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记者 | 佘晓晨
编辑 | 文姝琪
晚上九点，正是盒马鲜生打折的好时候——在上海杨浦区的一个盒马鲜生店里，一群附近高校的大学生围在蛋糕柜旁，其中一人拿走了仅剩的三个蛋糕。
同一时刻，距离这家盒马100多公里的苏州市三元二村小区已经稍显寂静。小区建于90年代，有着苏州最老的菜市场之一。盒马关店的时候，在小区菜市场做生意的马姐和丈夫已经休息了两个小时。每晚七点，菜市场就全部关门了。
冬日的南方天气湿冷、天黑得很早。菜市场收摊后，街道的熟食店也陆续关门。但在夜幕降临之前，三元二村门口的街道会有两三个小时热闹的时间：傍晚五点，住在附近的居民们开始采购食物。到了六点，买菜的人越来越少，马姐开始等待收摊。“今天生意怎么样？”——“还是不行。你看，这么多菜，等会儿都要收起来。”
每天凌晨一点多，马姐的丈夫就要起床，从家里出发去进货。为了方便做生意，他们就近住在离菜市场只有500米的一栋楼里。夜里不堵车，沿着快速路开30分钟，马姐的丈夫可以到达苏州郭巷的一个集贸市场。批发每天的新菜之后，他再回到三元二村，顺路给长期合作的饭店送菜。
开车一来一回后，他们要在三点半开始理货，之后开摊迎接买菜的人。每天中午和晚上，丈夫从家里做好饭送到摊位，她负责卖菜，丈夫则负责后勤。
这也是大部分三元二村菜贩们的日常。但是，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却没人知道。
被挤压的菜贩
这些年，互联网改变了马姐在10平方米不到的工作空间里的生活：她用上了智能手机，卖菜的秤也变成了电子的，还能和摊位上方的屏幕互相连接。此外，带现金的顾客越来越少，马姐的口头禅变成了：“支付宝和微信都行，扫上面。”
但互联网对他们更直接的影响是，马姐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来买菜的基本上是熟客，而且一年比一年少。“以前一年能挣六七万，现在只能赚两三万，今年说不定还会亏本。”和马姐一样，多年前，菜市场入口处的张阿姨和丈夫从四川来到苏州打工，近两年生意格外的差。二十年里，最多的时候她和六七个菜贩共享一个大摊位，如今三个已是极限。
这种巨大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五十岁的马姐很难说清楚。社区团购、生鲜电商，这些名词对她来说都很陌生，她只知道，“网购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去年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一天能有千把块钱的收入。现在一天就只能卖出两三百，最多三四百吧。”对于如今的情况，马姐难掩失望。
生意下滑的同时，需要支付的成本并没有减少。十几年前，马姐在菜市场经营要付的年租金是几百块，现在则是一万六。一万六只是三个小摊位的价格，想要共享一个大摊位则需要花费两万的租金，因为后者靠近菜市场的大门，市口更好一些。
实际上，得益于三元二村便利的交通和密集的人流，菜市场总体经营如常。从苏州1号线的地铁下来之后，步行大约3分钟就可以到达菜市场。
但地铁站也在悄然印证着改变。检票出站后，一整排“食行生鲜”的生鲜柜非常醒目。这家总部位于苏州的企业，采用线上订购、线下智能冷柜自提模式售卖生鲜货品。截至目前，这家公司的生鲜柜已经基本覆盖苏州地铁沿线，设立了超过15个地铁站内公共自提点，同步进行的还有“智慧微菜场”项目。
生鲜柜只是这个菜市场的对手之一。年轻人已经很少做饭了，一进入小区，可以看到饿了么和美团的骑手穿梭在老小区的楼宇之间。附近居民告诉界面新闻，不少年轻人租住在三元二村，很多人在附近上班。
最近的新对手则是来势汹汹的社区团购：一个月前，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平台相继走进了这个小区，菜市场旁边的水果店已经变成了其中一个自提点。水果店店主告诉界面新闻，每天这些平台放在店里的单子大概有20个，大部分是上班族提前订购的，下班之后直接带回家，平台按照1元/单的价格给店主“寄存费”。
艾媒咨询报告预计，到2022年，社区团购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千亿级别。疫情让社区团购这种建立于熟人关系基础上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下半年开始，美团、拼多多、滴滴等平台在社区团购上加大投入，强势进攻下沉市场。
“下沉市场”成为近两年互联网公司的香饽饽。为什么要看中这个市场？互联网的渗透率更低、年龄层次更高、对于价格的敏感性也更高——在一二线城市人口红利已尽的当下，互联网公司们嗅到了巨大的消费潜力。
“打头阵”的打工人
2020年末，“社区团购”成为一个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词语。
