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火灾应该对人们有种警醒的意义:一方面它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处置紧急灾难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人类不断增长的建设能力和建筑野心,应该如何和文明社会的基本“安全”达到平衡
《财经》记者 熊平平 实习生 李昊 屈家桢 |文 朱弢 | 编辑
巴黎圣母院建于850年前,经受住了法国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依然屹立于塞纳河畔,成为巴黎千年历史的象征,渗透到巴黎这座现代城市的基因之中,连距离巴黎的里程都是从巴黎圣母院前面广场的“原点”计算出来的。
4月15日,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熊熊火焰在巴黎圣母院的屋顶肆意燃烧,其标志性的哥特式尖顶折翼坍塌。
这场大火发生在法国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6:50,起火位置位于教堂顶部塔楼,火势迅猛,一小时内火势蔓延至整个屋顶。经过约400名消防员在夜间作战以控制火焰,于凌晨宣布部分熄灭,在爆发后约9小时火情得到完全控制。
幸运的是,巴黎圣母院并没有重蹈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覆辙,除了屋顶及教堂内部装饰物被烧毁,建筑主要结构都被保存,珍贵文物悉数被抢救出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为巴黎圣母院重建筹集资金,数亿欧元捐赠也随之而来,这项修复将至少需要10年-12年。
“但巴黎已经毁容了,这座城市将永远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位现场祈祷的巴黎市民告诉媒体。
知名建筑设计师、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克扬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巴黎圣母院的毁坏情况并没有想象的严重,以当代建筑的修复技术,重建一个“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巴黎圣母院亦毫无难度。
但唐克扬指出,巴黎圣母院是一座非凡的公共建筑物,它以这种灾难性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是不同寻常的,心理上的影响远远大过建筑物的实际损失。
同时,这场火灾应该对人们有种警醒的意义:一方面它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处置紧急灾难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人类不断增长的建设能力和建筑野心,应该如何和文明社会的基本“安全”达到平衡?
《财经》:这次火灾对巴黎圣母院建筑本身的影响有多大?
唐克扬:截至我回答问题的时间,这次火灾的起因还没得到技术性的确认。初步调查的结果说是一个意外,是施工过程中的电气事故,但是很多人认为也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法国社会目前有着深刻矛盾的大背景下。一些人指出,起火时间实际上是修缮工程的下班时间,官方的说辞会不会是为了“政治正确”的掩饰?无论如何具体结论要等待法国政府的深入调查。
依据我刚刚看到的建筑内部照片,火灾的破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火灾中受损严重的教堂屋顶,木质屋顶下面的石质屋顶看上去似乎基本正常,只有一两处好像是塌陷了,从露出的间隙掉了一些东西下来,据说只有一扇玫瑰花窗毁坏,按法国媒体报道的说法,其他的似乎并无大碍。
但大火显然会带来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巴黎圣母院几乎是巴黎和法国的象征,它以这种灾难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使人油然联想起2001年的911事件,这种可怕的心理联想,远远超过火灾的实际损失。就如韩国2008年的循礼门纵火事件,作为古代首尔仅存的几座建筑物之一,大门当时被烧成一片废墟,它给韩国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远比建筑物本身损毁的影响更为强烈。
《财经》:巴黎圣母院有850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修缮,这次哥特式尖顶烧毁坍塌、教堂屋顶被烧毁掉三分之二,这部分毁坏的建筑,是哪个时期的建筑?
唐克扬:我记得最主要的大修是在19世纪中期由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主持的,建成之后可能经历过一两次改动。被毁坏的屋架应该是12世纪-13世纪的原构。
但其实看你怎么理解建筑“修复”(restoration)的意义,古建筑未必是铁板一块“原初”的含义。在往前的中世纪时期,建筑的修缮未必一定是“修复”的意思。所有建筑一定会面临一个朽败(weathering)的过程,但是逆转这个过程不一定依据我们现在说的“修复”观念。19世纪的建筑师提出了让古代建筑物恢复旧貌的倡议,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建筑的概念。
维奥莱•勒·杜克主导的这次修复,实际上也是在做一种对于“起点”的想象。他认为自己应该回到那个最早设计建造教堂的人的思路,但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他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在那时维奥莱·勒·杜克不可能有充分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他只是设身处地,从一种建筑结构本身的逻辑出发,恢复那个时候人们建造一座建筑应该遵循的路径,至于是不是完全重现“原貌”则是见仁见智的。
《财经》:这次火灾的重建修复工作难度大吗?修复后会是怎样一个样貌?
