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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团购网站】「特写」社区团购众生相:员工拼命加班,菜贩生意受损,农村用户得利

记者 | 佘晓晨

编辑 | 文姝琪

晚上九点,正是盒马鲜生打折的好时候——在上海杨浦区的一个盒马鲜生店里,一群附近高校的大学生围在蛋糕柜旁,其中一人拿走了仅剩的三个蛋糕。

同一时刻,距离这家盒马100多公里的苏州市三元二村小区已经稍显寂静。小区建于90年代,有着苏州最老的菜市场之一。盒马关店的时候,在小区菜市场做生意的马姐和丈夫已经休息了两个小时。每晚七点,菜市场就全部关门了。

冬日的南方天气湿冷、天黑得很早。菜市场收摊后,街道的熟食店也陆续关门。但在夜幕降临之前,三元二村门口的街道会有两三个小时热闹的时间:傍晚五点,住在附近的居民们开始采购食物。到了六点,买菜的人越来越少,马姐开始等待收摊。“今天生意怎么样?”——“还是不行。你看,这么多菜,等会儿都要收起来。”

每天凌晨一点多,马姐的丈夫就要起床,从家里出发去进货。为了方便做生意,他们就近住在离菜市场只有500米的一栋楼里。夜里不堵车,沿着快速路开30分钟,马姐的丈夫可以到达苏州郭巷的一个集贸市场。批发每天的新菜之后,他再回到三元二村,顺路给长期合作的饭店送菜。

开车一来一回后,他们要在三点半开始理货,之后开摊迎接买菜的人。每天中午和晚上,丈夫从家里做好饭送到摊位,她负责卖菜,丈夫则负责后勤。

这也是大部分三元二村菜贩们的日常。但是,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却没人知道。

被挤压的菜贩

这些年,互联网改变了马姐在10平方米不到的工作空间里的生活:她用上了智能手机,卖菜的秤也变成了电子的,还能和摊位上方的屏幕互相连接。此外,带现金的顾客越来越少,马姐的口头禅变成了:“支付宝和微信都行,扫上面。”

但互联网对他们更直接的影响是,马姐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来买菜的基本上是熟客,而且一年比一年少。“以前一年能挣六七万,现在只能赚两三万,今年说不定还会亏本。”和马姐一样,多年前,菜市场入口处的张阿姨和丈夫从四川来到苏州打工,近两年生意格外的差。二十年里,最多的时候她和六七个菜贩共享一个大摊位,如今三个已是极限。

这种巨大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五十岁的马姐很难说清楚。社区团购、生鲜电商,这些名词对她来说都很陌生,她只知道,“网购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去年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一天能有千把块钱的收入。现在一天就只能卖出两三百,最多三四百吧。”对于如今的情况,马姐难掩失望。

生意下滑的同时,需要支付的成本并没有减少。十几年前,马姐在菜市场经营要付的年租金是几百块,现在则是一万六。一万六只是三个小摊位的价格,想要共享一个大摊位则需要花费两万的租金,因为后者靠近菜市场的大门,市口更好一些。

实际上,得益于三元二村便利的交通和密集的人流,菜市场总体经营如常。从苏州1号线的地铁下来之后,步行大约3分钟就可以到达菜市场。

但地铁站也在悄然印证着改变。检票出站后,一整排“食行生鲜”的生鲜柜非常醒目。这家总部位于苏州的企业,采用线上订购、线下智能冷柜自提模式售卖生鲜货品。截至目前,这家公司的生鲜柜已经基本覆盖苏州地铁沿线,设立了超过15个地铁站内公共自提点,同步进行的还有“智慧微菜场”项目。

生鲜柜只是这个菜市场的对手之一。年轻人已经很少做饭了,一进入小区,可以看到饿了么和美团的骑手穿梭在老小区的楼宇之间。附近居民告诉界面新闻,不少年轻人租住在三元二村,很多人在附近上班。

最近的新对手则是来势汹汹的社区团购:一个月前,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平台相继走进了这个小区,菜市场旁边的水果店已经变成了其中一个自提点。水果店店主告诉界面新闻,每天这些平台放在店里的单子大概有20个,大部分是上班族提前订购的,下班之后直接带回家,平台按照1元/单的价格给店主“寄存费”。

艾媒咨询报告预计,到2022年,社区团购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千亿级别。疫情让社区团购这种建立于熟人关系基础上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下半年开始,美团、拼多多、滴滴等平台在社区团购上加大投入,强势进攻下沉市场。

