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茨威格自杀时的欧洲（乃至几乎全世界）正深陷二战的泥潭，无数人的生命已经盲目地消失在战火中，还有无数人正走在通向毁灭的路上；波兰首都华沙早已成为废墟，类似的命运正在未来不远处等待着柏林。而就在茨威格自杀的前一个月，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确认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尽管战争的结果依然扑朔迷离，战争的迟早结束和战后重建也在情理之中，但对于身陷其中的茨威格来说，他的欧洲业已“毁灭”，他的精神支点业已坍塌，“昨日世界”的逝去让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找不到一处真正让自己有“根系”感的地方。在遗书中，他说：
“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代表作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昨日的世界》等。
去世之前，茨威格以深深的眷恋之情为欧洲——他的“昨日世界”立传，成书《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在茨威格眼中，一战前的欧洲是“太平的黄金时代”，一切都在固有的良好秩序中运转前进，人们保持着乐观、自信的心态，对未来和必然的“进步”充满信心。茨威格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迷恋上文学，并一步步登上文坛。但所有这一切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破灭，渐渐沦为泡影，把“实现欧洲和平统一”视为使命、“毕生热烈追求人性和思想上的团结一致”的茨威格的人生之路由此转变，最终历经流亡、二战，在异地他乡的流亡中死于心碎与绝望。作为纪念，我们摘选《昨日的世界》中《欧洲的光彩和阴暗》一章，这是茨威格对自己意识到灾难将临时刻的回忆，是欧洲在光明之下有意无意忽视“阴暗”的时刻，就像茨威格在文中所说：“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原文作者 | [奥]斯蒂芬·茨威格
摘编｜张进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奥]茨威格著，徐友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
20世纪的头十年：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奏
我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生活了十年，我已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现在，我满怀新的、更有意识的喜悦之情来看待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盼望欧洲的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我们以为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而实际上，燃烧世界的战火已经临近，火光已经在望。
今天这一代人，是在灾难、破坏和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几乎每天都会爆发战争，而我们这一代人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直对世界上的人充满信心，要我们向今天这代年轻人描述当时那种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坚定信念，也许是很困难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充满活力，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代人感到自豪。在欧洲所有国家里普遍感觉到繁荣的生活已经开始。城市一天比一天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们在一九〇一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发展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了一九〇一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我每去一次，都会感到惊讶和高兴。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雄伟，商店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人们在各种事物中都能感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连我们这些作家，从书的发行量上就能觉察到本世纪初的头十年，这段时间虽不长，但书的发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些曾经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施，现在已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家庭。
英剧《唐顿庄园》（第一季）剧照。
自工作时间缩短以来，无产阶级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过上小康生活。到处都在进步，谁敢于大胆作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旧书或一张名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越大胆，越舍得出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越能保证赚到钱。无忧无虑的美妙景象笼罩着整个世界，有什么能打破这种景象呢？又有谁能阻止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迸发出来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富裕和美丽过；欧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除了少数老态龙钟的老朽，没有人对“美好的旧时代”依恋不舍。
除了最贫困的人以外，星期天没有人待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赛，同时也学习各种体育项目。假期里，人们都出门远游。不像我们父辈那个时候，放了假只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最多到萨尔茨卡默古特去。现在的人们对整个世界都感兴趣，想看看世界上是否处处都那么美，是否还有更美的地方。过去，只有那些有特权的人才能到外国去旅游；而现在，银行职员和小业主都有条件到法国、意大利去旅游。现在出国旅游比过去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主要是人的观念起了变化：有新的勇气，有新的敢闯精神，出去旅游才更大胆；在生活上节俭和谨小慎微是丢人的。这代人决心使自己成为更富有青春活力的一代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感到自豪，这一点与父辈们正相反；首先是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没有了，然后是那些年龄大的人去仿效他们，为的是不显出自己老相。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人们不再老成持重。妇女们甩掉了束胸紧身衣，再也不打阳伞和戴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她们把裙子裁短，便于打网球时两腿跑动；她们露出丰润的部位时，再也不感到害羞。风尚变得越来越合乎自然。男人穿着马裤；女人敢于坐在男式马鞍上，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再有什么需要遮掩和隐藏的。世界不但变得更美丽，也变得更自由了。
英剧《唐顿庄园》（第一季）剧照。
在我们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在习俗方面也赢得了这种自由，他们生活得健康又充满自信。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姑娘在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下，独自同男朋友一起运动，一起郊游，他们完全是一种公开的、自主的伙伴关系。她们既不害羞也不矫揉作态。她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们摆脱了父母严厉的监督，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她们当女秘书、女职员，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卖淫——旧世界唯一被允许的色情交易——明显地减少了。由于提倡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男女之间假正经的行为早已成为背时的东西。从前在游泳池里隔开男女的木板，现在陆续被拆除。男女不再忌讳，他们知道彼此长得怎样，也懂得人类繁衍的秘密。在这十年里重新获得的自由、大方和自然，胜过以往的一百年。
