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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改革的脚步声不时响起，相关讨论也早已甚嚣尘上。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透露，不少省份在上报央行的农信社改革方案中，要求成立省级超级农商行，甚至仅保留省上农商行一个法人机构。
在陕西，今年5月已成立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动作不断的西北大省，已走在了这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前头。
只是，事关县域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省联社的改革……这一轮农信社改革方向，仍有诸多未知。
而多位业内人士呼吁，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不应被忽略。
县域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受肯定
按照孙天琦的说法，在给央行上报的农信社改革方案中，不少省份想把全省的农信社拉直，从省级层面搞一个超级农商行。
在这种农商行的模式下，有些省份的方案里面，县上的农商行将保持法人地位，由省上农商行进行参股或者控股；有些省份的方案则是，全省就省上农商行一个法人机构，各县的联社、农商行都变成省级农商行的支行。
关于农信社改革，是否需要保持县域金融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一直是争论焦点之一。
而争论的原因，还得从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说起。
应该说，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目前仍远未被满足。2019年底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研究报告》显示，根据调研结果，全国31.39%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仅有18.38%的农户获得足额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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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在供给侧。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透露，我国信用社、农商行的存贷比大概在60%至80%，有的能达到100%，但对于国有商业大行的县支行，存贷比有的很高，有相当一部分则仅为30%至40%，不少仅为5%至10%，甚至是0%。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海洋表示，国有商业大行在各区县的支行其实更愿意在工商贷款、住房贷款业务上发力，在助农扶农、支农支小层面，因面临成本较高、风险较大的问题，发挥的作用有限。
因此，对于支农支小的农信社，在讨论上述各省份方案时，不少专家表达了不赞成的态度，认为搞成全省超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肯定要减弱。
“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信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孙天琦表示。
省联社走向何方？
此轮农信社改革备受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则在于对省联社的改革。
作为各省农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的省联社，诞生于2003年的一轮农信社改革，原本旨在解决各地农信社出现的“内部控制人”等问题，但在多年发展之后，自身问题也愈发凸显。
被诟病最多的，是省联社提名辖下农信社的高管之举，“剥夺”了基层农村信用社作为省联社股东的权利，呈现“掌柜”管“东家”的局面。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曾撰文表示，省联社改革存在4种模式可供选择，即统一法人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金融服务公司模式、联合银行模式。
那么，在省级超级农商行的想法遭遇众多反对意见之后，省联社改革还可能走向什么方向？
“不同地方情况不一，还是差异化（选择）吧。”曾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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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信合一支行负责人称，以陕西来说，今后的变革方向或将是逐步取缔省联社，最终目标是整合全省的县级机构，向秦农银行的方向发展，成立省市县三级法人结构模式。
这便是所谓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但上述陕西信合人士也表示，“这个目标很难达成”。
所谓的三级法人结构模式，就是成立银行控股公司（省级农商银行），组建市级农商行，与县级农商行（农信社）形成三级法人体制，形成“父子孙”结构的控股方式。
而另据一接近陕西省联社的人士称，陕西省联社改革的初步方案，可能会考虑以陕西信合为主体，另设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和科技公司。
要建立良好地方金融生态
今年5月初，陕西省宣布，成立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由省长出任小组组长。不少银行业界人士将这看作是，新一轮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改革首家启动的标志。
作为小组成员之一的陕西省金融监管局局长苏虎超向粉巷财经（ID：nbdfxcj）表示，目前方案还未确定。
尽管央行层面已多次透露，希望保持县级金融法人机构，包括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但一些新的动向也在各地上演。例如，不管是准备开业的徐州农商行，还是已获批筹建的福建邵武农商行，县级农商行的合并已有苗头。
在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和横山农商行合并为榆林农商行，同样在近期获银保监会审批通过。这被称为陕西信合史上首次两家县区级农商行的合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暗示了陕西之后农信社改革的一些趋势。
这背后，也有今年疫情下中小银行抱团取暖的原因。此前，中央已宣布下达2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以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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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陕西，由6家西安地方农信社合并组建的秦农银行，也被认为提供了另一种改革模式。《陕西省“十三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提出，要“支持秦农银行通过控股、参股，按照母子银行模式整合省内外农村金融资源”。
不过，一位陕西省人行系统人士表示，改革的方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改革来提升县域金融法人机构的公司治理，使改革后的农信社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力量，而不是基层金融中的负面因素。
孙天琦也认为，农信社改革，最终还是为了服务当地经济。“如果当地的金融生态太差，钱是留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