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拉】“疯狂的毛拉”之问：索马里乱局，是谁的错？

1920年1月21日，灼热的太阳仰望天空，索马里平坦的大地一览无遗。

他和其他苦行僧高层以及土耳其顾问一起坐在阳台上，凝视着堡垒外遍布荆棘丛和白蚁丘的荒野。

哈桑身高约1.83米，肩膀宽阔、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深黑色的眼中目光深邃，常年经历战斗与风沙吹皱了他的脸颊，下巴上胡乱生着一蓬浓密的灰白胡须。

单从穿着，他似乎不像一位让英国人闻风丧胆的索马里圣战领袖、萨义德、苦行僧国王、诗人，他戴着穆斯林穿透头巾，满是补丁的棉质长袍映衬着他所推崇的苦修与俭朴，腰间悬挂着传统武器“比拉奥”短剑以宣示武勇和权威，一个仔细的观察者，会从他那威严而又果决的面部表情中看到神经质的掣动。

助手们的高谈阔论让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他记起1913年在杜尔·马杜巴（Dul Madoba）发生的事情，在那座索马里的黑山取得辉煌胜利以后，英国人已被压制在索马里的沿海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再次警告英国人，苦行僧“会像暴风雨中的迅雷，轰隆隆地咆哮”，他们的确轰隆隆地咆哮了整整二十年。

19世纪，英国、法国、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任意签订条约调整彼此边界，却把与之毫不相干的索马里族群分割到各个政权治下，这种行径激使索马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抗。

哈桑掀起的“苦行僧运动”是索马里民族起义中最浩大的一篇，他愤怒地向英国领事致函道：“现在是你们选择的时候了。如果你们要打仗，我们奉陪；你们要和平，那就缴纳罚金”。

英国厌恶地形容哈桑是“疯狂的毛拉”（Mad Mullah）并出动大军围剿，在非洲之角发起了四次军事远征，害怕境内索马里人揭竿响应的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也联合英军追捕毛拉，但总是被他突出重围。

他的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他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无情、可怕的复仇和残忍，还有一种诗意的声音，这种声音至今仍在那些崎岖的山峦和沙河中回荡着宣告痛苦的蔑视，激励着或感染着每一代索马里人。

此时，这片土地已经经历了20年的杀戮和流血，外国人把仇恨的种子埋在部落之间，在数十年殖民统治后，英国人撤出内陆的权力真空非但没有让部落团结起来，反而让他们因为宗教、种族、贫富分裂成更多小部落。

索马里的腹地一片混乱，所有人都把劫掠他人当做生存之道。他们劫掠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牛、羊，尤其是骆驼。骆驼是他们的财富、骄傲和生命，一个失去骆驼的部落就失去了生计，但流血却是掠夺和得利必然的附带条件。

现在，由于生存的必要性，恐惧和复仇在这片土地上蔓延。骆驼必须重新获得，流血必须加倍报偿，失败者将会挨饿受死，胜利者为守护财富战栗不已。

毛拉的目光越显坚定，这不是他起义的目的，或许只有将殖民者彻底驱除出这片土地才能真正赢得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一阵轰鸣声打断了他的思索，当看到六只铁鸟从高空中飞近时，麦迪什堡垒中的人都有些不安。

毛拉焦急地询问他的顾问，一些人猜中了真相，但由于害怕死亡而迟疑不肯说出他们的猜测，但有的顾问认为他们是真主的战车，来将毛拉接上天堂。土耳其人说这是伊斯坦布尔的新发明，是为了告诉毛拉苏丹在一次大战中的胜利……

