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作者：张新
编辑：只恒文
断裂的时代，让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漂泊者。无数男女逃离农村来到城市，试图改变命运，却在不自觉中落入非城亦非乡的两难境地。他们坚定地逃离农村，却成了城市中渺小的流浪者。
流浪的是人，更是流浪人怀揣的希望。刘庆邦的《家长》书写的正是一个家庭从农村搬入城市，在想要努力地立足于城市的家庭背后所隐藏着的一场无休止的流浪。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而言，逃离农村是一场令人羡慕的冒险，那些由城返乡的人所带来的一时风光让他们想象出一幅幅关于城市的乌托邦图景。这些被营造出来的城乡差别让他们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男人们凭借着工作的机会奔赴城市，无力出逃的女人们便希望跟随着男人摆脱农村生活。
《家长》中，作者书写了两代凭借着男性走入城市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性格各有不同，却对城市有着相同的向往。性格要强的王国慧珍惜一切能够逃离农村的机会。在找对象时定下了三个标准，其一便是要找“有工作的人”，除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方面，她是想借光到城里走一走，看一看，长点儿在农村长不出来的见识”。王国慧离开农村的家时虽然也有不舍，但显然还是对城市里的居住条件感到满意。麻玉华虽故作矜持，实则非常希望嫁入王国慧家，一方面是被王国慧出手阔绰所吸引，另一方面她更希望以嫁入城市的方式，改变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和地位，成为娘家人口中有福气的人。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认为，城市对于非城市人而言是一个被神圣化的空间。为了在这个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或不断尝试着改变自己原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或盲目地效仿城市人，希望能以城市人的身份彻底融入城市生活。
《家长》中，王国慧为了“能在矿工上参加工作”，不惜打掉第二个孩子，之后将全部期许寄托在自己惟一的儿子身上，为了提高儿子的学习成绩，让儿子不受老师和同学的歧视，苦心安排送何新成去补习班学习。麻玉华嫁入城市之后提出要买手机，“见到手机如得到宝贝，对手机有些爱不释手”，似乎手机是城市人身份的象征。在生下儿子之后，麻玉华又一次向这座城市发出“进攻”，向婆婆王国慧提出了买房的要求。对于非城市人而言，房子等同于他们生活在农村的土地。因此在城市中拥有房子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城市身份的象征，更意味着他们有资格在城市获得长期而安稳的生活。他们期待着结束这场漂泊，找到一份踏实的归属感。矿上分给何怀礼的一居室似乎是王国慧的归属，却不是麻玉华的归属。在这个被“神圣化”的城市空间中，非城市人争取城市户口，争取在城市中的个人空间，争取和城市人同等待遇，无非都是在追求这种归属感，它看似无坚不摧，却实则建立在“无根”的心理状态下，使人无可避免地经历更漫长的漂泊。
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在久居农村的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也让他们更难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这场看似短暂的漂泊之旅由此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流浪”。王国慧在城市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但在得知儿媳麻玉华怀孕后，内心仍然期待着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孙子，甚至“祈祷神灵能给他们家一个孙子，要是有了孙子，何家的香火就可以延续下去。”接受祷告的“神灵”，等待着被延续的“香火”，这些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元素，似乎意味着那些想要扎根于城市的人们付出了种种努力，却仍旧如同无根的浮萍。麻玉华对自己腹中的孩子也怀有期待，她认为男孩才是有用的，并希望自己能够生下男孩。于是在生下儿子之后像“坐月子的农村妇女一样”，把自己当作有功之人。为了融入城市而匆忙奔波的人们似乎始终摆脱不掉重男轻女的牢笼，传统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一颗重男轻女的种子，让他们的生活在命运的支配下不断经历着大喜或大悲，也让他们在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患得患失。王国慧的孙子生生的出世是大喜，于何家而言，是生生不息的香火，于王国慧而言，是死而复生的希望。而生生的死则是大悲，让何家失去了绵延的香火，也让作为一家之长的王国慧彻底失去了奔波的动力和方向。
《家长》中，作者在建构“家长”形象的同时，似乎也有意地颠覆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家长”概念。王国慧是作者精心建构的“家长”形象，表面上看，她有责任，有担当，为了家庭和孩子无私奉献，苦苦支撑着一个家庭，以照顾家庭和培养儿子为己任，但事实上，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通过培养儿子上大学来弥补自己年少时失学的遗憾，想通过鼓吹儿子的学业有成来得到自己不曾拥有的优越感。在何新成精神出现问题之后，王国慧并没有放弃，几次想让何新成继续学业而未果，之后便在失望中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从儿子身上转移到了孙子身上。
生生的降临似乎让何新成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价值，对于王国慧而言，生生是自己重新燃起的希望，他存在的意义远超过何新成。甚至在得知何新成掐死生生之后，作为母亲的王国慧还说出了“何新成自己想死去死就是了，他掐死生生干什么”这样的话，此时经历数次大喜大悲的王国慧已经剥离了“家长”的身份，心心念念的都是个人希望落空的愤恨。即便王国慧一直以来以家长的身份苦苦维持着这个在城市漂泊不安的家庭，支撑着这个家庭承受了一次次生活的重击，但在希望彻底落空的时刻，“家长”的身份相比于她个人的期待而言似乎已经微不足道。此时何新成也好，生生也罢，对于王国慧而言都成为了经历“希望”与“失望”的语言符号，甚至成为王国慧试图用来弥补自己遗憾的工具。
麻玉华在最初结婚时似乎也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长”，却在试图扎根城市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初心。麻玉华身为女性，因为幼时家里姐妹较多而不受家庭的重视，甚至受到家庭以及周围环境的排挤，在登记结婚时想到她的母亲没有确切地记住她的生日，给她留下了遗憾，便暗下决心“一定把孩子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在城市生活的利诱下，麻玉华生下了儿子之后的所作所为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还残存着对孩子的爱，但也所剩无几。儿子对于麻玉华而言更像是战利品，甚至是她用来不断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麻玉华最终抛下儿子一走了之，便也消解了“家长”的意义。
《家长》中书写的是“家长”，却也在用消解“家长”意义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农转非的群体在进入城市生活时所面临的生存现实。何新成的精神失常，麻玉华的出走，生生的死亡，层层重压让本想在城市中获得归属感的家庭彻底分崩离析。他们满怀期待地奔赴向往已久的乌托邦，而城市却以残酷的现实让他们在这种虚无的想象中长期“流浪”。何新成承载着家族的希望，却难能承受生存现实强加给他的重压。王国慧将后辈视为在城市中获得归属感的依靠，却在生活的重创下不得不承受失望的痛苦。断裂的时代，让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漂泊者，却没有一座灯塔为他们指明漂泊的方向。无休止流浪的是奔赴城市的人们，更是流浪的人们怀揣的希望。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