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鲁迅的文章近年来一点一点地去掉了教材，其中一个原因是具有时代黑暗记忆的文章不适合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量宣传。也就是说，孩子们也不理解其中的深意。
是否应当移除我们尚不得知，“孩子理解不了”的说法，却大体是对的。
“为什么孔乙己不愿脱掉长衫？”、“为什么闰土会由小时候的机灵活泼变为后来的卑躬屈膝？”、“刑场上，簇拥着蘸人血馒头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孩子不能理解，自然也不会“活成那样”。
“初闻不知曲中意, 再听已是曲中人”这些仿佛躲在太阳背后的人间真相，唯有历经世事的成年人才会真正明白。
避之而不及之际，很多成年人最终不知不觉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人物。
鲁迅为何在文章中“藏手术刀”
有阅历的人读鲁迅的文章，第一感觉就是“扎心”。
《狂人日记》、《彷徨》、《呐喊》等等文章，无论是有名字的“主角们”，还是没有名字的“配角们”都是旁观者，带给人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窒息感，鲁迅很少有很多文学作品给人温存温暖的感觉。
他选择如此凌厉的面对读者，初衷是什么？这要从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说起。
1904至1906年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某堂课上放映的幻灯片，让鲁迅大受震撼。
灯光熄灭，教室当中唯一发出亮光的便是眼前的屏幕，每一帧都格外清晰，鲁迅亲眼看着中国同胞被作为俄国奸细杀害，鲁迅心中升起了强烈的羞辱与愤恨。
当时在教室当中，除了他以外，在座的全部是日本人，他们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欢呼着，面目可憎，他人的耻笑，却不是鲁迅愤怒的最主要原因。
令他气愤的是，影片中一部分同胞被杀害，另一部分则神情呆滞地注视着，没有反抗，也没有气愤，仿若事不关己，国人对此暴行愚弱的反应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
这便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后来便选择了弃医从文。
他曾在《两地书》当中提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鲁迅清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手术刀的刀锋应当向着人们的思想砍去，否则中国社会引进了怎样“新鲜的思想”，麻木的国人都不会做出反应，都无法真正挽救局面。
他首先要对付的便是这些“封建思想”影响之下，在国人群体中形成的各种“病态的人格”，以唤起民众，改变他们的精神，进而挽救民族。
“看客”们首当其冲
说到鲁迅文章中记忆深刻的角色，人们大多想到的是被封建礼教摧毁人生的祥林嫂；因被“科举制度”驱赶出局而被毁掉的孔乙己；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阿Q等“主角”。
他们耗费了鲁迅大量的笔墨，用来描绘每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格是如何形成或者变化，是因为他们虽迂腐悲惨，却是事出有因的，是可以解释的，是可怜且值得同情的。
实际上，鲁迅最尖利的“手术刀”藏着的位置，并不是在这里，而是此前在“幻灯片”当中“伤”他最深的“看客们”。
鲁迅写看客，不像写闰土或者杨二嫂那样，会写他们在多年前是多么“正常”的一个人，也不会像写孔乙己、祥林嫂那样介绍他们经历了什么才导致的转变。
他笔下的“看客”，只要在刑场等需要他们出现的特殊场合，“随时出现”即可，一如既往地麻木不仁，甚至莫名的阴暗残忍。
鲁迅笔下的看客们“栩栩如生”：
他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一样,向上提着”。
他们“许多张着嘴”“发出豺狼的嚎叫一样的声音”。
他们“如槐茧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鳖头”“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
从《药》、《风波》、《阿Q正传》中，只是单纯“看”的看客，到《祝福》、《孔乙己》、《明天》中，对他人痛苦及死亡幸灾乐祸的看客，“看客”出现的频率，比任何一种特殊人格都要的多。
“看客”看似为“配角”，在鲁迅心中，却是被他认作最想深剜的毒瘤，因为他代表的主体是当时的全体国人。
如果我们把鲁迅笔下的那些“主角”们当作是疯子，“疯子”再多也不容易影响大局，反而是那些看似正常的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像蛀蚀堤坝的蚂蚁一般，阻挡着任何先进思想起作用。
“幻灯片”事件中的“体格健壮”的看客，如果不表现得那么淡漠，奋起反抗，完全能够与之匹敌，也有很大可能获得胜算。
如果不是“看客”，祥林嫂不至于在众人祝福之日死去，夏瑜不至于“光荣牺牲”，中国的革命进步人士的战斗会容易得多，中国民主进程也会因群众合力而有效推进。
“看客”的冷漠，浪费掉的是整个国民应当可以爆发的力量。
如今社会中，活成鲁迅笔下人物占比最大的人，同样也是“看客”，尤其是“麻木不仁”类型的看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
比如面对校园暴力，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就会无形之中成为其中的帮凶；如果在“不知全貌”的情况下，随意站队，很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麻木不仁的看客”更可恶一点的，是咀嚼别人丑闻，寻求心理平衡的看客，他们做“看客”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感觉到了生活的平淡乏味，想让生活起点“波澜”而已。
这些人本质上也不是坏人。
诸如网红“罗小猫猫子”在直播中与粉丝倾诉感情问题，拿出一瓶瓶农药，试图以“自杀”来挽回男友。