然后，第一枚炸弹落了下来，疯狂的毛拉似乎失去了他的魔法。

这是英国殖民者的第五次远征，也是英国空军在非洲的第一次轰炸行动，但毛拉还是逃过一劫。

尽管最后他在又一次重振旗鼓的逃亡中病故，但他打破氏族壁垒的民族起义大大振奋索马里人，令其看见全索马里人共同建国的可能性。

骆驼、牧民与水源

毛拉属于达罗德部落的奥加登氏族分支，1856年出生在索马里北部的基里特。在1884年至1960年之间，该地区被称为英属索马里兰，殖民者将之美化地称为“保护国”。

索马里，是一片被黄沙侵蚀的巨大迷宫，骄阳烈日没有一刻不在喷薄出怒火，沙丘、海岸与峰谷绵延在63.77万平方公里的非洲之角，骆驼刺的根茎和白蚁丘的通道纠结在一起，渲染出一张巨幅的米色、棕色和黄色地毯。

沿海地区几乎没有植被，沙丘覆盖面积如此之大，让索马里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似乎不可能有人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生存。毛拉曾作诗写道：

“新风拂过大地，总教人难以呼吸；白昼升起、沙尘迷离，远处的咆哮来自饥饿；雄狮怒吼、亮出利爪，战斗的血液来自英豪；但炽热的火焰来自炎热的风。”

在内地，平均900米的海拔允许草地、风箱树和相思树在高地斜坡上生长，让放牧成为可能。荆棘灌木丛和沉香为抵御攻击提供了掩护与伪装。茂密的树叶与许多干涸的溪流接壤，提供了坚实的树荫和更大的隐蔽性，平时枯竭在雨季承载降水。

英属索马里地区约6.9万平方公里，通讯仅限于骆驼道和古老的沙漠小道。当地水资源匮乏，水井通常相距30至50公里。唯一有利军事行动的时间是11月至4月，那时东北季风会带来凉爽和降雨。

在20世纪初，这个地区有大约30万游牧民家庭，却有100万只骆驼。对索马里牧民来说，没有骆驼就无法生存，与之为伴是他们传承千百年恒久不变的生活方式。

自阿拉伯人第一次跨海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索马里几乎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国家，大大小小的氏族以部落的形式聚居，恶劣的自然条件磨砺出这些游牧部落保守、骄傲且英勇的个性，英国人评价：

“他们拥有巨大的个人勇气，战斗激烈时不惧牺牲、侦察敌情时神出鬼没、长途行军时异常坚韧、身处逆境下乐观积极，还拥有合理的骑术和枪法。”

索马里人的坚韧充满传奇性：1912年，一个索马里人爬到了柏培拉，腿上受了枪伤，一根长矛刺穿了他的身体。当医生第一次探查时，病人气喘吁吁地说：“别担心，但是请检查一下枪伤，我笑的时候会疼。”

英国人认为柏培拉只是“亚丁的肉店”，对于他们来说，对索马里唯一的关切是通过索马里的港口为英属亚丁殖民地定期供应肉类。

这里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可以向投资者、实业家或殖民主义者带来回馈。因此英国财政部不愿为该地区提供更多资金，仅仅通过在主要水源地扶持亲英的牧民部落来满足亚丁的肉类需求，这一政策无疑挤压了其他部落的生存空间。

索马里游牧民面临着生存空间与饥荒的双重压力下，英属索马里却报告说，由于该地矿产资源和乳香，生皮和绵羊的传统贸易，它成为少数几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地区之一。

同时，埃塞俄比亚君主梅涅勒克二世利用英国的自满情绪，派遣武装团伙掠夺并占领奥加登，迫使英军撤出该地区，并重新签订边界协议，两国从来也没顾及过索马里奥加登人的感受，英国人也没有保护他们的“保护国”。

几百年来，索马里奥加登氏族的牧民在崎岖的高原和沙漠上过着游牧生活，在日常追求野生植物和淡水的过程中，骆驼驮着财物和主人一起漫游。放牧生活中最关键的，莫过于草原与河谷，然而这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却逐渐被埃塞俄比亚以及英国殖民者所窃据。

因此，有人拿起反抗的武器愤怒地对他们说不！

宗教、民族与边境

最初，毛拉本没有同英国交战的愿望，他的主要敌人是埃塞俄比亚。

毛拉是奥加登酋长阿卜杜勒·谢赫的长子，他的母亲蒂米罗·萨德属于杜巴哈安特部落的阿里·吉里氏族，两个部落因联姻而结盟。毛拉的祖父哈桑·努尔在杜巴哈安特附近扎根，并在当地建立了几个宗教中心，致力于敬拜真主。

