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一桩凶杀震惊全国。
香港女性蔡天凤遭前夫一家杀害碎尸，手段相当恶劣，落网人数已增至七人。
再加上香港小报的细致渲染，让人汗毛直竖。
没想到香港电影里的情节在现实里上演了。
以及。
这个案件又会改编成一部奇案片吗？
就说最近，口碑颇高的香港三级片《正义回廊》，就改编自真实案件。
2013年香港发生的大角咀双尸案，凶犯周凯亮携好友谢臻麟，策划、谋杀自己的亲生父母并分尸。
光碟时代，这些奇案片更是无数人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从中也窥见了香港繁荣之下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凶案没有停止。
但那个香港奇案片喷涌而出的年代，也许不会再来了。
这个社会，有没有更加正常呢？
01
残忍
说吧，小时候你有没偷偷看过这些录像带。
看的时候只觉得惊悚猎奇，但身在内地的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案件都真实发生过。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改编自1985年澳门的八仙饭店灭门案。
《溶尸奇案》，1989年发生的空姐溶尸案。
《羔羊医生》，大名鼎鼎的雨夜屠夫连环杀人案。
《屯门色魔》，90年代发生在屯门区的连环强奸杀人案。
仔细查查你会发现，所谓的“香港十大奇案”几乎都有对应的电影，而且有的拍了好几个版本。
1993年，就一前一后上映了两部根据空姐溶尸案改编的电影，《溶尸奇案》和《郎心如铁》。
任达华在不同的电影里演了好几次“雨夜屠夫”。
奇案之奇，大多在于手段残忍诡异，侦破过程曲折，耸人听闻。
连环杀人、虐待、碎尸……
由于香港媒体的极度发达和高度自由，这些凶杀案都被事无巨细地报道出来，成为市民争相讨论的话题。
有热度，就有噱头。
于是一批主打“真实还原”的猎奇电影，纷纷诞生。
早年的标题党大概就是如此：
常规的，比如《香港奇案之纸盒藏尸》。
绘声绘色，“津津有味”的，有《人头豆腐汤》《烹夫》《人肉天妇罗》。
在内容上，重点渲染的是凶手恐怖的作案手段。
以至于很多奇案片非常血腥暴力，带着浓重的cult味。
《郎心如铁》里受害者的头在地上直勾勾地盯着观众。
《人肉叉烧包》里详细呈现了男主如何杀害一家人，并将他们做成包子的过程。
虽然如今来看道具和血浆都很假，但地面摆满一堆残肢的画面，还是深深伤害了很多人幼小的心灵。
（假装有图）
改编自“hellokitty藏尸案”的《人头豆腐汤》，详细呈现了铁锅炖头颅，食用内脏等重口情节。
往往与暴力双拼的，还有色情。
女性的柔弱和美色被极尽剥削。
比如很多奇案片会直接以“强奸”“奸杀”当做标题和噱头。
九十年代初期，是奇案片发展的最高潮。
特别是1992至1993年间，以《羔羊医生》《人肉叉烧包》为代表的奇案三级片，票房达到了1000万以上，赶上了《英雄本色》和《霸王别姬》。
在1993年，奇案片更创造了历史。
《人肉叉烧包》捧出了第一个金像奖三级片影帝，《郎心如铁》则让吴佳丽成为第一个三级片金马影后。
这样的电影无疑是格调不高。
1993年《南华早报》曾批评香港电影市场出现的奇案热，是片商在满足观众“窥奇求怪”的需求。
但越是俗的，越证明有广泛的需求。
香港的九十年代，社会心态膨胀、失衡，对未来失去安全感。
奇案片成为一个隐秘的宣泄口。
在这个时候，大家来不及去考虑社会影响，或者受害者家属的感受。
电影还会大肆渲染，凸显是“真实改编”。
比如在《羔羊医生》里，原罪犯林过云将女受害者身体部位切割并制作标本的习惯，被电影用道具极大程度地还原。
林过云，直接改一个字，林过雨。
但为了满足故事需要，很多情节又都是杜撰的。
影响最恶劣的便是八仙饭店案件里，凶手把尸体做成包子一直都只是传言，从未证实。
但此片一出，直接引发了港澳两地的叉烧包滞销危机。
过分吗？
当然。
但按照香港法律，只要遵从了分级制度，就可以上映。
至于伦理道德，那处于灰色地带。
