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尤

◎颜桥

作为李小龙爱好者，见到这本传记，我是惊讶的，马修·波利为什么要花七年时间去写一本70多万字的李小龙传记？他的《少林很忙》，不少读者知道，乃是用一种“体验主义”的文体，去写功夫札记。一位美国人，进入少林寺的体制内，陌生新鲜的眼光，打量一切，无非是“异乡视角”，算不得研究。而这本李小龙传，体量庞大，单资料整理就达2500页，100多万字，作者还亲自采访了100多位认识李小龙且愿意交谈的“当事人”，做了大量案头准备后，作者用英语世界最为详实的笔记、书信、采访、口述以及相关著作，去“拼贴”一个真实的李小龙。

夹缝里的周旋与平衡

李小龙研究领域，最缺乏的是本类似《乔布斯传》的严肃传记，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随着叶问、李小龙相关影视剧的传播，又重新掀起关于李小龙亚文化热，李小龙在媒介描述的“人设”，是一种混杂民族主义与身体威力的神话，那个踢碎“东亚病夫”牌匾、赤裸上身、发出怪鸟叫声战无不胜的“东方巨星”，长期占据我们的大脑。以至于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李小龙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东方，功夫是民族自信的一部分，东方击败西方，这是一种刻板的神话。这种“纯粹民族主义”的包装，并没真实反映当时亚裔演员所处的困境。

李小龙在成为美国影星史蒂夫·麦奎因私人教练后，就一直说服他参与自己的武术电影，这也是当时亚裔面孔获得投资的唯一办法。麦奎因一直躲闪，在他的观念里，李小龙只是一个收费高昂的教练而已，逼急之后，他对李小龙摊牌，“面对现实吧……我不会让你踩着我上去的”。

1969年1月7日，李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我明确的目标》，“我，李小龙，将成为全美片酬最高的东方超级巨星。作为回报，我将以演员的身份提供最激动人心的表演和最优秀的表现。从1970年开始，我将享誉世界，到1980年底，我将拥有一千万美元。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并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幸福”。

显然，这是在史蒂夫·麦奎因拒绝后带着羞辱下写就，西方制作人并没看上这个带着英语口音的东方面孔，职业生涯停滞不前，而香港电影业，在关键点，给了李小龙一个缓冲区，像一片飞地。

香港媒体曾用一个词称呼李小龙“终极太平洋的中间人”（是对西化中国人的戏称），这个词很形象。中间人，也意味一种策略。李在《唐山大兄》票房出来前，并不急于与华纳签署协议，“如果票房大卖，他就可以借此提高谈判筹码”。李在与邹文怀合作，假意去找邵逸夫接触，同时放出邵氏要高薪挖人的消息，以此增大合作者的危机感，获取最大筹码。李曾对香港记者表态，“当派拉蒙发电报、打电话到香港找我，我香港的制片人认为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明星，我的声望肯定因此提高了三倍。”中间人是一种策略，这种角色，既合纵，又连横，在东方（香港）和西方（好莱坞）周旋有余，李尤擅长此种路数，利用香港票房增值，杀回好莱坞，重获青睐。

以往传记，总是把“东方的胜利”宣布得太快，而忽略了夹缝里的周旋与平衡，忽略了亚裔身份认同与职业突围的困境。这本传记的思路是还原主义的，只有把人放到娱乐市场的生产机制中，在东西方的夹缝里，如何让两方都需要，像一个摆渡人。《青蜂侠》里的加藤，按开初的设定，是一个通晓空手道的东方面孔，然而，他只是“主角的用人”，在某种意义上，李小龙扮演的不过是“西方人想象里的东方”。他迎合了一种机会，又创造一种全新的动作影像。

闯入者的动作美学

录像带时代，我反复用慢放观看李小龙的动作电影，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李的武打动作，与当时香港流行的龙虎武师为代表的“武打片”截然不同，甚至和同部片里的“对手”也迥异，像两套动作体系拼凑一起，犹如两个世界。李小龙动作更流畅迅速，接近真实格斗，又用了大量高踢、连环踢、腾空高踢等等，对手则戏剧夸张，体操套路一般。李小龙对于当时香港粤剧传统打斗颇不以为然，“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打……为什么他们的打斗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他要求贴近“真打”，拳拳到肉，这就与片场动作指导产生冲突，在《唐山大兄》里，动作指导韩英杰希望采用粤剧戏台动作、跳蹦床和传统套招对打，而李小龙“出拳踢腿太用力了……我的脸被他一脚踢中擦伤”。