一个游牧营地可能被荆棘丛围成的篱笆所包围，以避开捕食者，动物也被饲养在荆棘丛制成的畜栏中，营地内的祈祷区用一圈石子隔开。

索马里牧民居住在被称作“门达尔 ”的圆形小屋里， 框架用木杆或藤蔓制成，覆盖上泥土、粪便和骨灰的混合物，顶部覆盖着宽阔的圆锥形茅草屋顶，房屋里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装饰性陶器、葫芦或编织品。

毛拉在杜巴哈安特的牧民中长大，他们是优秀的放牧者和战士，擅长放养和驾驭骆驼以及马匹。年轻的毛拉将他的外祖父萨德·莫甘视为偶像，他曾是一位高明的战士酋长。毛拉向他学习战斗和骑乘技巧，同时向祖父学习伊斯兰教义。

在十一岁的时候，毛拉已经学通了《古兰经》的“心脏”，于是被称为“哈菲兹”，这来自于先知穆罕默德对弟子的嘱咐,人的物质心脏将停止跳动时,用《古兰经》的精神心脏补救,就能驱逐恶魔,使临终人携伊玛尼归主。

毛拉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并展示了一位有前途的领导者的所有素质。1875年，他的祖父去世令他郁郁不欢，那时他已担任《古兰经》讲师两年，但仍对伊斯兰教义如饥似渴，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并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游学许多著名的伊斯兰学习中心。

1891年，他与一位奥加登氏族的女人结了婚，之后直接卖掉了妻子带来的牧群，并去柏培拉继续接受教育，毛拉师从过多达72名宗教老师，并且偶然地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那里学习了拉丁语。他还阅读了凯撒原著的《评论》，在随后征战中使用了其中策略。

三年后，毛拉20岁时与两位叔叔和其他十一位同伴前往麦加朝觐并呆了一年半，今后每隔四年都会再去一次。他在麦加接受了苏丹神秘主义者穆罕默德·萨利赫的教导，学习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

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用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作为改良、复兴宗教与社会的动力，以消除腐败，纯洁信仰，清除外来影响，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文明体系理想文明体系。

然而，与后来启发基地组织的瓦赫哈比派提出的那些苛刻而毫不妥协的天性相比，萨利赫的教义更加提倡奉献精神也更加温柔。

在这种思想引导下，除了接受了非常严格的灵性训练并受到民族主义观念的冲击，毛拉也真正下定决心在索马里传播该派教义，他知识渊博、巧言如簧，总是能用诗意语言调动情绪，索马里人称他为“赛义德”或“大师”。

然而在朝圣回国的途中，他对外来者的厌恶之情更上台阶。

当毛拉在柏培拉准备下船时，一个英国军官拦住他们收取过境税，毛拉愤怒且憋屈，他告诉那家伙：“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要付钱给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土地。” 其他索马里人恳请军官不理他，因为他只是个“疯狂的毛拉”。

仇恨种子却就此埋下。然而毛拉还来不及郁闷，就在柏培拉再次碰壁了。作为印度洋的转运中心，这处沿海港口城市比之内陆更加富裕安宁，当地人对伊斯兰原旨教义充满了抵触，他蓬头垢面，自己都得接受施舍度日，毫无说服力的传教反而因为他对当地人西化生活方式的批评而遭受辱骂。

1897年，他只好离开柏培拉回杜巴哈安特。归途中，在一个叫做迭穆勒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些索马里人，他们正在接受基督教传教士的照顾和宣教。当他询问他们的氏族和父母时，索马里的孤儿回答说，他们属于“（天主教）圣父氏族”。

这个答复再次使他感到震惊，因为他感到“在他的国家，基督教的霸权无异于破坏了他人民的信仰”。尽管基督教传教士似乎喂养和教育了这些饥饿的孩子，却不仅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还使他们去部落化，这是对索马里人所珍视一切文化的断根之举。