1990-1994年广州著名凶犯罗树标连续强奸杀害19名女性，据他交代是受到香港“雨夜屠夫案”三级片的影响，模仿林过云犯罪。
但非常戏剧的是。
香港于1995年以他的故事为蓝本，又拍了一部奇案片，还起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名字：《广州杀人王之人皮日记》。
并且在电影中写到：真人真事改编而成。
02
愤怒
香港犯罪电影发展的土壤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高度自由和飞速发展的丛林社会中，光怪陆离的社会事件与黑白难辨的复杂人性。
二是分级制度，又确保了百无禁忌，大胆敢拍。
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香港奇案片具有两面性。
它有其残忍剥削的属性。
但同时，又成了一把大胆划开香港光鲜表面的带血利刃。
49年后，香港电影是对旧上海电影的翻版与移植，不断重复才子佳人的故事。
到七十年代城市发展，渐渐开始重视市民文化与当下现实。
能够引发全港轰动的社会治安事件，无疑是极好的电影题材。
1974年，麦当雄执导了基于香港真实案件改编的电视剧《十大奇案》，获得巨大成功。
虽然在当时堪称血腥恐怖，但现在看来很像是尺度大点的法制栏目剧。
同一时期，邵氏拍摄了以著名绑架凶杀案“三狼案”为原型的《天网》。
三狼指三个凶手马广灿、李渭及倪秉坚，在59至61年间连续绑架和杀人。
这部电影主旨在当下看来非常朴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电影的一大部分时间并非用来呈现残忍的作案，而是凶手落网、遭遇审判和行刑的过程，可以说有很重的警示意味。
1976年邵氏乘胜追击，拍摄了蔡澜、倪匡参与编剧的电影《十大奇案》。
内含三个故事：《灶底藏尸》《血溅吊颈岭》和《龙虎武师》。
彼时的奇案片虽然仍以法律教化宣传为重点，但已然透露出后来的发展方向。
比如开始渲染奇情、情欲，再比如使用恐怖片的拍法。
当然最重要的是。
它展示了一副香港底层画卷，那些孕育仇恨和暴力的角落。
这也成为后来奇案片撇去各种博人眼球的噱头之后，统一的底色。
八十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和开启分级制度后，电影创作自由度大幅提升。
一方面是观众“俗”的猎奇需求。
另一方面，是电影创作者借凶案，刺破社会的假面。
不是说，香港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吗？
不是说，香港经济发达，法治与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吗？
或者，香港真的是个善恶有报，付出就有收获的公平世界吗？
奇案片不是只有艳情和剥削，也开始生出反骨。
比如《纸盒藏尸之公审》，改编自1974年发生在香港跑马地的纸盒藏尸案。
16岁少女被发现藏尸街头纸盒，嫌疑人为中年男子欧阳炳强。
此案在香港造成轰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法治进程上重大意义，和至今难辨的疑点。
“纸盒藏尸案”是香港法庭首次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仅凭“科学鉴证”技术便将疑犯定罪，即找到了所谓的“犯罪物证”。
而嫌犯虽被判有罪，但他始终否认自己真正杀了人。
欧阳炳强是否是真凶，如今仍有争论。
在当时的香港，“科学鉴证”定罪也引发了不小争议，甚至出现了很多抗议行为。
《纸盒藏尸之公审》虽然有着强奸凶杀的噱头，但却在探讨“科学鉴证”不成熟的隐患，和法律公正问题。
电影里欧阳是否是真凶变得不再重要。
警方一边用着国外引进的最新鉴证技术，一边却对犯人用着传统艺能——刑讯逼供。
开头暴力凶案发生的场所，狭窄阴暗的楼道，是无数底层人每天必经的日常。
就像结尾男主放走的那只蟑螂，不过是在表达那些卑微无奈的命数。
如果纸盒藏尸案存在法律制造冤案的可能，《溶尸奇案》则是在探讨另一面。