李是外来世界的闯入者，要重新定义规则，他不仅仅要成为“演员”，他把自己看作是制作人，这又与控制方导演罗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那种港式松散的导演对剧组管理，被李小龙认为不够专业，两人理念乃至价值都水火不容，后期甚至出现几乎“动刀子”的不快事件。排除私人恩怨，更为本质看待，这种冲突不可避免，李是要夺回“影像控制权”，他希望在编剧、摄影、导演、布景乃至所有细节拥有发言权，这样才能做出想要的东西。

为了取得控制权，他对上施加压力，要求换导演或者干脆自己做导演，让动作指导不多干预，为了实现动作，不得不与底层的龙虎武师打成一片，“他会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用黄色笑话拉近关系，拒绝享受特殊待遇”，走群众路线，笼络人心。实际上，若没这种“片场政治”的胜利，我们今天看到李小龙式动作片，远非这么个人化的，他一步步把大脑里理想的武术电影实现出来。

即便今天看，李小龙很多电影构思都是超前的，甚至无法简单归类成“武打片”。在那个时代流行的“复仇模式”电影，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仇人被身体毁灭之后，矛盾也就消解了，暴力是本能性的，甚至是内卷的。而李构思的《无音笛》，主人公出发去寻找武术圣经，必须通过三次考验，分别象征自我、爱情和死亡，他的向导是一位盲人，名叫阿萨姆（象征自我的潜意识），在结局里，主人公虽然找到了秘籍，在李小龙修改后的版本中，他翻看了秘籍，“慢慢地，主人公拿起秘籍，一页页翻看，上面一片空白。这时，他翻到最后一页，里面嵌有一面镜子，他在镜中看到了自己”，这很有点禅宗“磨砖作镜”的味道，故事指向了“虚无”，暴力甚至是通往自我认知道路上的障碍，无音的笛子，如何倾听，全在你了。

这类剧作，由于不具市场和过度烧脑，制片人往往举棋不定，不被看好。但在美学上，它们往往是超越性和彼岸性的，远远抛开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的那个崇尚武力、带有血痕、秀肌肉的布鲁斯李，只是肤浅的局部，大众更愿意理解一种“刻奇”，符号化或神化李小龙，更扁平，也更易于传播。

死于中暑？对猝死之谜有新解

关于李小龙的猝死之谜，各种说法都有。本书作者提出一个颇为新颖的“解释”：死于中暑。

由于李小龙解剖的直接死因是“脑水肿”，香港神经外科医生将李小龙晕倒的原因归咎于大麻，但并没强证据显示大麻与死亡的相关性。加之李小龙生前，上过两份昂贵的人寿保险，吸食大麻可能是免赔的条件，所以在庭审记录中，当事人都尽量避免确认“吸食大麻”，这导致更多媒体的无端揣测，“死因”关系到多方利益与博弈。

本书作者提出一种新的推论，“中暑才是导致年轻健康男性突发性昏厥、癫痫发作甚至死亡的常见原因。在年轻运动员及士兵当中，因中暑而死亡的概率是3%到5%，它在运动员最常见的致死疾病中排名第三，在夏季最热的几个月内会上升至第一位”。

李小龙在死亡前一段身体表现，“呼吸困难，浑身颤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都符合中暑症状，“拍摄《龙争虎斗》时，他压力过大，身心俱疲。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的体重下降了18斤，体脂降至最低。他晕倒的前一个月，刚刚做了腋下汗腺的摘除手术，……如果没有这些汗腺，他的身体散热能力就会减弱”。作者认为，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医生对中暑的认识比现在有限许多，所以误认为是高烧，最后延误了治疗。由于当时医疗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已经无从深度探究。

总之，这本李小龙传记没有凭空武断，也没有继续“造神”，它利用各种史料支撑，尽量带给我们“真实版的李小龙”。我们不应停留在偶像或符号的光环中，却忽略掉真实具体、那个有血有肉、有性格也有弱点的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