然而，直至此时，毛拉仍未想过武装驱除英国人，他一心只想收复奥加登被埃塞俄比亚侵占的土地。

武器、开战与游击

为了对抗埃塞俄比亚，他首先要获得武器。

1899年，一些英国武装部队士兵遇到了毛拉，并向他出售了官方配枪。然而当被问到枪支丢失的问题时，他们却向上司撒谎说毛拉偷走了武器。

3月29日，英国副领事给他写了一封非常严厉并带有侮辱性的信，指责他从营地偷了枪，并要求他立即归还。这让毛拉很生气，他简短的答复驳斥了这一指控。

毛拉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入侵者上，但是这一事件使他与英国也发生了冲突。毛拉在他的几首诗和演讲中说，英国人异教徒“摧毁了我们的宗教，使我们的孩子成为他们的孩子”，并且基督教与英国同盟的埃塞俄比亚人一心想掠夺索马里民族的政治和宗教自由。

此时他已进入内陆，居住诺加尔山谷他母亲的部落中。在这里，他很快就成为“国家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反对所有基督教徒入侵。”他发布了一项宗教法令，任何不接受索马里统一目标并且不在他的领导下战斗的索马里人都将被视为叛徒。不久之后，毛拉就被英国宣布为非法。

他从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其他伊斯兰国家获得武器，任命了负责索马里不同地区或部门的部长和顾问，并呼吁建立统一与独立的索马里。

此时，毛拉开始组织他的义军战士。他称之为“苦行僧运动”，苦行僧具有本质上的军事特征，仿照萨利赫亚兄弟会塑造，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大的凝聚力。

毛拉威胁要把基督徒赶入大海，并向驻扎在该地区的英国士兵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时他已聚集起1500名骆驼骑兵，绝大多数装备着传统的长矛与弯刀，只配备了20支现代步枪。

毛拉还派人去也门伪装侦察英国的军事活动，并向全国派遣使节，呼吁索马里人民加入他的运动，许多穷苦牧民纷纷响应。

1900年，埃塞俄比亚为逮捕或杀死毛拉组建了远征队，抢劫了穆罕默德·苏伯和奥加登部族的大量骆驼。为了回应呼吁，毛拉于当年3月4日反袭了吉吉加的埃塞俄比亚驻军，并成功地夺回了所有被掠夺的牲畜，这次成功行动使毛拉名声大振。

三个月后，毛拉突袭了亲英的北部索马里氏族埃德加勒和伊萨克，掠走了约2000头骆驼。他从埃塞俄比亚人手中抢回被掠夺的牲畜方面素有声望，加之富有感召力的演讲能力，便在奥加登地区获得无可争议的权威。

为了巩固与周边部族的联系，毛拉甚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穆罕默德·苏伯的一位酋长。但却遭到穆罕默德·苏伯另外一位首领侯赛因·赫尔西·达拉·伊列奇的不满。

伊列奇不满毛拉的独裁统治，密谋杀害他，但密谋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毛拉，他成功逃脱了，但他的总理和舅舅阿巴斯却被密谋者杀害。

几周后，穆罕默德·苏伯向毛拉派出了一个由32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但他报复性地杀死了代表团中的所有成员。惧怕复仇的伊列奇开始寻求埃塞俄比亚人的帮助，而苦行僧却退居至诺加尔山谷。

毛拉对待亲英的北索马里牧民毫不留情，无情地掠走他们的骆驼和牛羊，让他们感到恐惧。他继续袭击那些手无寸铁的部落，直到他们陷入贫困，并因饥饿而被迫加入他的行列。

1900年底，埃塞俄比亚国王梅涅勒克二世提议与英国联合采取行动剿灭苦行僧。英国派出斯韦恩上校组织了一支1500名索马里士兵的部队，由21名欧洲军官率领。最初苦行僧部队有些措不及防，英军兵通过拉斯·多里出其不意地到达海思山脉，从三面突袭了苦行僧的部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给当地的伊萨克部落撑起了腰板。

