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没有器具的发明和制造，就没有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也没有诸多圣人伟大的历史地位。这些发明和制造的器具不仅包括了生产劳动方面的，还包括了衣食住行方面的。此外，文字和礼法也是广义的工具中极其主要的部分。
人的欲望本性始终是指向人之外的所欲之物，这决定了它的实现不可能是在人之内，而必须是在人之外。所欲之物不是物，就是人，总之是天地人世界中的存在者。但人并不能直接地将天地间的万物直接变成自身的所欲之物，而是要通过中介，亦即手段和工具。它就是广义的技术。可以说，没有技术，人的欲望就不可能实现。技术是人的欲望实现的帮助者。
工具或者技术不是自然天成的，相反，它是人为的，是被人制造出来的。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对于工具技术的态度如何，但对于工具作为人类制造的本性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周易》甚至认为，从伏曦经神农到黄帝乃至到尧舜的中国古代文明史就是一个发明和制造器具的历史。
可以说，没有器具的发明和制造，就没有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也没有诸多圣人伟大的历史地位。这些发明和制造的器具不仅包括了生产劳动方面的，还包括了衣食住行方面的。此外，文字和礼法也是广义的工具中极其主要的部分。
如果说《周易》关于制器的过程还只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种独特的叙述的话，那么王夫之则把器的意义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他认为天下既非理，也非心，而是器。他主张天下唯器。由此出发，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他强调道不在器外，而就在器中。
王夫之的器是指天地间一切具体的个别的存在者，它既包括了自然的器物，也包括了人类的器物。所谓人类的器物当然就是工具和技术了。王夫之特别重视人类制器的意义。圣人者，善治器之人也。圣人的生活、思考和言说无非相关于制器这一唯一的事情，他的各种行为也只不过是和器打交道的各种形态。
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中，工具具有极为重要和宽广的意义。一种工具是对于自然的工具。它是各种简单的生产和生活的用具，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原始的机械。人们借助于这些用具，扩大和强化了自身手脚和身体其他部位的功能，用以改变或者重构自然，以期达到自身设定的目的。
这些自然性的工具的领域极其广泛，如采集、狩猎、种植、衣食住行等。按照工具制作材料的不同，人们可以对于中国的历史乃至一般人类的历史作出划分。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就是用各种工具的材料所标明的时代。
除了对于自然的工具之外，还有一种对于人类的工具。这主要是关于人类生活各种规则的建立以及相应的服从的训练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这种人类性的工具活动就是礼乐文明。这甚至形成了儒家的重要的思想主题之一。孔子将这类工具活动分为六种，亦即“六艺”。它们是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是人的教育过程最基本的技艺训练活动，它们直接或者间接地相关于器具的使用。但它们主要的目的并非针对自然物，而是针对人自身。这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为了改造自然，而是为了塑造人性。除了先秦的六艺外，后世的文人还特别强调琴棋书画的学习。它们都是对于人自身的技艺的训练。它既包括了身体的改造，如手的灵活运用，眼睛关于色彩、线条和构图的视觉，耳朵关于音色、节奏和旋律的听觉等，它还包括了心灵的提升，如专注、用心、超凡脱俗等。
作为器物存在的工具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作为对于工具的运用则是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对此，人们一般称为技术和技艺。
与自然打交道的工具活动是技术。技在汉语中本身就指人手的运用，因此，技术中的技也常常称为手段或者是手法。一种手的运动当然也是身体的运动。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技术始终相关于身体的直接性和体验性。
当然，技术也不只是纯粹身体性的，而且也是心灵性的。技术中的术被理解为方法，也就是工具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求人能把握工具，而且也要求处理人、工具与自然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需要智力的算计，更需要经验的积累。故任何一种技术的掌握都需要心灵手巧。
和上述不同的是，与艺术打交道的工具活动是技艺。技艺虽然也属于广义的技术，是身体和心灵合一的活动。但相较而言，技术更多身体性的层面，而技艺更多心灵性的层面。技艺的本性在于，它借助于身体对于工具的运用，将心灵灌注到物质上去。于是一个毫无生气的自然物具有了生命的意义。它不是一般的器具，只是成为一种服务于目的的手段，而是艺术品，变为了以自身为目的的存在者。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