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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杰东,香港财华社自由撰稿人,德国留学生。
无论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总之美国人选择了川普。在柏林的我一觉睡醒,世界就变了。那个英国人(参见文章:《在香港做了多年财经记者 我为何要辞职去德国读经济?》)真是个乌鸦嘴,“英国脱欧不是世界末日,特朗普当选才是”言犹在耳。欧洲的小伙伴全都炸毛了:what?!!!
冷静下来回看整个事件,川普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这个在西方世界,那可是天大的事情,之前只要有人敢公开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尤其是政治人物,该道歉的道歉,该下课的下课。川普的胜选,让小伙伴们都觉得三观被颠覆了,但“沉默的大多数”最终选择了他。
其实川普胜选只是表像,揣摩选民的心理才是问题的核心。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他说出了他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那就是不要移民,把工作找回来。讽刺吗?有很多支持他的,是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而他们却反对自己的“同乡”跟过来,一是害怕竞争,二是想保护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看,我是美国人,你不是”。现实面前,人性总是那么地复杂。
川普虽然是个商人,但在支持他的选民眼里,这或许是个经过个人艰苦卓绝奋斗最终成功的故事。而且他可以在正式场合口无遮拦,用中国话讲叫接地气,与他们的距离近。反观希拉里,名校毕业,曾经是个律师,做过第一夫人、做过参议员、做过国务卿,但是对不起,你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最多只是个“上流人物”,更加无法改变我们糟糕的生活。“我是loser,我受够了你们这些精英来影响我的生活,我要改变”。这种情绪,又一次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得到验证。
而这种情绪,学界有个专门的名称“反精英主义”(anti elitism)。那么首先得弄明白,精英主义(elitism)是什么?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应该由少数一些在知识、智能和财富上具备优势的人来领导,主导社会决策,新加坡模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按照这个理论的主张,要承认在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应该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上”,相信专业的力量。
▲以华尔街金融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
这个看似很有道理,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往往是漏洞百出。精英主义本意认为应任人唯贤(Meritocracy),而且这当中社会流动的阶梯是畅通无阻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爬上了梯子,成为精英的第一代,不仅不愿意下来,而且要撤掉梯子,好让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传下去,变成要任人唯亲了。以美国为例,那些成为精英的父母,一辈子努力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成功传递给子女,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不用付出就可以继承家业。同样地,香港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当父亲送儿子到香港的一间名校读书,他告诉儿子:“你看,这就是当年爸爸的座位”。
那么精英制在操作中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成为精英,不单只与你的个人能力有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你所处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关系”,这些所有的“关系”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在香港,有个更加贴切的形容,“成功需父干”。这样的情况,全球都是如此,也更加是全球性问题。
中国人羡慕王思聪,梦想自己也有一个当首富的爹。“国民公公”、“国民老公”的称呼叫起来真是朗朗上口。虽然有时候语带调侃,但不可否认与他们“沾亲带故”的心理,借此而享受一些社会的优待。于是有人通常追求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东西,觉得傍上了大款,就算成功了一半。更可怕的是在有些地方,原来的底层大众一朝得势,马上换了一副嘴脸,加入“瞧不起”自己出身的那个阶层行列,“小人得志”的心态总是表露无遗。社会的价值观崩坏可见一斑,因为大家对“成功”的定义真的很不同。很可惜大多数人总在怨叹毕竟不是王思聪,说话的底气总是那么地不足,在与大人物的周旋中蹉跎岁月。
近期韩国总统朴槿惠身陷“闺蜜门”,起因竟是闺蜜的女儿在网上嚣张炫富。朴总统闺蜜崔顺实的女儿因为“马术特长”被韩国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录取,学校居然专门为她修改规章;她从不上课,居然也可以拿到文凭顺利毕业。这可惹怒了安分守己规矩上学的同校学生。学生门去抗议,逼得校长辞职。而膨胀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主居然在社交网站上放出豪言:“你们这些loser,钱就是实力,不然你们也骑马啊,与其在这里埋怨,不如去怨你们爸妈吧”。殊不知自己闯了大祸。这个事件,正是对所谓精英主义问题的经典诠释。
社会分层与阶级流动是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论述。说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稳定,要看人们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顺。目前的你,觉得向上的机会如何呢?
