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我们母子俩是由兰州乘坐旅游专列“敦煌号”抵达的敦煌。敦煌号很新，每个铺位都带有独立液晶显示屏，比一般内地比如京沪的软卧舒适多了。车站的设计也很好。从里到外，典雅、庄重、大气。敦煌元素总是出现在恰当的地方，提神，也点睛。车厢“文化圣殿，人类敦煌”的书法配有飞天，柔若无骨；站前八个汉隶大字凿刻在巨石之上，远远地拢照身后依次错落的建筑群，仿佛“远山的呼唤”，在清冷的早晨里，斜阳之下，隐隐真有一番雄浑气象。不禁心中暗赞：一柔一刚，好！
然后打车，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穿过明媚而颇具历史感的牌楼式门洞，
去到“敦煌博物馆”。这是一座现代建筑，但以亘古一色的沙漠为背景，并不显得突兀。进入大厅，宽大的题额是“人类敦煌，千年莫高”。
是的，离莫高窟越来越近了，坐上博物馆的大巴，穿行戈壁二十五公里便是。
说来您也许不信，莫高窟其实我是来过的。就在去年，有本公号发表过的小诗为证——
《魂伴，莫高窟》
遥望西北，
大漠无烟。
眼前
是幽暗的洞窟，
一眼，
看不到，里边。
放纵我的思绪，
要在她斑驳的躯体上
游走。
走上山坡，
越过平原，
滑入深沟，
游向禁闭已久的府底，
探究
孕育了如斯灵魂的
洞天。。。
钝生2016.06.23
不过“魂伴”两个字露了馅。是的，魂来过。人，今天第一次来。
女导游身着统一的过膝蓝大衣，配语音解说器，带着我们一群人在“幽暗的洞窟”之间“游走”。每进一个窟，她都举着手电，让微弱的灯光拂照残颓的塑像、斑驳的壁画，伴以虔敬的轻声解说。。。。在一处“覆斗顶”与墙面的交界处，我居然看到了一列雄壮、粗壮，不，是“粗笨”的飞天。这是飞天吗？知道飞天有男有女，据说男的叫“紧那非”，梵语，意为“是人非人”头上长角的男性，他负责演奏、歌舞，是为“乐神”，但不会飞翔。。。就这模样？
每一个洞窟都嵌在由黄褐色的水泥强固过的沙山立面上，都有一扇长方形的门框，配带锁的铝合金门。门与门由水泥栈道连接，望之俨然。修成这样是要花大价钱的。1984年，香港邵逸夫捐资1000万港币。八十年代的1000万。
在人影幢幢，人声鼎沸中，我努力集中着精神。但有点难。人来了，神却走了——这就是魂牵梦萦的莫高窟吗？骄阳斜刺下的莫高窟，在一片嘈杂声中，既不高贵也不高傲，更无法神秘，与我“魂游”中的场景大相径庭。看来我是搞错了。错成这样，居然还写诗吟咏？！
我尝到了“无知盛宴”的头道菜！
“。。。洞窟都被积沙填满了，他们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清理干净，然后发现了这个藏经洞。。。王道士在七年的时间里面几次带着经卷去找当地的清政府官员，但都得不到重视，其中有一位说：‘这字还不如我写得好，保护它干什么？’。。。”
“等等，麻烦你再说一遍。。。” 在这个最著名的17号窟前，我陡然来了精神，很冒失地打断了导游的解说。
这里面信息量太大。先不说不被官员们重视甚至鄙视的经卷到底是什么质量，“两个星期清理一个窟的集沙”，这是王道士带人在做吗？那他还带人清理过多少个洞窟？这是多大的工程量？这样得花多少钱？他哪里来得这许多钱？为什么做，显然是为了保护吧，那是谁委派他做的呢？无人委派，他就是以一人之力扛下了维护莫高窟的重任？
七年时间，七年时间，七年时间有多漫长？他抱着经卷，顶着烈日，一次一次地在戈壁荒滩中跋涉，想要叩开官府的大门，但一次一次地无功而返，这种失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望？
一刹那间想起了“卞和献玉”的故事，聚焦脑海中“和氏”那双被砍去双足的脚踝断面正汨汨地往外冒血，我眼里有泪想往上涌。。。
就凭这两项，我就想问：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的王圆箓，他内在具有什么样的精神？
又或者，他是不是“精神”有病？
是的，你看他“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并不抵触”；“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屈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余秋雨，让一个跨越信仰或说没有信仰，贪财而无脑敛财的白痴形象，跃然纸上。
熟读《道士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总结出这样的中心思想和结论：“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帝国主义的冒险家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在无耻的中国买办的极力帮助下，从白痴般的王道人手里连哄带骗地买走了大量宝贵的敦煌文物。这些人不是强盗小偷就是罪人，死后也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但导游的“两个星期；七年”这两个数据击中了我，让我对我一直尊崇的大师本人，和大师成功灌输给我的结论都起了疑心。大师：您确定没有把黑白两色搞混吗？您确定没在愚弄我欺骗我吗？不会是欺负我没接触过敦煌史料吧？