现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奏。一年里发生的事胜于过去的几倍，几十倍！一项发明紧接着一项发明，一个发现紧接着一个发现；每个发明和发现都以飞快的速度变成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每个国家都第一次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在齐柏林飞艇初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在前往比利时的途中，恰巧在斯特拉斯堡停留。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下面的人们热烈地对着飞艇欢呼，盘旋的飞艇好似在向这座有千年历史的教堂频频点头。晚上，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飞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满含泪水，激动万分。如果他仅仅是作为比利时人，那么他对这次德国的空难就会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是欧洲人，又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会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也会同我们一起分担我们共同遭受的考验。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欢呼雀跃，好像他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大家都为科学技术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的感觉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欧洲意识是我们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识，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飞机能够轻易地飞越国界，那么国界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关卡和边防岗哨就成了无用的摆设，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相悖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热切地期望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共同实现大同世界。这种感情的高涨像飞机的腾飞一样美妙无比。
有些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欧洲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那最后几年，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是真空，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繁荣和脉搏。空气会不知不觉地将时代脉搏传入我们的血液和内心深处，传入我们的大脑，并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吸取了力量。由于大家都有这种信心，那么个人的信心也就大大增强了。也许我们像今天的人一样，当时并不知道那股将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大，有多少风险。——可是，事与愿违。只有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心时代的人，今天才会明白，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倒退和黑暗。
当时的世界无比壮丽美妙，就像服了滋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这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敲打着我们的心脏。可是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深感幸运的事同时也潜藏着危险，当时席卷欧洲的自豪和信心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也许繁荣来得太快了，也许欧洲各国和各城市强大得太急促了，所以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个人和国家去使用甚至滥用自己的力量。法国的财富充裕，但是它贪得无厌，它还想要一块殖民地，尽管法国的人口已不足以维持殖民地的统治，可它还想侵略，差一点同摩洛哥动武。意大利觊觎着昔兰尼加。奥地利要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把矛头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国暂时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总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欧洲各国的头脑里都充满了蠢蠢欲动的热血。这些国家扩张的野心到处膨胀，像流行病那样传染，但同时也要有效地巩固国内的秩序。那些发了大财的法国工业家唆使同样肥胖的德国工业家，两家大公司联手合作。——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农场主和塞尔维亚农场主对着干；这一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暂时繁荣使所有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财富。
低估和忽视了危险
如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利用起恫吓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玩弄起这种手段。巨大的同盟国之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和平时期德国就征收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多余的力量必然要发泄出来。巴尔干的爆炸信号则显示出，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靠近。
英剧《唐顿庄园》（第二季）剧照。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惊慌，但是有一种不安始终郁结在心头。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总有一点点不安。难道战争果真会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们所知道的，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会党和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的人——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组织，还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另外还有少数几个反对国家统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一边，诚然，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单枪匹马，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很遗憾，知识分子通常抱漠不关心的消极态度。由于我们的乐观主义，我们在思想上不会预见到战争的来临，根本不会去想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当时社会名流写的重要文章，没有一人提到过战争问题，或者大声疾呼去告诫人们警惕战争。当我们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当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对于时局我们只发挥间接作用——认清这样的思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明智态度增进谅解和加强思想上的团结，我们认为这就足够了。并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对这样的欧洲思想最为拥戴。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周围；他们和老一辈不同，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
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热内·阿科斯、让·理查德·布洛克等人先组织了“修道院”文社，然而变为“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群热情的先驱战士，他们正在迎接欧洲主义的到来。欧洲刚刚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无比憎恨地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过去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坚定、有才华有道德的年轻人。在德国，魏尔菲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内·席克勒一起为促进谅解而热情地工作着；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于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处。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发来问候的是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盖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也不断传来鼓励。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还是到我们这里来吧！让那些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这些奥地利人是不要战争的。”是的，我们都热爱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热爱欧洲！我们坚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当然，我们没有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眼前的征兆，而是充满自信，这不正是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一切。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乐观主义，使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电影《1917》剧照。
