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51期，原文标题《人间椅子：权力、身份与情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注重营造高品质的生活。人们对设计的追求往往是从家具开始的。而一把设计师椅子是很多人入门之选。椅子当之无愧是与设计勾连最紧密的家具。一部椅子的设计史，几乎就是工业设计具体而微的缩影。人们在椅子上倾注如此多的心血，是因为椅子绝非仅仅满足某种功能的产品，它是关于人的故事。 主笔/徐菁菁
椅子是历史的见证者。1960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电视辩论，肯尼迪和尼克松坐的是瓦格纳设计的圈椅
不只是家具
作为家具博主，新家的装修对于苗露来说自然意义非常。如果要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工程提炼一个灵魂，那么，它是一把椅子。在苗露长长的椅子名单上，闪耀着一连串20世纪设计巨匠的名字。“乔迁之后，一定要买一把他们的名作来镇宅。”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这么想。
今年4月，苗露参观了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巴黎的住宅。柯布西耶所用的家具大多是包豪斯时期的产物。苗露被那种朴素而生动的美感击中了。最后她选择了一把D42魏森霍夫扶手椅（D42 Weissenhof Armchair）。白亮坚冷的钢管弯曲成简洁的悬臂椅架构，温柔的米色藤条编织成舒适的靠背和坐垫，这是包豪斯设计巨匠路德维西·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927年的创造。
苗露把这镇宅之椅放在客厅主沙发的一侧，靠着维纳·潘通（Verner Panton）设计的二手杂志架。有时候，享受椅子的是苗露自己，她喜欢盘腿坐在上面。有时候，她的猫会占据这方小小的领地。两种情形，都恰到好处。
选择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是一场仪式。审美品位包裹着外人无从猜想的私密内心。“椅子不像家具，更像是建筑，它很独立，很完整，它不需要搭配。它有自己的个性，又很稳定，它有很强的自洽性，它是能够拟人化的。”苗露说，她是一个特别害怕孤独的人。从小，她讳谈死亡，这一终极的孤独会吓得她睡不着觉。她无数次想象，自己应以何种姿态面对那个时刻。至少，此刻的答案是：“坐在一把喜爱的椅子上，手抱金猫的安详状态。”一把椅子的拥抱和陪伴，“是的，这听上去很扯，但人到中年，总会痴迷上一些东西，不唾手可得，也不遥遥无期，这大概是所谓‘爱好’，用来和一些不可抗力和解”。
人们总在试图赋予物品额外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少有物件获得的意义能够和椅子媲美：椅腿、椅背、搭脑，我们用人体部位的名字来为它的各个构件命名；它属于我们，又独立于我们；我们依靠它，躲藏在它的怀抱里，甚至直接默认它为人类的分身或映射。
荒诞派戏剧之父尤金·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写过一出代表作《椅子》。孤独居住的老年夫妇要开一个讨论人生真谛的演说会。两人喋喋不休地说着，倾诉对象却只有椅子。越来越多的椅子占据了舞台，原本处在中心的演员则被挤到了边缘。尤涅斯库说，这出戏的主题不是老人，不是人生的挫折，而是椅子本身。他在用“椅子”展示信仰缺失的情境下，现代人狂躁不安、精神无所归依的生存状态。去年，英国艺术家尼格尔·罗尔夫（Nigel Rolfe）来北京待了五天，做了四场行为艺术表演。这些表演几乎都用到了椅子。其中的一场，罗尔夫在美术馆的花园里，放火烧了把椅子。有评论说：“罗尔夫烧了那把中式扶手椅，看到火熄灭之后那伫立在冷风中的椅子残骸，仿佛看到经历各种病痛、垂垂老矣的自己。”
人与椅如此之密切，为何椅子享有这样的“殊荣”？用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前校长约里奥·索塔玛（Yrjo Sotamaa）教授的话说，座椅并非是仅仅满足某种功能的产品，“椅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
201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英国华人社团为女王敬献的礼物是一尊珐琅御座。这把传统造型的欧式座椅主体骨架为铜胎掐丝珐琅，点缀着手工掐出的万朵铜花，历时近5个月反复焙烧，使用200克黄金鎏金。女王特别代表皇家菲尔德勋爵在接收仪式致辞中说，御座精美绝伦，涵义深远，将被收藏于白金汉宫。用椅子为王权献礼，妥帖得当。
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坐在一把王座上。在人类文明史上，椅子曾经是权力的代名词