随后，他们于1901年5月22日从布尔科出发向南方进发，准备歼灭毛拉的主力，一支由15000名士兵组成的埃塞俄比亚军队也从哈拉尔出发加入了英军，企图击溃20000名苦行僧，然而他们却始终只能跟在毛拉后面吃灰。

1901年6月苦行僧军队给他们的敌人：埃塞俄比亚人，英国人和意大利军队造成了沉重损失。毛拉知道步枪和马克西姆机枪的威力，因此不会被拉到空旷处，而是缩进灌木丛中生的山谷，隐藏在掩体中朝着敌人骑兵们猛烈射击，双方陆续在基里特，萨马拉，韦拉赫德，阿纳哈迪格利，库吉拉德和费迪丁发生交战。

但苦行僧军队完全是在以命博命，除了数不尽的牛羊，人员也损失惨重。主力部队起初约有7000名骑兵，其中1500人有步枪，7000名长矛步兵，第一次远征后减少到只剩1200名骑兵和6000名矛兵。

随着干旱缺水以及交通混乱，远征军队的士气无可避免地下降，只能眼睁睁看着毛拉往意占的穆杜格地区撤退。与此同时，苦行僧的反抗继续在索马里各地蔓延，1902年5月至1902年9月，他们再次增兵，人数达到12000至15000之间。

同样，在布尔战争结束后，英国也聚集了更多的部队，斯韦恩现在拥有2400名士兵，立刻向埃拉贡地区乘胜追击，然而毛拉却指挥苦行僧巧妙地在灌木丛中设伏，在树叶和荆棘中能见度通常低至5码，很少有人可以看到超过六个同伴，英军随时都会遭遇冷枪袭击，却抓不住敌人的衣角。

尤其是在10月初遭遇的伏击战中英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名军官战死，损失达100人以上，虽然在机枪弹幕中苦行僧军队的损失是他们的十倍，但这种用血肉之躯以死换死的战术却让英军胆战心惊。

战后，毛拉已再次撤回意大利领土中。远征队已掠夺了足够的牲畜来弥补忠诚部落遭受的所有损失，第二次远征就此结束。

但英国人的主要目标还是没能完成，苦行僧运动反而越演越烈。他们没有占领城市、没有堡垒、也没有土地，让英国人无从找寻确切的军事目标。

多年后，有历史学家形容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如同狮子与苍鹰的搏斗，苍鹰总在高高的空中翱翔让狮子无迹可寻。更可怕的是，即使抓扯下羽翼，苍鹰总能以极快的速度恢复元气。

反击、胜利与空袭

英国人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抉择，进行另一次远征或采取防御姿态等待事件的进展。

这时，毛拉给英国高级指挥官致信道：

“我们没有要塞，没有房屋，没有国家。我们没有耕地，没有金银供您取用，从我们这里可以得到的只有战争，没有别的。我们在战斗中遇到了你们的人并杀死了他们，我们对此欢欣鼓舞。我们在战斗中败下阵来的人赢得了天堂，神明为我们而战。如果你希望战争，我会很高兴。如果您希望和平，我也很乐意。但是，如果您希望和平，那就离开我们的国家。如果你想战争，那就留在原地。”

这封信件被英国人视为战书，他们只从中读出异教徒叛军的挑衅。1903年4月，第三次远征队开启，这次意大利人为英军大开绿灯，使他们可以任意通过意占索马里东海岸奥比亚（Obbia）港从三方向毛拉发起进攻，另两路分别从北部和西部封锁他的逃生线路。

毛拉在贡布鲁设伏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胜利，打开了向北逃窜的缺口。用超过2000人的伤亡数填补与英军部队机枪的差距，以10:1的阵亡比获得一场血胜，英军侦察部队8名英国军官，2名印度军官和187人近乎全军覆没。

此后他借助一场猛烈的雷暴雨，绕开围追堵截的三股力量，逃到回英属索马里的诺加尔山谷。五月和六月，联军在诺加尔与毛拉军队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冲突，尽管苦行僧部队再次遭遇重创，但他们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粉碎了被围剿的命运。