一起了疑心，便尝试“独立思考”，并且“大胆假设”——如果大师欺骗了我，神妖颠倒，那么颠倒回来，就意味着王道士不仅不是罪人，而是不可替代的发掘者和守护者；斯坦因更不是强盗和小偷，而是“发现”这些文献的第一人。就像地球存在美洲大陆就存在，而且上面也早就有了人类生存，但必须要等到哥伦布的远航它才能被“发现”才能被纳入世界文明的版图一样，斯坦因凭他的学术直觉，“发现”了这些后来被称为“敦煌遗书”的价值，并一度把她带入到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舞台中心，让世界为之瞩目，让“敦煌学”得以发端。
让我在时空上划过一条百年弧线连接到今天：正是有赖于一中一外这两位最早的“发掘”者和“发现”者，敦煌，一个百年前西北边陲几乎快被风沙埋没了的小城，才可能享有今天这样的盛大气象。今早我享受过的、看到过的诸如敦煌号、敦煌站、大马路、牌楼、博物馆、城市。。。才得以成真。这么多人，包括学者、引车卖浆者，更不要说旅游从业者的衣食饭碗才有了着落。
真这样，他们就不单不是罪人，而是该进英烈祠的人，配享孔庙的人，49年该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神人。
如果真是这样，我是说“如果”，那颠倒功臣为罪人的余秋雨，就是砍下卞和双脚的行刑者。这也意味着，我被“无知”了多少年？在这场“无知的盛宴”中我迷醉了多久？我好像看到坐在首席的高大塑像正在崩塌，悉悉索索剥落的泥块正砸向无边的席面，心中立时一阵毛骨悚然，头皮发麻。
这是假设，是桩公案，需要求证，需要勘验。
不看洞窟了，有限的泥塑壁画提供不了这方面的信息。安顿好老母亲，我转身去了三清宫，也就是王道士的寝宫，现在的“敦煌藏经洞成列馆”。然后是“敦煌莫高窟1650年展”；“敦煌研究院院史成列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一直徘徊到日头西落，树影东斜。
只看现场这些场馆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就算把所有文字资料都拍照留存也不够。于是赶回家里，又钻入了这些专业学着撰写的报告书籍里。其中有1935年翻译出版如今再版，斯坦因著的《西域考古记》；《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两个月后的的现在，《道士塔》所用到的资料来源我在这些书里都找到了，他处理这些资料的方法我也清楚了！其他书单我就不报了，看照片吧。
书和人一样，并不是身躯伟岸就一定有料，这里面有烂书，至于哪一本我就不说了。
等等，有个意外的发现！
这个《道士塔》竟然两个文本。一个是作为1992年版《文化苦旅》的首页开篇，一个就是2013年版《山河之书》中的。两个文本，20年后这版对之前的删除了很多，增加了更多，原来只字没有的“蒋孝琬”在后一版中与另两人鼎足而三，并让他在文末享受到了大师级的刻薄。
说“意外”，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不同的两个文本。再版修改文字很正常，但像这种大规模的增删却不做哪怕一个字的提示和说明，这不正常。20年之前余先生是所谓弃官而去周游世界的布衣之身。 2013年2月，距离11月20日他官授的“大师工作室”正式挂牌只有9个月，这时他想让人忘掉什么？又想向世人凸显什么？比较一下这两段文字，我似乎能体谅到他的内心一角——
1992年版：“诺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官员大量糟践的情形，我有时想狠心说一句：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
2013年版：“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
二十年前“说得不舒心”还是说了，二十年后变成“不会这么做”还“当然”了。这翻脸翻得。。。好在他终究没有完全删去“放在（拉到）伦敦博物馆”这句话，这让我可以谄媚地说：在大师身上看到了一丝残存的理性之光。不过只是“残存”只是“一丝”，因为两个文本，不管增删了多少，同一个中心思想没有变。那么他这个中心思想到底有没有颠倒黑白构陷忠良的嫌疑呢？
苦读两个月后的今天，我的结论是毫不犹豫的：有！
要证据？要论证？好！但这需要我们暂时先把余先生放在一边。“放在一边”不是“放过一码”。
最可怕的“无知”不是“不知道”，而是我的认知被无数强大而悖谬的知识所填充，误以为“知道”了“真相”从而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努力。“无知的盛宴”，就是由这些“悖谬的知识”所做成的菜肴而成席。
余秋雨先生不缺资料不缺知识更不缺如椽大而妙之笔，以他的绝顶聪明我相信他是知道真相的，从他没有删去“（不敦煌经卷）拉到伦敦博物馆”这句话印证。但他硬是在《道士塔》里变身顶着雪白高帽的烹调大师，呈献上来是装盘精美毒人愚人的菜肴，而我却当作琼浆玉液吸食了二十年直到今天自己细看了这许多学术资料才醒悟。
愚弄我，这个帐我是要同他清算的。
但为了把这帐理清、理透、理得旁观者也看得明白，我先要抛开他，先把实事真相梳理出来。知黑辨白，只有真正解读出王圆箓王道士、斯坦因等等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才能明白余大师都对这些人到底干了些什么。
进而还可以知道，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底有哪些然人伤心的故事。。。
那好，请看后文——
《敦煌叙事之二：王道士圆箓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