在人类文明里，椅子生而是权力的代言人。这种家具起源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一带。1924年，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在“王陵之谷”被发现，他的墓中有一件宝座，通体贴有金箔，脚部雕刻成狮足形，扶手上装饰着飞翼、神蛇和王冠。椅背上，白银、方解石、琉璃等材料描绘出国王生前的生活场景，王后正在给坐在宝座上的国王涂抹圣油，天空中太阳神光芒四射。在古罗马，几种典型的椅子只限于规定人群使用：高官座椅（Sella Curulis）归官员们，主教椅（Cathedra）归主教。在共和时期的罗马，一个家庭就餐时要遵循这样的安排：父亲斜躺在长床上等着仆人伺候，母亲坐在父亲旁的一把椅子上，儿童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仆人坐的也是凳子，而且是另外的一张桌子旁。不同的坐具显示出男女、长幼、主仆之间明确的尊卑差别。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威巴·克里根-里德（Vybarr Cregan-Reid）写过一本讲人类生活变迁的书《重大改变》（Primate Change）。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圣经》和3万行长的《荷马史诗》中都找不到“椅子”一词。写于1599年的戏剧《哈姆雷特》中也没有。但到了19世纪中期，情况完全变了。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椅子一词出现了187次。这意味着，人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
威巴·克里根-里德发现的现象不难解释。12世纪至15世纪，即使在极其豪华的住宅中，也很少有两把以上的椅子，能够享用它的只有主人或重要来宾。在当时流行的哥特式设计里，坐椅采用垂直线条，座面下封闭成箱形，座面装有铰链，好比一个带盖的箱子，靠背较高，采用嵌板结构。高椅背强调椅子在空间中的体量感，目的就是让坐在椅子上的人显得威严。这种高背椅常放在大厅正面的高台上，有时上部还装有顶盖，同样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接下来的300年，椅子开始丰富起来。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留下了许多巴洛克风格的椅子，它们大多由山毛榉和橡木制成。木质部位饰以繁多的雕刻并涂金处理，宽大的座面和高高的靠背用带有大型花纹的织锦或天鹅绒包面。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时代，洛可可风盛行，椅子开始变得纤细、轻巧，仿若妇女的体态。它们的色彩娇艳，线脚多用金色，通身雕刻着千变万化舒展着、纠缠着的草叶，还有蚌壳、蔷薇和棕榈。很显然，这些椅子造价不菲，它们不一定勾连某种具体的地位和身份，但都是权势和财富阶层的附属物。
东方的情形大同小异。在高古时期，中国人崇尚席地而坐，在现代汉语中留下了“席间”“一席之地”等词语。游牧民族的用具“马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融入到中国原有的家具系统中，在宋朝成为了—种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具。后世的人们读《水浒》，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哪位绿林好汉坐上了第几把交椅。交椅就起源于马扎，在行军打仗、打猎时供地位高者使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春游晚归图》里，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回府，前后簇拥着10位侍从，其中一位专门为他扛着一把交椅。到明清两代，中国椅子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系统，服务于礼教文化。官帽椅的椅背与座面多呈直角关系，坐椅子的人只能保持正襟端坐。统治者如果希望被尊敬，便要学习接受这种威严的代价。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还亲自设计了一张高椅背、矮坐垫的西式座椅“九龙宝座”放进太和殿，把清政府留存下来的龙椅置换了。
2018年，英国艺术家尼格尔·罗尔夫来北京进行了四场行为艺术表演，椅子是他的重要道具
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拍摄了摄影集《坐在中国》，用椅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凡·高的椅子
美国人类学家戈登·休斯（Gordon W. Hewes）曾经研究了不同文化里超过100种的常见坐姿，三分之二以上都和椅子没关系。坐在椅子上阅读的你可能要问：如果没有椅子，人们如何休息、吃饭，做案头工作？别忘了，蹲着吃饭、蹲着聊天、蹲着等公交车——中国蹲的流行不过刚过去几十年。在今天的日本，住在传统民居里的人们依然盘腿坐在地板上或是跪着吃饭。阿拉伯人习惯盘腿书写，既不需要椅子，也不需要桌子。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想让他们的印度工人从地上挪到椅子上工作，还需要用强迫和命令的手段。