唐克扬:关于地标历史建筑的修复工作,现代历史上也不乏先例。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恢复,二战时,圣母教堂被盟军轰炸成了一片废墟,后来德国建筑师把废墟里的建筑材料编号之后,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地修复了这个教堂,现在去德累斯顿你就可以在市中心看到这个教堂。很显然,不可能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会归位到原来位置上去,所以现在看这座圣母教堂,有一部分就是崭新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废墟里面捡到的大件的建筑碎块,至于结构就不可能是旧有的结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尤其在中国、日本、韩国,东亚的古代木建筑的修缮中,也会凸显这样一种“新”和“旧”的对立统一。
所以将巴黎圣母院修复如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从技术上说,现代人们已经可以三维“扫描”一座建筑形成完整建筑物理信息的模型,依此,未来更有条件建造出一个看上去基本是一模一样的巴黎圣母院,比起维奥莱•勒·杜克在19世纪的那次大修,现在可能有更好的“修复”条件。但倒过来讲,我想这种从灾难开始又“修旧如旧”的完整案例会有另一层意义,它教育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建筑的外表并不是它的历史意义的全部,那种表面的“历史”恰恰是靠不住的。
《财经》:如何理解这句话?
唐克扬:即使传统建筑可以依照当代的技术建造出来,就像科幻小说里说的,用恐龙的信息复原出恐龙,但当代技术一定也会改变这种历史建筑的实质。比如说,未来经过修复的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结构,比哥特式建筑的结构肯定是更加优越,会出现一种新的物理层面的取舍,比如说,新的内部结构必然更加简明、更加有效,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损失了原有建筑的一部分信息?因为原有建筑的意义,既包括必要的使得建筑坚固不倒的东西,也包括一些现在看来不必要的“冗余”。
勒·杜克两百年前的大修,正是加入了很多我们并无把握的修饰,包括我们在很多描写19世纪巴黎的电影中看到的“怪兽”,旅游者眼中光鲜的细节,其实正是通过19世纪新古典主义者的手被重新塑造出来的,未必一定是最早的哥特式建筑应该有的面貌,即使有也不会像我们今天看上去如此的新。时间带来的毁坏实际上是这个建筑完整信息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过程,却因历史保护的需要,人为地改变了。所以将来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可能是一座“既旧又新”的建筑。
《财经》:巴黎圣母院在巴黎的中心,大火烧了超过半小时,消防队才开始抢救,为什么巴黎的应急反应这么慢?
唐克扬: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权威的信息,我也没有资格来评判巴黎的消防能力。
但可以肯定,木质建筑着火的速度以及火势扩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火灾模拟软件判断几分钟之内火势就会上升到最高的尖顶,消防队员没有办法上到足以近距离抢救的位置,水炮会进一步损害建筑的结构。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他们也不大会进到建筑里面去灭火,只能借助一些器械。
这方面而言,还可能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一个建筑建成的效率能不能跟它的安全系数相提并论?现实中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在国外上西方建筑史课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很早就跟我们提过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座摩天大楼里面的居民,危机来时需要疏散,你会有多快的速度能把全部的人员疏散出去?
答案是不容乐观的,或者说,如果突发大型灾难时巨型大楼或是几幢大楼都出现问题,一座城市往往不可能有这样的能量,去及时疏散扑灭灾情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在还要一往无前地建造巨大的建筑和城市,貌似无视极端灾难的后果?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现实中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伟岸和巍峨,其实以不可知的危险和潜在的危机为代价。不光资本主义的大城市如此,那些最初建造了大教堂的人,估计也不会想到它被摧毁时该怎么办。
《财经》:近年全世界时有国家级的文物建筑被火灾毁坏,比如韩国、巴西等,从一个建筑设计师的角度,对于历史文物,应如何此类防止意外毁坏?
唐克扬:冒昧的讲,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的,你会发现,没有历史建筑物能符合当代的“消防标准”——这种把一切文化问题都看成技术问题,对于解决技术问题有空前自信的现象,本身是一种现代事物。历史建筑的保护,归根结底是历史建筑到底还要不要使用的问题,如果要放进现代生活的语境使用,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隐患。文物保护部门和公众当然是有责任去促进文物保护的意识,但无心之失可以相对避免,但是蓄意破坏其实是不容易防范的——在十九世纪,包括维奥莱•勒·杜克之内的有识之士就看到,其实某些无知的“历史保护”才是破坏文物建筑的最大杀手。
刚刚讲过,建筑的“成”和“败”的两个侧面是不相称的:建成很难,但是毁坏容易。我觉得,也许这种突发的建筑灾难会对人们有一种警醒的意义:一方面会极大地促进灾难扑救技术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对于尚未建成的那部分城市,它会提醒我们,不可逆料也难以控制的建筑灾难,会提醒人们思考避免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认识到文明发展中,人类不断增长的建设能力和对灾难的预防、保护能力的极不相称的状况——我觉得这种价值其实也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