再则，我们缺乏一位组织者，把我们的内心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来。在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人，一个高瞻远瞩的人。最奇怪的是，他生活在我们中间，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他一无所知，可是命运却安排他将来成为我们的领袖。我是在最后才发现他，这也算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遇吧！再说，要发现他很难，他住在巴黎，又远离闹市区。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写一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那么他肯定会注意到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刊上，大肆吹捧的诗人名字中，恰恰缺少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们的名字时进行错误的联系。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我从没有在《费加罗报》和《晨报》上看到有人提起诗人保尔·瓦莱里的名字；马塞尔·普鲁斯特是沙龙里的花花公子；而罗曼·罗兰则被视为知识渊博的音乐评论家。他们几乎都是到了五十岁才小有名气，报纸上略载一二；而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是在世界上这座新事物层出不穷、文学艺术全面发达的城市里不声不响地创作出来的。
斯蒂芬·茨威格（右）与其弟。
发现罗曼·罗兰
我及时发现罗曼·罗兰，纯属偶然。一位住在佛罗伦萨的俄国女雕塑家请我去喝茶，为的是让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时也想为我画一张速写。我四点钟准时到达，而我却忘了，俄罗斯人对时间无所谓。一位老奶奶——听上去，是雕刻家母亲的保姆——把我引进她的创作室，请我等一下。创作室里杂乱无章，只有四件小雕塑，我用两分钟就看完了。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我抓起一本书，不，我是顺手拿了几期杂志，它叫《半月刊》。我记起来，在巴黎是有这么一份杂志。可是，谁能自始至终注意这种小杂志呢？这些昙花一现的东西，一会儿铺天盖地，一会儿销声匿迹。我翻到载有罗曼·罗兰的《黎明》的那一期，读了起来；我越读越兴奋，越读越惊讶，这个如此了解德国的法国人到底是谁呢？此时，我反倒感谢这位姗姗来迟的女主人，使我能够读到《黎明》。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罗曼·罗兰是何许人也？”她也不清楚。只有当我把其他各卷搜集到手后（最后几卷尚在襁褓之中），我才知道，现在终于有一部不仅为欧洲个别国家服务，也为全欧洲服务的作品，一部为增进欧洲各国团结的作品；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诗人，他给我们带来各种道德力量：对爱的理解，以及想得到这种理解的真诚愿望，经过考验和鉴别的正义，以及对于艺术有关使命的坚定信念。
罗曼·罗兰（1866-1944），1915年诺奖得主，代表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这当中我想起歌德的话：“他学习过了，就能教我们。”我向朋友们打听他，维尔哈伦说，他能记得起来的就是，在社会党人的“人民剧场”演出过一出剧叫《群狼》。巴扎尔热特常听别人说，罗曼·罗兰是一位音乐家，他还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里发现了罗曼·罗兰写的十二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著作，和七八个剧本，这些作品都是由几家小出版社或者《半月刊》出版的。为了与他取得联系，我寄给他一本我写的书；不久他来信请我去，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除了我和弗洛伊德还有维尔哈伦的友谊外，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使我受益最多，在某些时候，这种友谊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人生中特别要记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闪亮得多。
所以，我第一次同罗曼·罗兰相见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坐落在蒙帕纳斯林荫大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层狭窄的盘旋楼梯，在他的门前，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宁静，这里几乎听不到林荫大道上的喧闹声；窗子下面是一座古老寺院的花园，只能听到风儿拂过树叶的沙沙声。罗曼·罗兰为我开门，把我引进那间书籍堆到天花板的斗室。我第一次见到他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那是我有生以来在一个人身上见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那双眼睛把内心深处的色彩和热情不时地放射出来，同时又暗暗隐藏着悲哀。在他深思的时候，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深沉；当他激动的时候，他的双眼闪耀着光辉。由于读书和熬夜，那双眼睛露出过度疲劳的样子，眼圈微微发红，唯有那一对瞳孔，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会奇妙地放出光芒。我打量着他的身材，不觉有点害怕，他个子很高，却非常瘦，走起路来，多少有点弯着腰，就好像长期伏案工作使他颈背变弯了。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看上去体弱多病。他说话慢声细语，好像他是爱护自己的身体。他几乎从不去散步，吃得也少，不吸烟也不喝酒，避免身体上的任何紧张。后来我才惊奇地发现，在他那苦行主义的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耐力啊！在他那似乎十分虚弱的躯体后面，又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劳动力啊！他伏在堆满纸张和书籍的写字台上，一工作就是数小时，他躺在床上看书，也是一连看数小时，他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却只给自己留下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允许自己唯一的放松就是音乐，他的钢琴弹得很出色，他那柔软的手指弹着钢琴，声音好像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手指引出来的。从前，我在室内听到过马克斯·雷格尔、费鲁乔·布索尼、布鲁诺·瓦尔特演奏的钢琴，这些名家没有一人像罗曼·罗兰那样给了我同敬爱的大师进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罗曼·罗兰》，[奥]茨威格著，杨善禄/罗刚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
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使别人感到惭愧，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熟悉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问题。他懂得音乐中的每个音节；甚至像加卢皮和特勒曼等人最最孤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乐家的作品，他都熟悉。同时，他积极参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他那间修道士式的简朴斗室就像一间照相馆的暗室，能够反映出全世界。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伟人都很熟悉，他曾经是乔治·勒南的学生，在瓦格纳家做客，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给他写过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承认自己真心赞赏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关键的时候他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他的书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向音乐致敬；第二，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实际上，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这些坏人一点顾忌也没有，我们却顾虑重重。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谬的东西，而同荒谬的东西作斗争要比我们的艺术事业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约翰·克里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
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
