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一统时期。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剧烈动荡的转型期，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在文化艺术层面的整合期。秦汉时期所形成的中央皇权的政治制度和治理国家的官僚体系，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进程。
为了更好的梳理清楚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本文从战国后期开始叙述，以汉武帝和汉宣帝为时间界线，分为周秦之变和两汉豪族崛起两大部分来阐述。
一、从战国七雄到秦汉一统
1、群雄争霸与变法图强
周朝时期的中原是分封建国的政治秩序。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征伐。西周初年的800多诸侯经过了常年的相互征伐之后，到了春秋初年仅剩170多个了，而到了战国初年更是仅有几十个。面对日趋激烈的争霸环境，诸侯们必须寻求富国强兵才能将自己的国祚传承下去。
春秋战国时期，源于落魄贵族、庶族和少量武士的士人阶层兴盛起来并开始在思想界和政治上崭露头角。百里奚作为沦为奴隶的虞国大夫，能被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赎出，可见当时列国君主求贤若渴的心态。战国后期，竹简普及并开始取代木牍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刺激了知识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主推了士人群体、尤其是寒门出身的士人规模日益壮大。诸子百家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甚至开始上演百家争鸣的盛景，各路流派均为诸侯们提供了自己的治国理念。
百家争鸣、诸侯争霸，在一系列角逐之中，法家学派逐渐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青睐。相较于其他诸子学派，法家明确提出要想富国强兵就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并指出传统周礼制度早已不合时宜的论点。法家认为国家富强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改变，建立一套不义血统出身、而以功勋大小作为标准的奖惩激励机制。在这套逻辑下，魏国率先变法并一跃崛起为战国初期的霸主。魏霸河西近百年，而秦不敢东出函谷。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
2、秦国后发崛起，一匡天下
魏国的强大刺激了周边列国纷纷变法图强。通过借鉴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发起吴起变法、秦国发起商鞅变法。齐国、赵国也先后发起过不同程度、不同侧重的变法。然而楚国因内部保守势力太过强大，吴起变法仅昙花一现；齐威王励精图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均没能进行全面彻底的政治改革。唯独秦国在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十分彻底的商鞅变法，并被此后历代秦国君主所坚持。
秦国变法，变的是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百里奚之法。先贤开辟的道路，早已聚集了大量保守的老秦人利益集团。商鞅所制定的法制涉及到秦地的民风民俗，惩罚措施过于严苛，商鞅本人不得善终。然而秦国此后却继续坚持了商君新法，奋六世之余烈，最终在秦王嬴政时期一扫六合，是为秦始皇。
3、天下一统而法制崩裂
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北击匈奴，建立旷世基业。然而大秦王朝并未按照祖龙的设想传承千秋万代，仅二世而亡。这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在统一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秦国变法最为彻底，这也是其能在战国七雄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因素。然而过分讲究战争效率的秦国，必须依赖掠夺外部资源、土地才能滋养内部的晋升机制正常运转。秦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将百越之地和河套地区占据之后，已经没了资源丰厚的外部可供掠夺了，法家机制由此出现了崩裂迹象。
当帝国的疆域毗邻的都是南方和西方的山地高原和北方荒漠草原之时，秦朝要想继续维系朝廷中枢和官僚体制，只有压榨百姓一条途径可走了。然而严苛的徭役、沉重的赋税必然将百姓的生活境遇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口。即便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铸十二金人，但是为了生存这一最为基本的需求，百姓们还是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起义推翻暴秦的。
4、楚汉争霸是旧贵族势力的重新回卷