真实案件中，两名嫌疑人本被判死刑。
但后又离奇翻供，男嫌疑人被释放。
那么，是否存在钻法律漏洞的可能？
在电影最后，吴镇宇令人发毛的眼神：
根据香港法律
任何上诉成功人士均不可再被同样罪名起诉
除非自证有罪
并要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有罪
在那部最著名的《八仙饭店》里，质疑和控诉以一种极端癫狂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表面上，它只是在呈现一种恶心和变态。
但切开皮肉，更切开社会的表象，释放出冲天的不忿之气。
不用说，杀人犯黄志恒当然是恶人。
那么在他对面的人又怎么样？
警长，每天带一个不同的小姐到警局指导工作。
黄志恒杀人手段残忍。
但警察逼供的方式不遑多让。
讽刺拉满的是，警察以办案为借口又吃又拿还不给钱的叉烧包：
人肉做的。
在全片的高潮——黄志恒夜屠郑临一家八口。
小时候看，只被这极度的血腥吓得捂眼。
但回看，你会发现导演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明暗两条线。
明里，当然是杀人。
暗里，你看。
这是一个极其重男轻女的家庭。
这和命案有关系吗？
有。
也许它不能决定是否杀人，但却影响着案情的走向。
因为母亲不耐烦地把女儿赶下楼，所以女儿看到了楼下的争执。
因为儿子吵着要下去，所以才有了接下来：
黄志恒抓住儿子为要挟。
就轻松让被抓住命根的母亲，乖乖找来钢丝，帮自己绑好了全家人！
虽然我们现在一联想到《人肉叉烧包》，就会浮现出黄秋生磨刀霍霍的画面。
但片中黄志恒一开始杀人，用的不是刀，而是用碎玻璃瓶：
和老板郑打架时敲碎的。
这说明他杀人并没有计划，只是一时动气，就抄起最近手边的工具，凶器都顾不上挑选。
他本来只是想报复老板，没想过要害他的家人。
一开始杀了人，是无意间失手。
等全部的怒火发泄完后，他才想起来，家里还有四个女儿要解决。
于是换了更顺手的工具：
刀。
将她们一个个斩杀。
手法单一，没有感情，就像平时在叉烧店重复的劳作……
不管是给了她们生命的父母，还是夺走她们生命的凶手。
讽刺的是。
在他们眼里，女儿都同样地无足轻重，甚至是累赘。
这是导演在血光之中，藏下的一个非常黑色的黑色幽默。
这种人间失衡，善恶无伦的情景，在主流商业片中，只能腹诽。
在三级奇案片中，才能呈现得更淋漓尽致。
03
回归
随着新世纪后香港电影的没落，奇案片也不能幸免。
没有了那种膨胀癫狂的商业属性。
奇案片不再突出“奇”。
而是冷。
2001年，拍出过《人肉叉烧包》的邱礼涛，拍出了《等候董建华发落》。
电影原型案件是1985年的“宝马山双尸案”，香港八十年代最严重的童党杀人案。
在香港读书的一对英国小情侣惨遭一群青少年虐杀，震动全港。
令人发指的是，两名死者身上的击伤达到了几百处之多。
其实早在92年，香港就以此案为蓝本拍过一部《宝马山奇案》。
这部电影走的是传统三级奇案路线，看它的另一个名字就知道了：
但这一回，拍出过《人肉叉烧包》的邱礼涛一改曾经的疯狂，变得冷峻克制。
不再大肆渲染残忍的作案手段。
而是将视角放在了落网之后的少年犯的命运上。
因案发时，有几位凶手尚未成年，按照当时的法律，要等成年后“待英国女王发落”。
但97年香港回归，他们的命运又落到了特首董建华的手上。
在时代剧变的当口，这些少年犯如何定刑，唯有漫长地等待。
导演借着少年犯的命运，表达着更复杂的情绪。
2009年，许鞍华导演以2004年的天水围灭门案为原型，拍摄了《天水围的夜与雾》。
一个来自内地农村的女子，如何在香港因丈夫家暴反复求助无门，最终和孩子一起被丈夫残忍杀害的故事。
当年案发时，香港媒体曾称其为“人伦惨剧”。
但在许鞍华这里，此案显然不是什么家庭情感伦理纠纷。
电影镜头记录了香港政府对处理家暴问题铺天盖地的宣传。
可到了实际中，女主又一次次没有得到关键切实的庇佑。
她最后一次回去接女儿时寻求警察帮助，但警察以家庭纠纷为由拒绝陪同，才最终导致了一家人命丧黄泉。
电影里，许鞍华尖锐地表达了对权力机关虚伪的控诉与不信任。