那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我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没有准备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的欧洲大战这个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是因为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练了他的心智。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作品，介绍我们邻邦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全德国，作旅行讲演。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关系和睦的象征，维尔哈伦——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伟大的德语抒情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恩哈德争取到维尔哈伦的一个新剧本，我们双方的合作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真诚、强烈和冲动。有时候激动起来，我们就陷入忘乎所以之中，认为自己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些文学家的宣言，而坚持走自己的险恶之路。世界局势经常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我在这里叙述的就是这种生活中的小插曲。说老实话，当时，我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可是我遇到的两件事，使我在不同程度上想到战争，并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第一件事是“雷德尔事件”，这个事件像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样，其幕后情节鲜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是一起极其错综复杂的间谍案的主要人物。我与他只是点头之交，我们同住一个区，只隔着一条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检查官T在咖啡馆里将他介绍给我，这位看起来和蔼可亲、很会享受的先生当时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自那以后，我们见面时会互相打招呼。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生活中间有许多秘密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对周围的人却知之甚少。从外表看来，这位上校同其他普通奥地利军官一样，可他却深得帝位继承人的宠信，被赋予重要职权。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负责破坏敌人的间谍机构。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作战争动员，把矛头指向对方。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机密的“进军计划”却被透露出去，卖给了俄国。倘若打起仗来，奥地利就会一败涂地，因为俄国人事先知道了奥地利进攻部队所有战术行动的细节，这个泄密事件使奥地利参谋部一片惊慌。身为军队情报局最高负责人的雷德尔上校奉命查出叛徒。这个叛徒肯定在军事最高层的小圈子里。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军事当局的能力，于是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独立去调查，它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外，为达到目的，还要开封检查所有来自外国的信件，不必有所顾忌。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雷德尔上校》剧照。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发来的一封留局待取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奥佩尔巴尔。打开信一看，里面没有信纸，却有六张或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的钞票。这个可疑的发现立刻被报给了警察局。警察局派来一名密探守在取信的窗口附近，只要取信人一出现，就立刻把他逮捕。
不过，眼下这个悲剧开始成为维也纳街头巷尾无所不谈的趣事。中午时分，那位先生出现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窗口里的邮局职员立刻向密探使眼色，向他发出报警信号，可是密探恰巧去喝早饮。当他回来时，别人告诉他，那位陌生的先生坐上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向何处驶去了。很快，维也纳人又演出了这场悲剧的第二幕，在那个时代，出租马车是一种时髦漂亮的双驾马车；马车夫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不自己打扫车辆，而是每个停车场都有一些“清洁工”，干喂马和冲洗车辆的活儿。幸亏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出的那辆出租马车的牌号；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岗哨都发出警报：马车已经找到。清洁工还描绘了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驶去的马车里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正是我经常遇到雷德尔上校的地方。另外，有人在马车里碰巧找到了一把小折刀，那位先生就是用这把刀拆开信封的。密探们立刻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扑去。可惜，人们描绘的那位先生已经离去。但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非常自信地说，那位先生就是雷德尔上校，绝不会是别人，他刚刚回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
密探被惊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但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突然都清楚了，为什么他去年派往俄国的间谍一个个被捕和判刑。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元帅那里。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向我叙说，赫岑道尔夫听过电话，脸色刷一下变得像白纸一般。他又把电话打到皇宫，进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在这期间，警方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无法逃脱了。当他准备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向门房交待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有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这一刹那，雷德尔上校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去，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在监视他，当他回到旅馆时，有两个军官随他走进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轮手枪。在这期间，皇宫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军队中十分不光彩的事。两位军官一直站在克罗姆塞尔旅馆雷德尔的房前，直到深夜两点从房间里传出一声枪响。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雷德尔上校》剧照。
第二天，所有晚报上都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宣布这位忠于职守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尔案件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人，致使这件事无法保密，人们也逐渐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揭开了雷德尔的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是个同性恋者，他的上司和同事竟无一人知道。他落在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这些勒索者最后逼他走上这条绝路。现在，奥地利军队一片哗然。大家都明白，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奥匈帝国也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直到这步田地，我们奥地利人才明白，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
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
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贝尔塔·冯·苏特纳，她是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出身于名门豪贵之家，青少年时代在自己的故乡波希米亚的城堡的附近目睹过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惨状。她抱着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甚至是完全杜绝战争。她写了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的集会。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是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炸药所造成的损害。当时她非常激动地向我冲过来，在大街上就高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是很安静、亲切的。她说：“怎么现在人们还不明白刚发生的事，战争已经开始。那些人再一次在我们面前掩盖真相，对我们保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这些事与你们的关系最大！站起来去抵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不能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婆来干，没有人会听老太婆的话。”我对她说，我就要去巴黎。也许我们真的会发表一份联合宣言。“为什么说也许呢？”她急促地说，“形势比以前坏多了，战争机器已经在运转。”虽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还是尽力来安慰她。