秦灭六国之后，并未对六国贵族赶尽杀绝。在各国故地，依旧留存大量旧贵族去主持相关社会事务。到了秦末农民起义之后，这些旧贵族势力亦先后下场，参与到反秦大业之中。首先高举义旗的黔首陈胜称王之后，旧贵族们更加快了起事的步伐。最终项羽在巨鹿击败秦军主力、刘邦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由于陈胜败亡之后，各路诸侯在薛城会议中确立了项梁的盟主地位。项羽虽未被明确为项家继承人，但倚凭巨鹿之战的余威，还是自称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
项羽分封众诸侯，而非如同秦始皇一般在全国区域内建立直接统辖的郡县制。一方面是因为秦制在六国执行之时遭遇的剧烈反弹（当年秦国变法之初，亦引发百姓不适应）；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项羽势力尚未能占据一枝独秀的碾压状态，因此迫切希望得到大多数诸侯、也包括刘邦（这是鸿门宴项羽未下杀手的原因之一）的支持。只是当时的天下大势已经趋向于统一，更罔论秦朝十几年的统治对中原百姓的示范效应。最终被分封汉中的刘邦，北进三秦，以关陇为基地展开了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大战。
5、汉承秦制，但略有不同
项羽分封诸侯，是处于自身实力所作出的妥协。然而分封秩序的出现，导致法家争霸的逻辑再次符合了中原的社会现实。最终依托秦地百姓的支撑，刘邦东出，与项羽争霸。楚汉争霸，关陇的充裕粮草和兵源，分别支撑着韩信和刘邦开辟了针对项羽的两个战场，并逐步消耗了项羽的实力。西汉建立，继承了秦朝制度，但却略有不同。
首先，处于对秦朝和项羽灭亡教训的考量，刘邦在秦国故地和少数齐地设立郡县制。并将韩信、彭越、英布等合伙人册封或留存为各地诸侯，形成西汉初年的异姓诸侯王与郡县制并存的局面。其次，出于法家可打天下但难以治理天下的情况，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西汉初年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无为而治，因道家自称创始人是黄帝和老子，故而又称“黄老之治”。
6、从剪除异姓王到推恩令，循序渐进的大变局
不同于秦朝针对六国故地一蹴而就的制度改变，西汉建立之始就开始着手针对关东地区的分封势力。西汉初年刘邦登基之后，和吕后一起花了八年时间，分步骤的将能威胁皇权的异姓诸侯剪除殆尽，仅留下一个实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为了巩固汉室江山，刘邦与众大臣立下白马之盟，留下非刘姓不得称王的祖训，并将此前异姓诸侯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
西周初年曾通过大肆分封姬姓诸侯的方式，拱卫周室天下，然而却遭到郑国、晋国、吴国等姬姓诸侯打脸。随着年岁日久，西汉的同姓封王也不必异姓封王更可靠，甚至作为皇族一员的同姓藩王还可能存在篡权上位的野望。只不过汉高祖之后的几位皇帝都十分重视藩王问题，到了汉景帝时期的吴楚齐国之乱时，地方藩王面对中央已经露出全面颓势了。汉武帝时期以“雨露均沾”为名头施行推恩令，终于将同姓藩王的势力消解到郡县大小了。
7、秦汉帝国带来的地缘政治裂变
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分裂，秦汉时期的中原骤然统一，对漠北草原族群产生了剧烈的冲击。此前中原诸侯分裂，草原部落能够通过掠夺和交易的方式得到自己生活所需但草原稀缺的物资。然而当中原出现大一统局面之后，作为个体存在的部落力量太过渺小，因此遭遇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联合起来，这直接导致匈奴部落联盟的崛起。此前的漠北草原，即便存在一个势力强劲的部落，其余部落也不会甘心加入其中，因为上缴部分物资给部落联盟会导致自身物资的进一步稀缺。但当中原地缘压力传导到草原之后，加入一个强势的部落联盟就成为寻求生存的必然。
秦汉帝国的建立刺激了漠北草原上匈奴的崛起，但匈奴对秦汉之交的战略优势，同样倒逼汉朝的雄途霸业。汉武帝时，为了对匈奴形成战略优势并发动反击，先后布局耕耘河西走廊、辽东走廊，后来又进一步开拓西域。凭借文景之治留下的丰厚底蕴，汉武帝先后设立“汉四郡”、西域都护府，取得了对匈奴的地缘优势。
8、汉武帝的功过是非
汉匈争霸战争，从汉武帝开始始终由汉朝占据优势。到了汉宣帝时期，更是西汉王朝的顶峰时刻。汉武帝朝，一改汉初历任皇帝的“黄老之治”，转而开始独尊儒术。此时的西汉王朝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儒家反而开始逐步适应了新秩序的社会现实。继承自周礼天命观的儒家赋予了皇权以法统正当性的地位，而皇权则通过独尊儒术进一步加强自身统治的稳固。但同时，此后的中国两千年皇权社会中，皇帝采取的都是以儒家主导和解读天命法统、以法家逻辑进行制度设计和管理，形成了所谓“外儒内法”的基本形态。至此，从战国时期列国变法到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形态的出现，中原统治者在思想层面的变局终于趋于稳定。
