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中华字经班课堂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各类华文学校约2万所，华文教师数十万人，在校生达数百万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颇具规模的海外华文教育格局初步形成。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华文教育中的重要一环。”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创始人麻卓民说。
华文学校用什么教材
由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华文教材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华文学校教材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截至2017年底，3年内新编或修订4套共计43册主干教材，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同时，为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及中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组织编写了8套共计280册“本土化”教材。同时，3年来，中国累计向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学校提供了1300万册各类华文教材。
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每一所华文学校，如何选择适合的华文教材，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海外华文教学对象的中文水平、家庭语言环境、家长及学生对学习中文的目的及要求以及课后学习中文的时间等都存在差异。”德国汉园杜塞尔多夫中文学校校董王杰说，“以我们学校为例，会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选派不同的教师、选用不同的教材。目前，我们用的教材有《语文》《中文》《快乐汉语》《汉语乐园》《汉语》《识字与阅读启蒙》《幼儿汉字启蒙》。”
麻卓民介绍说，巴塞罗那华文教育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最早使用的教材是《汉语》。2000年之后，巴塞罗那华文教育开始有了快速发展，学校开始使用的是暨南大学编写的《中文》教材。“如今，巴塞罗那10所华文学校，教材主要是《中文》。《汉语》《中文》这两本教材对于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麻卓民说。
“《中文》图文并茂……设色简洁明快，色彩艳丽，配色和谐，符合孩子审美。”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老师如是评价《中文》。
教材多元化是发展趋势
虽然《中文》是不少华文学校的首选，但在王杰看来，“任何一套教材都无法满足当下海外华校学生从零起点到母语水平的不同需要，所以，海外华文教材的多元化对提高教学水平来说，是行之有效的。”
据记者了解，汉园杜塞尔多夫中文学校所用的《识字与阅读启蒙》由该校校长孙晓帆编写，《幼儿汉字启蒙》也是该校自编教材。
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选用的教材是《中华字经》《等级汉字》《中文》《汉语301句》等。“我们对教材的选择是经过长期教学实践摸索出来的，其中一个教学目标是希望孩子们在愉快、活泼的学习气氛中尽快认读汉字，尽早进入汉语阅读和写作阶段。”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校长李佩燕说，“根据学生年龄段的不同，我们所选用的教材的侧重也不同。比如幼儿班的学生需学习《等级汉字》《幼儿汉语》，4至6岁的学生可以进入‘中华字经’班，既学《中华字经》，也学《中文》。”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则自编中文和西语双语版《幼儿汉语双语教材(低、中、高三册)》。“自编教材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为更好地服务于新一代华裔的中文学习；二是为西班牙当地的孩子学习中文提供方便。”麻卓民说。
教材还有提升空间
随着中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海外华人对子女中文学习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
“早期，多数华人对子女中文学习的期望是可以用中文交流，学会用中文书写，处于将华文作为‘外语’或‘二语’来学习的层面。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文热’的持续升温，有些华文学校开始使用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王杰说，“在这种转变中，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的语言环境及教学时间均不能与国内同日而语，无法达到母语教材所设计的教学目标。因此，编写一套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母语教材海外版’是有必要的。教材应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同时加大学前识字内容。”
2017年6月，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举办了“首届华文教材研讨会”，就华文教材的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与会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中文》教材第一册没有编排拼音，而是有专门的《汉语拼音》教材。这样一来，一学年完成两册书的教学工作就比较紧张。如果再版，建议把汉语拼音与识字教学结合在一起；《中文》教材古诗词占比相对较少，希望再版时加大古诗词的比重……”麻卓民说。
麻卓民认为，华文教材是华文教育的工具，在华文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每个国家的华文教育情况不同，华文教材要‘因国而异’，同时要实行‘本土化’，更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