“坐在椅子上”作为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文明传播的结果。到了19世纪末，随着打字机、电报的发明，以及用电的进一步推广，第二次技术革命推进，劳动力市场开始发生变化。办公室文员成为这一时期后半段增长最快的新工作岗位。1851年英国人口普查显示，只有不到4.4万人在做行政工作。仅过了20年，在办公室坐班的人就变成9.1万人，是原来的两倍多。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办公室坐班。而且在整个20世纪期间，还出现了一系列坐着进行的活动，与我们新的工作模式相匹配。19世纪时，读小说变得大受欢迎——随着电影院、收音机、电视机的诞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坐着的活动。“人类世”需要椅子来完成上述所有的“活动”。1895年7月，玛丽娅·斯可罗多夫斯卡（Maria Sklodowska）与巴黎的大学老师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结婚。玛丽娅的信条是：“我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于是，居里夫妇的客厅空空荡荡，只放了两把椅子，一人一把。
脱离权力和财富的定义，进入大众生活，获得“自由”的椅子，价值和意义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更为丰富。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王座
在公共层面上，椅子可以是观察社会变迁的工具。艺术家、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曾说自己是一个“拿着相机的都市人类学家”。2002年，他出版过一本摄影集《坐在中国》（Sitting in China）。1996年他来到北京，在胡同里溜达的时候注意到一类特殊的椅子：有些用残破的椅子改造而成，有些就地取材，用木头、石头、砖头、电线和破布搭成。这些椅子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正经历“下岗潮”，失去工作的人们突然多出许多空闲时间，白天就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聊天、打牌。后来，迈克尔·沃尔夫再到北京来，发现类似的椅子越来越少见了。他说：“随着闲散生活的结束，它们都被清理掉了。”
在私人层面，椅子和个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了。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说，身体是现代人的“最后退隐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稳定的、强大的文化体系中，身体总体上是一种需要控制和约束的对象。而在现代社会，身体成了消费主义文化体现个体关怀的重要媒介之一。消费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衍生，主张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体，要充分地关怀和满足身体的欲望，充分地发掘和推崇身体对于自我的积极意义。身体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创设的一种新的意义，我们从中感受自我、表现自我。
还有什么家具比椅子和身体的关系更为亲近呢？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但很可能，你我在椅子上消磨的时间更多。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有篇短篇小说叫《人间椅子》。一位贫穷、丑陋、卑微，但是手艺精湛的工匠每做完一把椅子就会想象谁会是它的主人。出于好奇，他突发奇想，躲进了一把奢华的沙发椅，变成了椅子的一部分。这把椅子最初被放在酒店的大堂。工匠因此揣摩过无数人的身体：“人类与平日肉眼所见完全不同，是一种奇妙的生物。他们不过是声音、鼻息、脚步声、衣物摩擦声及几个浑圆富于弹力的肉块罢了。”“就算身材再相似，人和人也必定有所差异。”
而相比床，椅子必定有更多的精神性。用日本设计师黑川雅之的话说，坐、卧、行走是人的三种基本状态，分别用来冥想和思索，迎接生死和参与社会活动，“坐忘是首诗，要用身体去聆听”。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间椅子》里，女作家买下了藏有工匠的椅子。在她的书斋里，除了用餐和就寝外，她与他朝夕相处，完成创作，以至于使工匠产生了爱情。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19世纪末，逐渐开始有艺术家尝试把椅子形象融入艺术作品中。凡·高在1888年创作了两幅以椅子为主体的油画作品：《凡·高的椅子》和《高更的扶手椅》。这一年，凡·高和高更在法国南方的阿尔乐市一起创作了几个月。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差异较大，关系不断恶化。凡·高曾说：“我相信高更对美丽的阿尔乐市没有信心，对我们一起居住的小黄房子没有信心，尤其是对我没有信心。”在画作里，凡·高的椅子侧向右面，高更的椅子侧向左面，当人们把两张画放在一起时，就仿佛看到了两个人在对谈或者争论。
凡·高的画作《凡·高的椅子》