大厂和创业公司的社区团购平台像网络一样延伸到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下沉的市场。而负责开发和维护这些网络的一线员工，则是社区团购最早的参与者。
去年10月，张建成为了一名地推人员，任务是帮助美团在重庆找到更多的团长。在业内，地推人员把每天的日常叫做“陌拜”，也就是拜访陌生的商家。每天，张建的任务是陌拜10个商家；更具体的KPI是需要找到3到4个有效客户（也就是那些有意向成为团长的人），如果今天没有完成，就要在本周内补齐。
这些数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对于新手来说并不容易。如果没有达到10个商户的数量，每少一个要被扣20元。张建说，很多便利店的店主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排斥那些卖东西比他们更便宜的平台，很多人还会认为地推是骗子。
上岗的第一天，他帮老手拎包、打下手，一起去便利店、菜鸟驿站挖掘团长。开发一个团长，张建可以拿到160元的提成，但前提是团长7天内的售卖金额要达到350元。“不要以为350金额很容易，平台产品单价比较便宜，一般客单价在十几元一单。客单价低，要人多或者复购多才能达到。”张建说，上岗四天之后，公司才能给他们转正的机会。
在外界看来，作为“打头阵”的人，社区团购平台的地推人员工资高、回报多，吃了不少红利。据腾讯新闻报道，2020年11月底，美团优选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连锁门店、地推公司和人力公司。自11月以来，美团买菜、美团优选大幅提高了在拉勾网、BOSS直聘等网站对地推人员的招聘力度。张建告诉界面新闻，为了扩招BD，美团找了很多中介，做满15天后介绍人可以得800元现金，做满30天可以拿到1000。
但到了后期，各个公司竞争愈加激烈，很多地方都被开发完毕，地推人员的压力随之加大。“你要一边挖掘新客户，一边担心团长能不能达到350的标准，达到才能拿到提成。要想达到目标，还得花时间动员团长拉人、宣传，或者干脆自己运营群。”张建认为，地推的工作“没有偷懒的可能，甚至要加班。”
而对于张建们来说，工作时长是无法控制的，“996”是常态。通常，张建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再回公司开会，经常到晚上9点也完成不了当天的目标，“没完成的要去抄话术”。另一方面，地推工作的开销也很大。除了自行解决一日三餐之外，通勤、电话费，这些都需要自己承担。
在地推工作中，极高的流失率已经是行业默认的事实。没干多久，张建便离开了美团，去了另一家社区团购平台做团长。离开之后，他发现，之前的同事们已经在向区县和村镇进军，晚上10点开会、凌晨12点工作都再正常不过。张健说，“能做2-3个月的都算是非常能吃苦的了。”
谈及离开的原因，张建认为，地推工作无法做长久，“公司开发完市场后就会抛弃你”。他曾听到BDM（商务拓展经理）亲口说，美团社区团购未来的计划，是像外卖一样“送货到家”。并且，地推人员无法同时担任团长——这意味着，地推工作中积累的资源都和自己无关。
视野之外的受益者
除了带去冲击，新的模式同样也让一些主流视野之外的人群受益。
一年多以前，一家社区团购平台进入了湖南邵阳县的诸家亭乡长铺村。这是一个不算发达、甚至有些落后的村庄——如果要买菜，长铺村的居民需要花2块钱坐班车去镇上；淘宝的快递则至少需要五天的运输时间，而且只能送到镇上。
几年前，李成从外地的大学毕业，现在回到家乡做基层工作，对村庄的变化感触颇深。长铺村的大部分人口是中老年，对他们来说，交通出行还是一个较大的难题。李成家所在的地方靠近省道，门口的路至今还是砂石路；再加上隔壁镇修了高速路，省道通行的车就更少了。
社区团购进入村子之后，当地人已经习惯提前一天在平台上下单，第二天前往村里的小卖部提货。村民们开始在网上购买家里没种的蔬菜、生鲜，还有那些小卖部买不到的“好东西”。虽然小卖部已经开了很多年，但卖的东西无非是油盐酱醋和小零食，和镇上的超市还不能比。
“提到社区团购，大家只会说城里出门没几步的菜市场，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农村人口怎么第一时间买到全国各地的生鲜食品？”李成甚至认为，社区团购的模式会是一场改变农村生活的革命。
在城市上演百团大战、网约车之争时，农村人口鲜少成为互联网公司竞争的主体。这个市场的特征是人口密度低、老龄化程度较高，效率至上的互联网公司无暇顾及。但现在，由于城市人口红利已被吃尽，村镇居民对价格的敏感度更高，社区团购平台们纷纷瞄准了后者。
除了低廉的价格和便利性之外，社区团购之所以能在下沉市场得到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熟人关系。在一二线城市中，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便利的互联网条件消解了熟人社会形成的条件，但在以镇和村为单位的地域，熟人圈子依然存在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在城市中，团长和群里的用户可能来自于一个小区，但并不互相认识，而在同一个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互相知晓。