可以说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又一位功勋卓著的千古一帝。然而这位西汉皇帝到了晚年却发布了一份名为《轮台罪己诏》的诏书，对自己的过错进行了自我反省，这是为何呢？原来由于连连征伐不休，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大宛等国的用兵，严重透支了汉朝国库，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百姓民怨四起。再加上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对西汉王朝造成了严重打击，为了平息民愤，汉武帝颁布《罪己诏》，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汉武帝在诏书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此时已被汉朝灭国）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同时仍要求各级官员提出补充武备的方法。
二、崛起于两汉的豪族阶层
1、豪族崛起于汉武帝时期
豪族是指先秦时期的士人阶层和旧贵族（掌握知识书籍、家学严谨）在西汉合流之后的群体，也包括部分豪商家族。西汉建立之后，旧贵族势力愈发消沉，但到了汉武帝执政后期，情况却出现了逆转。武帝晚年曾颁布《轮台罪己诏》，对自己穷兵黩武的行径进行了检讨，但却继续要求各地官员加强武备。连连的战争和严重的武备负担，造成中央财政压力巨大。这份压力通过加大赋税（农业税、人头税等）的方式，被转移到农民身上。这导致百姓苦不堪言，只得变卖土地给豪族，并卖身为奴，成为豪族的名下的租赁农奴。
由于朝廷中枢针对户籍有着固定的税赋额度，因此土地兼并和人口户籍的隐匿导致中央财政大量流失，进一步加剧了中央财政负担。如此恶性循环，到了西汉后期的豪族势力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境地。
2、王莽改制必然失败
西汉中后期，外戚势力开始抬头，而这些外戚家族往往出身于正在崛起的豪族世家阶层中。王莽家族，出自姚姓或妫姓，舜帝(姚重华)后裔、齐王田建(妫姓田氏)之后。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有先祖入朝为官。姑姑王政君身居后位之时，王氏家族成为权倾朝野的外戚势力，王莽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掌控朝政的。
作为豪族世家的一员，当汉室衰微，王莽做出一系列谦恭俭让、礼贤下士之举后，掌控社会舆论的豪族阶层迅速宣传其为贤君圣主，最终促使王莽顺利窃取大权。然而王莽篡汉建新支行，旋即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此时的中原社会，豪族势力做大，甚至到了与地方官僚利益交织一起的地步。王莽为了削弱豪族对皇权的掣肘，将改革的利刃对准豪族，意图削弱豪族利益，改变土地兼并和百姓卖身为奴的局面。然而此举不仅遭到豪族阶层的强烈反击，甚至同样得罪了底层百姓。莽新延续了西汉重税政策，不让百姓寄居在豪族名下，几乎等同于将他们逼上绝路。最终绿林、赤眉起义，被豪族集团支持的汉室后裔刘秀上位，建立了东汉王朝。
3、东汉与西汉的关系
从历史年表来看，人们很容易认为东汉是经历了王莽篡位之后的汉朝修正后的时期。但东汉光武帝刘秀并非通过政变形式上位，而是在豪族的支持下，真刀实枪打下的江山，只不过刘秀作为个体也是汉室后裔，故而依旧以汉作为国号。重拾汉朝大旗的东汉虽然等同于再造新皇朝，但同时其社会结构延续了西汉中后期和莽新时期的豪族壮大趋势。
由于刘秀创业时，得到了豪族们的支持，东汉从一开始就存在以六大家族为核心的豪族政治形态。邓禹家族（最显赫家族）、耿弇家族（三代为将的铁血巨族）、梁统家族（与东汉同寿的望族）、窦融家族（武将外戚频出）、马援家族（军事巨族）和阴氏家族（顶级外戚世家）始终贯穿整个东汉王朝的历史，深度影响了东汉朝廷。
4、豪族、外戚、帝党、宦官
东汉前几任皇帝，足够强势，能够确保朝政的稳定。但到了中后期，东汉皇权与豪族之间的争权日趋白热化。由于豪族的特殊地位，外戚长期出自豪族、尤其是六大家族之中。然而成为外戚的家族为了一家独大的把持朝政，也会出现同掌控朝臣的其他豪族翻脸的情况出现。
皇帝为了确保皇权，往往会扶持近侍宦官去对抗被豪族把持的朝臣。但当宦官群体势力强大之后，同样会产生自主利益倾向，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另外，不论是权力源于皇帝的宦官群体还是接受儒家学说熏陶的豪族世家子弟，均存在一些人秉承忠君思想而效忠皇帝，形成帝党。但总的来说，宦官和外戚势力在东汉后期的权力斗争中，由于拥有足够稳定深厚的基础，是造成朝局震动最重要的两方。
5、天灾人祸暴露东汉弊政
东汉末年，气温变冷导致中原各地降水变化，旱涝灾害和粮食减产促使饥荒爆发。然而忙于政治斗争的东汉朝堂无暇顾忌百姓黔首们的死活，权力中枢面对天灾人祸出现了反应失灵的情况。此时西汉初年被广为抬举的道家思想下沉到民间，成为民间救世疾苦的思潮源泉，天师道、太平道先后在民间发展壮大。其中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逐渐在蜀中发展，后来在汉中发展壮大。太平道教众更是掀起了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面对黄巾起义，东汉朝廷中央无力镇压，只得依靠地方豪强自行筹备军队进行抵御。最终，当黄巾起义尘埃落定之后，原先在朝廷中任职的豪族世家，演变成了各路豪杰。开启了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时代。
通过对秦汉时期的梳理，我们会发现秦国-秦朝至西汉武帝时期，中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枢朝廷的治国形式、统治思想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谓周秦之变。而自汉武帝之后的两汉时期，中国豪族世家的势力愈发强大，直接导致了三国（东汉末年和魏晋前期）那个传奇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