画面上，凡·高的椅子放置在白天的自然光线下，而高更的椅子则放置在夜晚的人造光线中。凡·高的椅子质朴简单，坐垫是黄色稻草做成的，上面有一支烟斗。椅子被放置在红色的方块地板砖上，靠近墙壁。地板上还有一只木箱露出一角，里面放着几只洋葱。细心的观画者不难想到，这把椅子的主人是个普通的人，过着朴素的生活，有简单的嗜好。而高更的椅子呢？这把红色的座椅有精心制作的曲线造型，椅面上是舒适的绿色坐垫。椅子上放置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和两本浅色封面的书。在这个房间里，地板上铺着饰满金色花纹的红色地毯。墙壁上的蜡烛发出黄色的光，映照在绿色的墙壁上。不难想象，椅子的主人浪漫、优雅，生活条件舒适、安逸。但事实上，高更一生拮据。当他孤身一人来到阿尔乐与凡·高一起创作时，凡·高的弟弟西奥（Theo）不得不为他支付旅行费用和生活费用。凡·高用两把椅子展现了两位画家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这两幅画完成后不久，两人的友谊即告终结。
社会学家、《公共人的衰落》的作者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说，18世纪，欧洲贵族阶级无论男性女性都喜欢穿精心制作的服装，化很浓的妆，戴浮华的假发。这种时尚的目的，并不是试图表现人的个性，而是要将穿着者的身体固定在某个位置上，表达一个人在社会上恰当的身份。而今天，我们选择一件衣服，更想通过它去回答：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椅子同样如此。某种意义上，椅子可能比衣服更能说明问题——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件衣服，而购买椅子的机会却不多，更需要费尽思量——那张椅子的面料一定要让皮肤觉得最亲和，色彩让人觉得最悦目，安顿身体的方式让人相信最像真实的自己。
而且，衣服有更多的公共展示目的，处于家庭中的椅子则是私密的，更接近于自我剖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得知有人斥资13万元，为新家买下了一把芬兰设计师芬·居尔（Finn Juhl）的酋长椅。我想让他谈谈这背后的故事，不幸被拒绝了。但他的理由让我欣然接受：“这是件很私人的事情。”
凡·高的画作《高更的椅子》
祖父的椅子
几年前，我听过日本设计师青山周平的一段演讲，其中有一个细节触动了我。大意是，他每次回到在日本的父母家，坐在自己儿时用过的书桌前面，看着上面留下的使用痕迹，觉得这就是家的感觉。而漂泊在异乡的旅客，暂居的房子里一切都是新的，没有承载追忆的吉光片羽。
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不小的遗憾和失落，那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绝大多数家具都是上一位主人留下的。在那之后，我开始逐步换掉了其中的一些。我期望替代品们能够足够结实，记载下这个家庭流过的岁月。但同时，我又感到庆幸和慰藉。因为我有一张小小的木椅，棕黄色的油漆已经斑驳，椅背雕刻了一棵松树，下面有一只老虎经过。那是我的外公——一个东阳木匠——亲手给他的外孙女制作的礼物。去年，在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很快就骄傲地宣布，要把这把椅子从远在南方的父母家扛回北京，转赠给她。
一把来自曾外祖父的椅子，啊，多么合适的礼物！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感慨。后来我发现，并不只有我认为椅子是最适合传承的家具。小说《红字》的作者纳撒尼尔·霍桑写过一本童书《祖父的椅子》。为了让美国的孩子们能够理解和记住那些历史上发生的陈年往事和著名人物，霍桑虚构了四个孩子——查理、劳伦斯、克拉拉和小艾丽斯。他们的祖父坐在一把椅子上给他们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也是一把椅子。这把橡木做成的椅子是英国林肯伯爵送给女儿阿贝拉的嫁妆，后来它先后传到了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邓斯特（H-Dunster）、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等名人手里，椅子的主人们都在这把椅子上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什么是椅子？在美食纪录片《贪嘴意大利》里，两个离开意大利50年的大厨安东尼奥·卡卢秋和詹纳罗·康塔多走遍意大利各个大区，他们在旅途中反复追问：意大利人曾经极为看重的大家庭是否还存在？每个家庭里的妈妈、奶奶是否依然掌管着厨房？美食是否还连接着一家人的情感？詹纳罗·康塔多说，一个家庭大餐桌意义非凡，见证了一个家庭所有重要的时刻。“人们在这里哭，坠入爱河，离别，结婚，经历亲人的去世。”
其实，椅子比餐桌更能承载情感。餐桌是公共的，而家庭里总有一些椅子属于某个特殊的人。即使是成套的餐桌椅，我们也习惯于在特定的某一把上就座，把衣服搭在它的上面。久而久之，椅子便足以唤起对一个人的特定记忆与情感。
“从后边看椅子，它就像是父亲的背影。”黑川雅之曾经在书中这样描述他对椅子的感受，“从前边看，它就像是母亲的双膝，仿佛在对我说：‘来，坐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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