“下沉市场”成为近两年互联网公司的香饽饽。为什么要看中这个市场?互联网的渗透率更低、年龄层次更高、对于价格的敏感性也更高——在一二线城市人口红利已尽的当下,互联网公司们嗅到了巨大的消费潜力。

“打头阵”的打工人

2020年末,“社区团购”成为一个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词语。

大厂和创业公司的社区团购平台像网络一样延伸到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下沉的市场。而负责开发和维护这些网络的一线员工,则是社区团购最早的参与者。

去年10月,张建成为了一名地推人员,任务是帮助美团在重庆找到更多的团长。在业内,地推人员把每天的日常叫做“陌拜”,也就是拜访陌生的商家。每天,张建的任务是陌拜10个商家;更具体的KPI是需要找到3到4个有效客户(也就是那些有意向成为团长的人),如果今天没有完成,就要在本周内补齐。

这些数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对于新手来说并不容易。如果没有达到10个商户的数量,每少一个要被扣20元。张建说,很多便利店的店主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排斥那些卖东西比他们更便宜的平台,很多人还会认为地推是骗子。

上岗的第一天,他帮老手拎包、打下手,一起去便利店、菜鸟驿站挖掘团长。开发一个团长,张建可以拿到160元的提成,但前提是团长7天内的售卖金额要达到350元。“不要以为350金额很容易,平台产品单价比较便宜,一般客单价在十几元一单。客单价低,要人多或者复购多才能达到。”张建说,上岗四天之后,公司才能给他们转正的机会。

在外界看来,作为“打头阵”的人,社区团购平台的地推人员工资高、回报多,吃了不少红利。据腾讯新闻报道,2020年11月底,美团优选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连锁门店、地推公司和人力公司。自11月以来,美团买菜、美团优选大幅提高了在拉勾网、BOSS直聘等网站对地推人员的招聘力度。张建告诉界面新闻,为了扩招BD,美团找了很多中介,做满15天后介绍人可以得800元现金,做满30天可以拿到1000。

但到了后期,各个公司竞争愈加激烈,很多地方都被开发完毕,地推人员的压力随之加大。“你要一边挖掘新客户,一边担心团长能不能达到350的标准,达到才能拿到提成。要想达到目标,还得花时间动员团长拉人、宣传,或者干脆自己运营群。”张建认为,地推的工作“没有偷懒的可能,甚至要加班。”

而对于张建们来说,工作时长是无法控制的,“996”是常态。通常,张建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再回公司开会,经常到晚上9点也完成不了当天的目标,“没完成的要去抄话术”。另一方面,地推工作的开销也很大。除了自行解决一日三餐之外,通勤、电话费,这些都需要自己承担。

在地推工作中,极高的流失率已经是行业默认的事实。没干多久,张建便离开了美团,去了另一家社区团购平台做团长。离开之后,他发现,之前的同事们已经在向区县和村镇进军,晚上10点开会、凌晨12点工作都再正常不过。张健说,“能做2-3个月的都算是非常能吃苦的了。”

谈及离开的原因,张建认为,地推工作无法做长久,“公司开发完市场后就会抛弃你”。他曾听到BDM(商务拓展经理)亲口说,美团社区团购未来的计划,是像外卖一样“送货到家”。并且,地推人员无法同时担任团长——这意味着,地推工作中积累的资源都和自己无关。

视野之外的受益者

除了带去冲击,新的模式同样也让一些主流视野之外的人群受益。

一年多以前,一家社区团购平台进入了湖南邵阳县的诸家亭乡长铺村。这是一个不算发达、甚至有些落后的村庄——如果要买菜,长铺村的居民需要花2块钱坐班车去镇上;淘宝的快递则至少需要五天的运输时间,而且只能送到镇上。

几年前,李成从外地的大学毕业,现在回到家乡做基层工作,对村庄的变化感触颇深。长铺村的大部分人口是中老年,对他们来说,交通出行还是一个较大的难题。李成家所在的地方靠近省道,门口的路至今还是砂石路;再加上隔壁镇修了高速路,省道通行的车就更少了。

社区团购进入村子之后,当地人已经习惯提前一天在平台上下单,第二天前往村里的小卖部提货。村民们开始在网上购买家里没种的蔬菜、生鲜,还有那些小卖部买不到的“好东西”。虽然小卖部已经开了很多年,但卖的东西无非是油盐酱醋和小零食,和镇上的超市还不能比。

