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油郎榨油机】新生茂记铁工厂的往事

新中国建立前后，哈尔滨道外有好多街路都改过名字，原许公路改成了景阳街，正阳大街改成了靖宇街，光复胡同改成了建新街等。但有三条街即便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月，也没有改过名字，这三条路就是南马路、中马路、北马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马地区”。

上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的开埠通商，城市人口骤增。由于三马地区地势平坦，离码头又很近，又有铁道专用线，一批与民生相关联的粮米加工厂、榨油厂、酿酒厂等民族工业和外商企业，纷纷在三马地区落户，同时也拉动了与这些产业相配套的维修、机械加工、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一批由民族资本投资具有一定规模的铁工厂，如裕成源、聚兴成、东兴、新生茂记、振兴等也在此开办，使这里逐渐成为民族工业产业的聚集地。

据居住在此地的老人回忆，当年从许公路与承德街一带有个三角型区域，这里的南和街、南平街、南安街、南康街有不少规模不等的铁匠炉，洋铁铺，铁加工厂等，每当从那里经过，院子里就会传出机器的马达声，鼓风机的风鸣声，叮叮当当地打铁声，空气中还散发出浓重的炭烟味，作坊的生意显得十分红火。加上附近几条街店铺林立，人流不息，工商业甚是繁荣。

唐国琏

为了探寻三马地区民族工业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我采访到一位当年就在此地出生，父辈曾在这里开办过新生茂记铁工厂的唐立斌先生。唐先生生于1939年，1959年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是三马地区第一个考入哈医大五年制的本科生，毕业后在黑龙江省级医院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深受患者信任的医学专家。我请他给我讲讲家族产业的故事，以便从中进一步了解三马地区民族产业发展的过程。

他说：“我祖籍是大连的旅顺，先祖曾在清代水师营任职，所以家境比较殷实。父亲唐国琏从小就读私塾，那个时候旅顺先后被俄国人、日本人占领，受环境的影响，他能说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并能借助外语字典阅读他所喜爱的机械方面专业书。民国初年，我父亲离开家乡来到远东最大的商埠城市哈尔滨，准备在这里干一番事业。经人介绍，他进入道外南马路祥泰铁工厂学徒。祥泰是当时三马地区规模较大的铁工厂，技术力量也十分雄厚，家父有文化，还会外语，又肯吃苦，几年下来技术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工厂的技术骨干。1929年他听说位于珠河县（今尚志市）一面坡的中东啤酒厂需要机械师，便决定去试一试。他找到祥泰工厂老板王秀江，提出自己的想法，王秀江是个开明的老板，很喜欢年轻人这股子闯劲，不但应允他的离职，还为他写了一封担保书。

“家父拿着担保书来到一面坡啤酒厂应聘，经理杨连山一看是祥泰老板推荐过来的人，二话没说，便写上‘同意试用’。父亲凭借着娴熟的技术，踏实的作风，很快就被录为正式机械师。俗话说，‘能力弱遭人欺，能力强遭人妒’，当时厂里还有个波兰籍机械师耶利斯基，看到家父受到老板的重用，担心自己的饭碗丢了，就时不常的下点‘绊子’，不是往机器里扔个钉子，再不就是塞个螺丝帽。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父亲一开始还能容忍，觉得他背井离乡这么老远跑到中国打工也不容易，自己把机器修好也就算了。但家父的宽容并没有感化他，以为中国人天生软弱，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找老板杨连山和机务长郎广庭，对他们说，我在前面干，他在后边捣乱，我个人名誉受点损失没啥，厂子动不动就停产，受损失的是你们。他这么干被我抓住好几次了，再这样下去，我没法干了，留我留他你们决定吧！杨连山一边安抚家父，一边下令辞退了那名波兰机械师，才使这件事得到平息。

“1932年，啤酒厂被日本人接收，父亲精神上十分压抑，特别是小鬼子监工动不动打骂中国人，让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次在检修机器时不小心将手臂划伤，他就借口提出辞职。杨连山和郎广庭十分同情他的境遇，不但同意他走，还拿出一部分资金入股，支持他回哈尔滨创业。

“父亲回到哈尔滨在当时南马路17号租了厂房，开办了一家名叫新生茂记的铁工厂，还从日本进了四台机器设备，专门生产汽水机、榨油机、啤酒机和一些零部件。当时老鼎丰食品厂生产汽水的机器就是由我们家厂子生产的。特别是那四台从日本东京购进的能加工一丈二长丝杠的设备，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家父懂技术会管理，生意一度十分红火。由于他一贯坚持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工厂的口碑一直很好，在三马一带很有影响，与南坎汽水、老巴夺卷烟厂、哈尔滨鸡鸭公司（哈肉联厂前身）、天兴福制粉厂都有业务往来，按现在的说法是淘到了第一桶金，实现了他创业的梦想。

“那个时候的资本家，并非都是想像中的那样穿金戴银，吃山珍海味、抽大烟，娶姨太太。父亲生活很节俭，从不乱花钱。他每天生意很忙，很操劳，但和我们吃的是一样的饭。那时候我们小，就盼着过年，因为过年了，我们才能吃点好吃的，做一身新衣服。家父把挣来的钱都投到厂子里，想办法把工厂的规模做大。尽管父亲很节俭，但有一种钱父亲是肯花的，那就是供我们读书，他认为有国才有家，有文化、有知识，国家才能强大，才不受别人欺负，不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兄妹五人中有四人相继读完了大学。再有就是父亲对工人特别好，除了按时发放工资，每月让工人免费洗两次澡，理一次发，夏天还带工人去帽儿山等处去郊游，年终岁尾还有红包。到了1941年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出于战争的需要，将钢铁列为限制物品，甚至连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像沙纸、棉纱都要统一配给。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开展‘金属回收’运动，连边角料都强行征收。工厂没了原料处于瘫痪状态。这时候，家中又遭横祸，当时粮食供给不足，许多工人吃不饱饭，父亲就偷偷从自己参股的制米厂购进了一些高粮米救济工人。结果这件事被人告发了，那时候私自买卖粮食就是‘经济犯’，是要坐牢的，警察不由分说地将父亲关进了牢里。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从来没进过‘局子’，在里边听到受刑人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最后家里花钱托人把父亲保释了出来，这才逃过了一劫。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了哈尔滨。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工厂得到了迅速恢复。我父亲一辈子没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不信奉任何宗教，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民主联军是人民的军队。当他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第四野战军急需六○炮时，便带领工人加班加点生产造炮，按时完成了支前任务，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新生茂记铁工厂被定为‘守法户’，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1956年全国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新生茂记铁工厂是父亲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创下的一份产业，工厂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很难割舍，就这么让他把工厂交出去，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当时我们兄妹几人都在上大学，组织上就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回家做父亲的工作，把工厂交出去。在那个讲政治的年月里，我们都在要求进步，为了不耽误几个孩子的前途，父亲接受了公私合营，他还继续当厂长。组织上给父亲定的月薪是120元，这使他深切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暖人心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身体原因，他辞去职务，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