与精英主义相对应的,就是民粹主义(populism)。民粹主义我们在前文中提过不止一次,因为这成为欧盟目前最为头疼的问题。这个理论认为,社会决策应该由普通大众做出,即使做出的决定很离谱,很蠢很笨,那也是大众做出的。可是这个主张的毛病显而易见:他们无法解决专业性这样一个东西。
在欧洲,人们认为,每个人本来就是平等的,与你的资源与出身没有半点关系,无谓“上流社会”与“一般大众”的分别。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整个欧盟区,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所谓“大学排行榜”,欧盟里面的学生,可以随意到欧盟区的任何一间大学去交流学习,没有什么“好大学”或者“烂大学”的区分。这个,在美国社会和华人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理念,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如果没有了名校,我们奋斗的意义是啥呢?
而这样的反精英主义,集中体现在反全球化和开放边境的浪潮。为什么?因为在这背后最大的假设(也可以说argument)是,全球化令富人受益,穷人倒灶。在目前的全球化安排之下,各个国家致力于降低关税、减税,令生意越来越好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富人可以通过最佳资产配置得到最大回报。而穷人呢?资本全球化了,但是劳动力没有全球化,人不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他们只能接受沦为资本链中的一环,困顿其中无法自拔。所以精英主义的直接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根据非营利组织Oxfam的统计数据,世界上最富裕的62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最穷的那36亿人口所拥有之和;自2010年以来,最富裕的62人财富增长了5420亿美元,与此同时,最穷的36亿人口财富却缩水一万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50%的全球财富增长被1%的人所获得。
我们常常使用基尼系数来量化贫富差距的程度。可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事,往往比数据告诉你的更深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古人早就说过“富者有阡陌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在网络世界中你很容易发现,中国人总有一种仇富的无名火。凭什么你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而我每天拼命工作却只能维持生计?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只是基于某些原因,我们无能为力。
班里的英国佬以前在KPMG伦敦做税务咨询的工作,他说,那的确是份好工作,可是我觉得乏味。我每天要做的,就是埋在故纸堆里,千方百计想着怎么帮富人避税。他们赚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却几乎从来不用缴税。他说,这个很ridiculous(荒谬),不是吗?
是,可是又如何呢?谁让全球有避税天堂呢?避税天堂,名字好听,实则玩弄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如果你去翻他们的注册地,几乎一水的海外公司,包括那些我们熟悉的企业。这些地方中一个最有名的注册地,一个是英属维京群岛(也翻译作处女群岛),一个是百慕大。改了注册地,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离岸公司”。
而翻看很多中国上市公司的招股档,在“风险提示”一项中,一般都有这么一个条款,“可能判定为中国企业”,若被判定为“中国企业”,公司是要交高额税的,这个居然被堂而皇之写进正式档。以至于我当初拿着注册地的问题请教金融界人士,对方的回复是,这个太敏感,不能说。人们厌恶故意避税行为,原因在于无法接受在这里赚钱,却在外地避税这样“不厚道”的小动作。
苹果公司爱尔兰分公司今年8月份被欧盟要求补缴130亿欧元,原因是欺骗了政府补贴;而机构的统计显示,美国公司囤积在海外的利润多达2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至今未能就如何追缴达成一致意见。而这几年来,亚马逊、星巴克、麦当劳在税务风波中无一幸免。
关于如何应对极端的贫富差距,很多国家给出的对策是,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收,不过这些几乎无一成功。基本原因在于,决定是否征收富人税的,不是富人本人,就是富人的朋友。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如果你不能解决问题,我就用选票来惩罚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会胜出,为什么保护主义抬头,为什么要反全球化,为什么民粹主义崛起。
财富分配得是否公平,往往成为社会矛盾形成的根源。我们国家也曾因为在这方面走过另一种极端。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改变吗?现在看来,人们不是诉诸于极端,就是走在极端的路上。
在这里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最努力、付出最多的人得到合理回报;而且完全清晰,个人的成功,与其他人的支持密不可分。
或者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维护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公平正义”。
✎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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