李成家附近的自提点就是村里的小卖部。社区团购平台进入之后，小卖部店主自己建了一个微信群，目前群里已有143个人，大部分都是一个组的同乡（在长铺村，各个家庭又被划分成6-8个组）。在这个湖南的村子里，社区团购平台建立的自提点十分密集，李成告诉界面新闻，“基本上一个组有一个自提点，不到一千米的范围内就有一个。”
和城市里的团长不同的是，村里的小卖部店长并不懂得运营，也很少在群里推荐商品。但是，他积累的同乡资源也被平台的竞争对手们盯上——最近，小卖部店长开始分享其他平台的链接了。
每个个体都应被关照
社区团购依然在争议与风口中前行。
它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公司为了争夺流量，从线上转入线下，决策者们不断更新着开疆拓土的速度。他们的核心原则是：用最高的效率，赢得长期的胜利。
它同样也推进了供应链的改革与日常生活的变化，从长铺村的例子来看，社区团购的扩张伴随着物流的开发，“网上买菜”也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此外，生鲜电商部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蔬菜从供给端到菜贩手中，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商。越是下沉的城市，产品的流通会有越多的环节，从而产生更高的差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聂辉华曾向界面新闻表示，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对上游进行整合，与个体相比，它对上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
实际上，社区团购兴起于2016年，疫情加速了这一模式的发展。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12月，社区团购项目明确公开的融资金额已达到165.3亿元，比去年多出100多亿。2020年下半年开始，巨头的加码搅动了整个行业，阿里、腾讯、京东、滴滴、拼多多和美团悉数入场。
去年7月，美团正式成立社区团购部门，12月“美团优选”正式上线；在拼多多，社区团购成为高层强调的重点业务；6月上线“橙心优选”之后，滴滴在三个月内将业务拓展到四川、广西等7省市。
目前，社区团购市场集中在上述互联网公司和“老玩家”手中，例如兴盛优选、同程生活和十荟团等。但老玩家们的背后也都有巨头的影子：十荟团的三轮融资都有阿里参与，兴盛优选则背靠腾讯，近期又获得了京东的7亿美元战略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剑指参与这场竞争的互联网巨头。评论指出，互联网公司“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近期，社区团购行业再次受到监管的重视。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组织召开了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会议发布了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针对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对公司进行规范。
这无疑给各家企业敲响了警钟。美国学者尼尔波斯曼曾在《技术垄断》中对技术产品进行过概括，他认为，“人们接触到各种先进技术的产品，其运行的原理只有少数专业人员能清楚，我们敬畏高科技，在心理上却和这些仿佛有着独立生存规则的日常事物拉远了距离。”在他看来，效率至上派生出的官僚主义，使得人仅对效率，而不是其他的个人负责。
在商业背后，个人的体验不尽相同。从张建的经历中，商业带来的新机会足够新奇，但也让他失去了个人的时间；而在李成所处的湖南村庄，社区团购又让村民们感受到技术产生的便利。与此同时，对互联网的入侵束手无策的“马姐们”，同样是社区团购背景下的典型样本；而近几日不幸去世的拼多多员工，更是这个时代“效率至上”的牺牲者。
资本与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便利与秩序，但在大厂加速跑马圈地的今日，警惕“技术垄断”，关照技术背后的普通人至关重要——毕竟个体的生活最终才会构成历史的脚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建、李成为化名）
（如果你对本文有什么看法，欢迎添加作者微信交流：Charlotte-007）