英国军官拥有高素质的部队和强大火力，还携带着世界上第一批自动装填机枪，但狡猾的毛拉巧妙地利用了地理优势和他对该区域部落历史、文化和愿景的深入了解，他在索马里建立起广泛的部落同盟，并笑到最后。

毛拉和他的游击部队躲进山洞，从死去骆驼的尸体取水，在黄沙漫天的沙漠穿越中幸存下来，并采用了各种让现代特种部队叹为观止的生存技术，总是在不经意时杀得英军措手不及，第三次远征宣告结束。

重回故土的苦行僧部队让英军坐立难安，他们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四次远征，这次远征由查尔斯·埃格顿少将指挥，几乎动用了一个山地师，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为了封锁毛拉的海上通道，还动用了2艘巡洋舰以及1艘运兵船，这是因为毛拉占领了意属索马里的伊利格港获取物资和武器弹药。

英国人从西部挺进，但苦行僧部队拥有着巨大的战略纵深，随时可以选择游击，战斗或撤退。

埃格顿决定通过占领埃塞俄比亚边界直至奥比亚的所有水源地将毛拉限制在北部。他们再次与埃塞俄比亚及奥比亚苏丹达成协议，只给毛拉留下一个缝隙可以向南逃脱，那是一片128公里宽的无水沙漠。

1904年1月9日，埃格顿在吉达勒平原狙击了1000名苦行僧，毛拉的部队顶着大炮和机枪的轰炸近40分钟，他们爆发出“狂野的叫喊声”以小规模突围，一波又一波地从一个掩体到另一个掩体，最终用尸体铺出一条逃跑的血路，这次失败迫使幸存者逃往索马里的东南部并再次进入意大利势力范围。

伊利格是一座坚固的要塞，从内陆一侧进攻非常困难，因此英国人进行了海上登陆作战，要塞的老旧火炮无法对英国舰艇造成伤害，58名苦行僧举着弯刀苦苦抵御着英国人结合使用炮兵、马克西姆和步枪的钢铁弹幕，全部壮烈战死。

毛拉的主力部队遭遇英军各种围追堵截，数次险死还生，恶劣境遇一直持续到英军的后勤骆驼变得消瘦，牲畜暴发疾病以及雨季来临，英军常规部队无法采取其他行动。

降雨再次救了毛拉，4月底，他本准备通过一条往东的路前往伊利格，现在不得不迁至意属索马里境内的格罗维建立据点。人困马乏的埃格顿只好于5月2日召回部队，结束了第四次远征。

毛拉再次逃出生天，尽管埃塞俄比亚人依然对他穷追不舍，但他还是且战且退撤回到了诺古尔山谷，追军因缺水不得不放弃深入。

直至1905年3月5日，毛拉经谈判获准在意大利势力范围内拥有自己的国家，暂时有了根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中，骆驼军团继续与苦行僧发生小规模冲突，英国人出于财政考虑完全撤出内陆，将势力范围收缩到海岸，不允许骆驼部队深入，却把枪支留给了亲英部落。这一政策使得毛拉的声望持续高涨，苦行僧能够藉由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获得更多的弹药和武器供应，毛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重建了自己的部队，6000名装备精良的职业战士追随左右，其中大多数是步枪手，拥有大量弹药。

1913年在杜尔·马多巴，也就是索马里的黑山，毛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以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颂歌致敬死去的英国指挥官理查德·科菲尔德，他在帝国尘土飞扬的边缘指挥了部队，却在与毛拉的战斗中被杀死，毛拉敦促科菲尔德在下地狱的路上告诉上帝：

“他们怒不可遏地惩罚他，长剑多么残酷地把他撕裂了。他恳求怜悯，当矛尖捅穿他的嘴，使他的“温柔言语”变得沉默时，他的眼睛因恐惧而‘僵硬’。痛苦使他无处不在，男人在他的尖叫声中辗转难眠。鬣狗吃掉了科菲尔德的血肉，乌鸦拔了他的血管和跟腱。”