“提到社区团购,大家只会说城里出门没几步的菜市场,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农村人口怎么第一时间买到全国各地的生鲜食品?”李成甚至认为,社区团购的模式会是一场改变农村生活的革命。

在城市上演百团大战、网约车之争时,农村人口鲜少成为互联网公司竞争的主体。这个市场的特征是人口密度低、老龄化程度较高,效率至上的互联网公司无暇顾及。但现在,由于城市人口红利已被吃尽,村镇居民对价格的敏感度更高,社区团购平台们纷纷瞄准了后者。

除了低廉的价格和便利性之外,社区团购之所以能在下沉市场得到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熟人关系。在一二线城市中,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便利的互联网条件消解了熟人社会形成的条件,但在以镇和村为单位的地域,熟人圈子依然存在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在城市中,团长和群里的用户可能来自于一个小区,但并不互相认识,而在同一个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互相知晓。

李成家附近的自提点就是村里的小卖部。社区团购平台进入之后,小卖部店主自己建了一个微信群,目前群里已有143个人,大部分都是一个组的同乡(在长铺村,各个家庭又被划分成6-8个组)。在这个湖南的村子里,社区团购平台建立的自提点十分密集,李成告诉界面新闻,“基本上一个组有一个自提点,不到一千米的范围内就有一个。”

和城市里的团长不同的是,村里的小卖部店长并不懂得运营,也很少在群里推荐商品。但是,他积累的同乡资源也被平台的竞争对手们盯上——最近,小卖部店长开始分享其他平台的链接了。

每个个体都应被关照

社区团购依然在争议与风口中前行。

它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公司为了争夺流量,从线上转入线下,决策者们不断更新着开疆拓土的速度。他们的核心原则是:用最高的效率,赢得长期的胜利。

它同样也推进了供应链的改革与日常生活的变化,从长铺村的例子来看,社区团购的扩张伴随着物流的开发,“网上买菜”也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此外,生鲜电商部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蔬菜从供给端到菜贩手中,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商。越是下沉的城市,产品的流通会有越多的环节,从而产生更高的差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聂辉华曾向界面新闻表示,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对上游进行整合,与个体相比,它对上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

实际上,社区团购兴起于2016年,疫情加速了这一模式的发展。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12月,社区团购项目明确公开的融资金额已达到165.3亿元,比去年多出100多亿。2020年下半年开始,巨头的加码搅动了整个行业,阿里、腾讯、京东、滴滴、拼多多和美团悉数入场。

去年7月,美团正式成立社区团购部门,12月“美团优选”正式上线;在拼多多,社区团购成为高层强调的重点业务;6月上线“橙心优选”之后,滴滴在三个月内将业务拓展到四川、广西等7省市。

目前,社区团购市场集中在上述互联网公司和“老玩家”手中,例如兴盛优选、同程生活和十荟团等。但老玩家们的背后也都有巨头的影子:十荟团的三轮融资都有阿里参与,兴盛优选则背靠腾讯,近期又获得了京东的7亿美元战略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剑指参与这场竞争的互联网巨头。评论指出,互联网公司“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近期,社区团购行业再次受到监管的重视。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组织召开了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会议发布了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针对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对公司进行规范。

这无疑给各家企业敲响了警钟。美国学者尼尔波斯曼曾在《技术垄断》中对技术产品进行过概括,他认为,“人们接触到各种先进技术的产品,其运行的原理只有少数专业人员能清楚,我们敬畏高科技,在心理上却和这些仿佛有着独立生存规则的日常事物拉远了距离。”在他看来,效率至上派生出的官僚主义,使得人仅对效率,而不是其他的个人负责。

在商业背后,个人的体验不尽相同。从张建的经历中,商业带来的新机会足够新奇,但也让他失去了个人的时间;而在李成所处的湖南村庄,社区团购又让村民们感受到技术产生的便利。与此同时,对互联网的入侵束手无策的“马姐们”,同样是社区团购背景下的典型样本;而近几日不幸去世的拼多多员工,更是这个时代“效率至上”的牺牲者。

资本与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便利与秩序,但在大厂加速跑马圈地的今日,警惕“技术垄断”,关照技术背后的普通人至关重要——毕竟个体的生活最终才会构成历史的脚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建、李成为化名)

(如果你对本文有什么看法,欢迎添加作者微信交流:Charlotte-007)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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