贝尔塔·冯·苏特纳旧照。
在法国，我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个老太太的预见是多么准确，她看到了未来。可是在维也纳，人们很少认真对待她的话。那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前往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几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散步，春风和煦，我们贪图欣赏春色，晚上回到住处时，两腿似铅重。于是，我们决定到十分安静的图尔城去看电影，过去，我曾在那里拜访过巴尔扎克的故居。
这是郊区小城的一家电影院，它不能与用闪光金属板和玻璃装饰起来的现代化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只是凑合修起来的一间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类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商贩，他们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们无拘无束地闲聊，同时向污浊的空气中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低劣香烟的蓝色烟雾，尽管室内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银幕上开始放映《世界要闻》，先是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照常闲扯和抽烟；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法国的阅兵式，人们仍没有注意；随后是第三个画面：威廉皇帝到维也纳拜会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银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维也纳西车站冷冰冰的站台，站台上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进站的列车。接着出现的是年迈的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准备迎接他的贵宾。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有点驼背，步履艰难。图尔人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出现在银幕上时，他们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沙龙式的豪华车厢打开了，威廉皇帝从中走出来，翘着高高的八字胡，穿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
纪录片《启示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剧照。
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刚一出现，昏暗的大厅里立刻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他们完全是自发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无不发出嘲笑，好像画面上的人侮辱了他们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刚看到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恨。银幕上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就把刚才的一切忘记了。当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剧，观众看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有人乐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那仅仅是一秒钟，而那一秒钟却被我看到了。我们曾做出过不少努力，想方设法促进国家间和民族间的谅解。可是到了关键时期，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动起来啊！
那个晚上我心灰意冷，一夜未眠。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巴黎，虽然我同样会感到不安，但不会这么激动。我觉得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外省，深入到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中间。几天后，我同朋友们讲起这件事，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怎么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过去也嘲笑过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但两年以后，我们与英国结成了联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从来不往心里去。”只有罗曼·罗兰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百姓越老实，就越容易轻信。自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并不愉快。”我们长时间地讨论起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这次代表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到底有多少人能坚持得住，谁能知道？我们已陷入一个群情振奋、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
罗曼·罗兰旧照。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些短暂的忧愁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样，一吹就散了。我们有时也想到战争，除了有时也想到死亡以外，其他的事想得并不多——我们也想到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那些事看来还很遥远。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太幸福了。我至今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闹剧，为了嘲笑“诗坛王子”，我们故意推举了一个“思想者的王子”，让一个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先贤祠前罗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似的在模仿滑稽作品的宴会上大吵大闹。当时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微风吹拂，送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还有谁愿意想那些不堪设想之事呢？当时，朋友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而且在异国——在“敌对国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
在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他歌颂过的机器——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的庄园里去看他，和他并肩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会不去呢？我也与其他朋友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同样是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几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现在我就回到奥地利去，找个僻静之处，赶写那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五年后才出版），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三大师传》了。然后，我再到维尔哈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就可以实现了。为的是在那里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德语作家同俄语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之际，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一个我们在其中接受教育、栖身卜居、安全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
原文作者 | [奥]茨威格
摘编 | 张进
编辑 | 青青子、罗东
导语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