当苦行僧开始与友军争夺牛羊时，科菲尔德违令轻率冒进。在杜尔·马多巴被一名苦行僧士兵击毙，他的手臂作为战利品被献给毛拉。这次军事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苦行僧的士气，科菲尔德是英国殖民者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殖民主义的打击。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科菲尔德是个笨蛋，不服从命令破坏了国家威望。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光荣牺牲。

席门波利斯要塞位置

英军突袭

1914年3月12日，哈桑一度袭击了柏培拉，准备彻底将英国人赶下海，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被触动核心利益的英国人终于下定决心成立索马里兰骆驼军团对抗毛拉的反抗。

他在艾因河谷80公里外席门波利斯处建造了两座两层楼的石堡，称这是与英国领土的边界。

1914年11月19日，英国骆驼军团在突袭该要塞时遭遇顽强抵抗。该地是索马里的制高点，在稳定的机枪火力掩护下，英军越过裸露的地面向守军发动攻击，三倍于敌的军团却被血腥击退。

占领堡垒

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英军消耗了3万多发子弹以及34枚炮弹终于拿下据点，他们一车撤毛拉又重新占领被遗弃的堡垒，直到骆驼军团在1915年2月的一次远征中完全摧毁了据点。

一位著名人士在此役中被流弹击中失明，关于这段历史详见往期文章《狗运英兵蟑螂命，经11次伤残多次空难不死，获封中将长驻中国 》。

直到1919年，尽管英国人建造了大型石堡来保护通向山丘的行程，但毛拉和他的苦行僧团伙仍在逃亡和抢掠。

1920年初，正如文首所述，英国人以协调一致的空中和地面进攻袭击了苦行僧的首都，毛拉本人衣角着火、堡垒被毁，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

但当他匆匆逃往奥加登后，又再次借助他的爱国主义诗歌和魅力重建军队，并完成了奥加登氏族的联合，重新拥有了与强权对抗的资本，不幸的是1920年12月21日一场流感为他的苦行僧运动画下了休止符，他享年64岁。

如今，武装分子有时用毛拉的话作为集会的呼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对摩加迪沙的干涉期间，毛拉那首科菲尔德诗抄本出现在城市。“说：'我惊恐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恳求的怜悯是不被允许的。' ”

西方评论家也常常把他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相提并论，他们引用他的诗“我想和你战斗。我喜欢战争，但你不喜欢。”声称其精神实质与近一个世纪后，在乌萨马·本·拉登1996年向美国人宣战的声明相近：“这些[穆斯林]青年热爱死亡，就像您热爱生命。”

然而，侵略者可能忘记了是谁把筷子伸进别人碗里。毛拉不是一个人，他的部队往往作为弱势者用血肉之躯扑向熊熊烈火，看似烧尽却如野草生生不息。终其一生，也没有采取极端手段实行恐怖主义的记录。

在各种复杂因素的驱使下，毛拉突袭了军事前哨以及他宣称范围的亲英部落，抢劫牲畜，并以残酷手段收税。但他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怖，而是将基督教殖民者驱逐出穆斯林土地，将各个部落统一成一个国家。

意占索马里

实际上，与意大利人在南部索马里发展种植园经济的举措比起来，英国对索马里兰的真正兴趣微乎其微。没有人试图管理那片无法无天的内陆。大英帝国只在重要的海岸线周围实施治理，很少深入“保护国”内地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民生。

多年后，当索马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里的贫富差距为该国的分崩离析埋下伏笔。当一个虚伪的日不落帝国褪去光环，给世界留下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反抗者被掠夺者丑化为恐怖分子，弱势者依然深陷泥潭！

在毛拉的旧战场上，过去的紧张气氛依然活跃，分歧十分复杂。自1990年代初索马里政府崩溃以后，索马里南部一直是军阀、恐怖分子和海盗的疯狂麦克斯图景。

毛拉的雕像曾经矗立在摩加迪沙，但抢劫者很久以前就把它拆了下来，卖掉了……

这真是个疯狂、疯狂、疯狂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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