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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为传播提供了可能的和必要的条件，其他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也促进了传播。这些条件中有些虽然在文化融合大发展、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显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但是在古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便会导致某些领域的传播无法进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文化传播的条件之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等文化水平的差异及其特色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文化上也有个互通有无，互相补充的问题。
传播媒介
中国汉民族文化相对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许多农作物，如胡麻、胡罗等被贯以“胡”字，说明这些农作物并非为当时汉民族所固有，而是与西域各国有着不解之缘。在生活习惯上，汉民族也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方便实用的风习。例如，汉末传入的胡床，发展到唐朝的椅子，完全改变了汉民族长期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又如，胡食的流入丰富了汉民族的饮食品种，胡食主要是面食，如烧饼、饺子等。
面食
再如胡服装束的流行，胡服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其特点是穿小袖、束腰的短衣、长裤和靴。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晋南北朝时胡服流行，终至一般群众的服装受到胡服的强烈影响，吸收了胡服袖窄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最后在唐代形成为汉民族的“缺骻袍”、“四袍”等袍服。以上情况正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说:“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不但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也同样如此。
《旧唐书》
元成宗元贞年间，原籍松江乌泥泾、早年流落崖山的黄道婆重返故乡，把崖州黎族人民先进的纺织工具与经验介绍过来，“乃教以做造捍掸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绒挈花，各有其法”。日本文化深受中华文化之影响，早已为历史所证明:日本从原始的部落组织演进为统一国家，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黑暗年代，给予日本文化洗礼、把日本从石器时代的长梦里唤醒的是中国文化；中国文物制度的输入，使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制度化，进入一个所谓的律令时代。
元成宗
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论述的那样:“日本上古时期在物质、精神两方面，国民生活的内容得以逐渐丰富，都是仰仗中华文化。但此种文化是经由朝鲜和乐浪、带方（今朝鲜）的汉人之手，顺其自然徐徐流入，其势极缓。后来日本的先觉者，稍读中国典籍，对中华文化想慕愈深，再也不能长待其自然的推移，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正是由于古代社会中日文化发展相差悬殊，才使中国文化能在日本传播。
中国文化
正式因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开始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并从宋代开始，有些文化传播到中国。日本书法艺术家空海和尚用篆、楷、行、草、隶五种字体创作的书法作品曾流传到中国，受到中国书法家喜爱，并被收入中国书法名家选集。独特的日本民族绘画大和绘也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受中国人的欢迎。绘有山水、人物等图案的折扇、软屏等更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很高声誉，在市场上也非常畅销，锋利的日本刀剑也大量销往中国。
折扇
由此可见，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文化之间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互相浸染、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文化传播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但是，不同层次的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接受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