再到2015年，以湖南少女王嘉梅命案改编的电影《踏血寻梅》。
横扫金像奖13项提名，被视为港片本土精神的再现。
《踏血寻梅》的尺度当然够大，够三级。
它有大量的性爱场景和毁坏尸体的血腥镜头。
但这些镜头又并非是渲染和挑逗式的，而以非常冷峻写实的视角透露着残酷和悲哀。
这个来自内地的底层移民女孩，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么样的心境。
就像佳梅和她爱上的那位嫖客几次在酒店里的所谓“大尺度情节”，就足够明显：
佳梅处于镜头下方，呈躺倒的姿势，男人站起，用水将她淋湿。
虽然佳梅表情并无不悦，但这种低姿态，顺从地“接受”他将欲望放入自己的身体里，画面里，一上一下，也暗喻了两个人在感情上的不平等。
接着，他们在浴缸边的动作，更值得细看。
佳梅的两个手被箍在身后，像是献祭给男人的猎物。
而下一个镜头，是佳梅的手摸着花洒，她享受着与这个男人的亲吻、爱抚，她与这个男人“无偿”的性关系里，获得了虚妄的满足感。
一如她在这座毫无归属感的城市里，想要寻求的人生。
港片在拍犯罪时，犯罪行为本身，从来只是各种视角的出发点。
不论是《等候董建华发落》里，内地移民的母亲对女儿伤心地说：“是你要带我来香港的，还说这里是天堂，这里没有一个好人，连你也是一样。”
《天水围》里对媒体撒谎的警察。
还是《踏血寻梅》里表达的那种绝望感。
以及《正义回廊》里，媒体为搏版面的疯狂。
它们都在控诉着不同的“香港病”。
你会发现，新世纪以来，香港奇案片在淡化曾经的猎奇属性，更植根于香港的现实问题。
甚至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如果曾经的奇案片还在试图用激烈地方式进行规劝和批判。
如今的奇案片，比往日更显出背水一战的悲壮气息。
由于分级问题这些电影不存在于大陆上映的考量，所以，这些曾经边缘化的“三级片”，反而在如今承担起了香港电影本土性表达的重担。
但互联网时代，一部电影招致的舆论反馈是非常及时的。
是否对受害者极其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话题，也会全程受到舆论的跟踪。
去年，根据操场埋尸案改编的扫黑除恶电影《操场》一经立项便遭到了家属起诉，称未获得家属授权，担心乱编。
2018年时，韩国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暗数杀人》遭到家属起诉，称未取得同意，且片中的作案手法过于细节还原，导致二次伤害，最终制片方亲自向家属道歉才最终达成和解。
且不说是刺痛大众神经的极端案件。
就连张婉婷为母校几个女生拍摄的成长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在香港上映后广受好评，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青春经历，豆瓣上打出9.1分。
但上映后，片中的受访对象突然在网上和媒体上爆料，纪录片的公映并未得到他们允许，并涉及侵犯隐私，在争议下导演选择暂停放映。
公民的隐私，与导演的表达，边界应该怎样划分？
在今天的互联网文化下。
舆论正在博弈出一个新的规则。
相应的，过去香港奇案片的那种百无禁忌、极尽过火的面貌，很可能难以重现了。
就如今天的蔡天凤。
同样是血色的罪案细节，在爆炸式的传播后，很快引来反感，网友纷纷指责这种做法为“嗜血”。
不同的传播法则，影响了民众对暴力内容的容忍度。
新的电影创作环境，也决定了电影能呈现的尺度。
毕竟对于我们社会而言。
阻止案件曝光是相对容易的。
——比阻止案件发生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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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M就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