供应的东西，我家是没有的。粮食，只能高价买黑市。梁老师动员同学们，像是今天支援灾区一样，于是，我经常会从老师或班长那里得到一些大家支援的粮票。有粮票，就可以去买平价粮食。换在今天，这些粮票就是真金白银啊。
梁老师的关心不仅仅在物质上。初三，我是学生干部，总喜欢管这管那，有时会闹出一些小矛盾。他当别人的面总是支持我，不过呢，有好几次，事后他将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些事情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有些事情不做不好，做过头更不好。当时还小，他讲的道理一时无法消化，但那些道理却在影响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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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班主任是潘友全老师。他教语文；虽然不穿长衫大褂，但看上去就是位学究。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工整、漂亮。背微驼，有点咳嗽，怕寒。不过，上届校友说，大冬天，教室外面“北风吹，雪花飘”，教室的窗子被吹了个窟窿，雪花呼啸而入，周边的同学纷纷欠着身子避让。潘老师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棉袄堵上窟窿，然后继续上课。这是不是有点“邱少云”？
七八年，国家恢复高考。潘老师带领我们备战，没少跟我们作殊死斗争。那时候，他训斥我们的既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经典语录，也有十分乡俗的演绎，比如，他会说：你们不好好学，以后干什么？到农村去挑大粪！臭死你！对，你们不怕臭！还说：找不到老婆，就去讨一个乡下老婆……我们想笑，但不敢笑；我们虽然低着头，但能感觉到他已经是非常气愤，而且越说越怒不可遏。
也有一时糊涂以至于不顾天威的人。那时候有部电影叫《刘三姐》。当时“刘三姐”真是深入人心，年轻人谁不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天下午，本该放学了，潘老师留下大家训话。就在这时，离学校不远的电影院高音喇叭响起了《刘三姐》插曲，正在训话的潘老师就汤下面，说：有些人，心被掏空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哪还有心思读书啊……谁知就在此时，坐在我前排的W和Q俩哥们，鬼鬼祟祟，一个要举手，一个压着不让举。这动静当然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潘老师，问他们怎么了，他们慢慢站起来——当然，腰是没敢站直的——其中一位哭不是哭笑不是笑，说：我们有两张电影票，只有两分钟了……潘老师被一棍子打蒙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挥挥手。被挥出去的，不仅是那俩哥们，还有他自己：他忘了训话，离开了教室。估计，他心都碎了。
他写过一封信。我没有户口，不能报名高考。因此，很痛苦，痛苦之后就是颓废。潘老师知道了，一个人愤愤地喃喃自语：“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于是，一个小小的一线老师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给当时国家教育部写诉状，请求“网开一面”。我知道，这应该是他写的所有信中收信人地位最高的一封，不为自己，而为自己的一个穷学生。
那年高考，整个铜陵市文科上榜的只有三人，全在我们班！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六中可是市里的三流学校啊。自豪到爆！搁在今天，大家伙会把潘老师抬起来游街的！
补充一下，上榜的三位中，两位是那在紧要当口去会见刘三姐的W和Q，另一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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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也成了一名教师。
在我将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说真的，我的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有句歌词真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时间我无法一一写来。
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