围观的观众却抱着“寻点乐子”的想法，没有劝阻，甚至嘲笑着让她“快喝”，她因情绪失控喝下了农药，最终酿成了悲剧。
这些无意识对他人形成“语言攻击”的人，很有可能曾经同样倡导着反对网络暴力，最终却因“看客”的畸形心态，间接的成为了“杀人帮凶”。
还有一些“看客”则是本身就抱有伤害别人的想法，他们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性极大。
比如见不得别人过得好的小市民，在如今攀比严重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讨论着他人收入多寡，婚育与否，从而形成隐形的“舆论限制”，使得他人不得不看别人眼色行事，即使在有不同追求时，也怯懦于这些声音。
年轻人大多会打心底里讨厌这种“油腻感”，在通往中年的道路上，却因为没有达到理想的事业高度，没能过好婚姻生活，个人发展一地鸡毛，而终究变成了看不得别人好的“小市民”。
这些“看客们”在年少时读到鲁迅的这些文章，会惊讶于他们的“冷漠”、“阴险”、“狭隘”，而在经历了成年人的不容易后，不知不觉活成了他们。
成为“阿Q”与“孔乙己”的混合体
成年人的不易，除了让人成为“看客”，还会让太多“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学生们，走向“白领之路”时，慢慢成为了“孔乙己”与“阿Q”混合人格的人。
孔乙己原本是个读书人，本应为上流知识分子，是“穿长衫”的人，与下流世界穿短衣的人们本不应该有过多交集。
可他却因迟迟未能考取功名，又无技傍身，活得连穿短衣的普通人都比不上，只能沦落到如乞丐般“窃书”的地步。
并且因为孔乙己信奉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他主动拒绝成为体力劳动者，“文人”的群体他够不到，“下流世界”他又融不进去，生生让自己成为了无为之人，“多余的人”。
而阿Q则是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人，孔乙己尚会掩饰自己因“偷书被抓”的窘态，阿Q则是习惯了自我麻痹，显得盲目自大。
挨了有势人的打，他总是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打肿脸充胖子。
因为总爱吹牛，阿Q时不时会被老婆打，脸上总会有被指甲挖过的痕迹，朋友取笑他时，他也要保持“精神上的胜利”：
“野蛮人打老婆，文明人怕老婆。你们都是野蛮人，只有我老郑才是文明人。”
言罢，还要给自己再“拔个高”，说自己是“怕老婆的村长”，而村长的委任“不用投票”，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现在很多完成大学学业的学子，在进入职场的时候，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要比体力工作者更具有优势，哪怕在写字楼里拿着低薪，做着毫无发展可言的工作，也不愿意从事体力技术类工作。
他们有着如“孔乙己”一样作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又靠着超前消费、过小资生活的方式，和“阿Q”一样过度美化自己现状，不去睁开眼，客观看待自己的处境，最终因为年龄增大，懂得“梦想实现”无望，才一点点看懂现实。
向现实低头，成为“闰土”
鲁迅未见闰土的20年，闰土经历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多重打压，“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一样”。
曾经怀着梦想和执拗的年轻人们，也在走向中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家庭责任、房贷、车贷的压力，最后变成了一个“懂得规矩”的成年人。
他们会像闰土一样，见到地位高阶的领导喊“老爷”，默认等级的存在，默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甚至默认了自己和别人比较时，更像一个“失败者”。
阿Q是在痛苦的现实世界中，寻求一个“内心的花园”的人；孔乙己是对于过往成绩紧抓着不松手，不愿面对现实，为“信念”而活的人；闰土则是在受重重压迫，向现实低头的人。
阿Q、孔乙己、闰土等人格的出现，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产物，活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现代人，自然在鲁迅的评价标准中，也是需要“改造”的人。
鲁迅想把国人“医”成什么样？
当时的鲁迅之所以迫切地拿这些国民的“劣根性”开刀，是因为他知道，这些腐朽麻木且落后的“传统人”，在面向社会发展时，需要向“现代人”转变。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在他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曾提过“立人”的思想。
“立”什么样的“人”，这种“人”的特征有哪些，鲁迅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著作及言行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部分：
这种人，不能像闰土一样迷信、愚昧、失去独立人格；
不能像孔乙己一样，端着读书人的架子，不能像阿Q那样狂妄自大，死要面子，盲目看高自己，要懂得谦卑；
不能像“看客”一样，对公共事务不关心，持“利己”原则，爱憎之间的界限不分明；
要像《故乡》、《社戏》中的“我”一样，勇于憎恶一切黑暗腐朽的东西，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只有这样的国民，才能真正打破“黑色的染缸”，打破受中国千年来三纲五常的封建礼制文化影响所形成的落后的“众生相”。
当然，为了避免成为“鲁迅笔下的人物”，现代人所需要攻克的课题同样很多。
它不仅关乎着个人，更是整个民族国民素质能否提升，劣根陋习能否修正，人际道德能否完善的关键所在。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是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对于中国青年的期盼，也是不同年龄的国人需要以内心之力坚守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